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
1976年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三日，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晚10时30分，玉泉山九号楼灯火通明。叶剑英元帅卧室的门打开了，华国锋挽着叶帅的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他们坐在中间的沙发，将几张纸放在前面的茶几上。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共11人。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要华国锋主持。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政治局会议宣布今天晚上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然后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
叶剑英接着讲话：“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谈话，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说：“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叶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稳定局势的重要性。叶帅提出要像处理林彪事件一样保密两个月。这样中央可以从容处理“四人帮”在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的爪牙，局势稳定后再向人民公布。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并通过保留毛泽东遗体、建立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随后华国锋与大家研究即将召开的向高级干部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华国锋虽然认为全党与“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是在发文件时，仍留有余地，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
叶剑英说：”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国锋同志讲到要注意政策。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有步骤地、稳妥地实行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和有反必肃的正确政策。在这次斗争中，集中揭批‘四人帮 ”不要打倒一切，要坚定地目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上海是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四人帮’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但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上海的工人，上海的人民，觉悟是高的。希望上海的同志通过这次清除‘四人帮’以后，把上海的事情办好，把上海的革命搞好，把上海的生产、工作、战备促上去。”
这个政策，保证了顺利解决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认为，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和指挥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调到北京后，还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兼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他们控制上海十年。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历来看不惯他们那套，当面就和他顶起来。张春桥指挥不了部队，就在上海抓民兵，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二武装。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丁盛调到南京军区。丁盛到了南京和上海打得火热，常往上海跑。上海做了准备的，已大量买了鞭炮，准备了上台后放映的电影。发了枪，发了电台，准备搞武装叛乱。
华国锋认为：“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的造反派和‘四人帮’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具体办法，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就叫马天水和周纯麟两个人来。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
华国锋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警备区司令，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同志。
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会不会生疑而不来呢？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汪东兴提议：一架飞机，从上海起飞，再到南京接他们。
华国锋：可以。
汪东兴明白，丁盛和上海关系好，同时通知上海和南京军区，这样不使上海生疑。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10月7日上午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玉泉山开会，向谷牧、王震等副总理通报“四人帮”已隔离审查的消息。谷牧激动地和苏振华拥抱。会上，苏振华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同志到上海了解情况。
同日下午，专机到上海接马天水、周纯麟。马天水接到要北京开会的电话时，满腹狐疑：每次中央开重要的会议，张春桥、王洪文都会事先打招呼，讲讲方针、对策，而这次却没有。从1976年1月到10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与王洪文通话102次，同张春桥通话44次。马天水于是将住在同院的徐景贤、王秀珍找来商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感到突然，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们一起做了布置、安排后，马天水才不得离开上海。飞机到了南京，马天水一见彭冲上来，就问：”去北京有什么事？”彭冲说：“我还不跟你一样？”便不再吭声。随后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丁盛也上了飞机。飞机到济南又接上山东、济南军区领导。同时中央派出专机又将湖北省市的负责人和武汉军区负责人接到北京，一起安排住在京西宾馆。
华国锋首先派人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和书记许家屯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
彭冲一听激动难抑。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剔除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华国锋接着说：“‘四人帮’到处串连，对江苏实际上就是要把你们两人搞掉。他们说江苏的南京反革命事件就是你们策划的。”
汪东兴说：”彭冲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我们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因此先告诉你们。”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到京人员会议，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场，唯独没有王、张、江、姚四个人，惊讶之余，故作镇静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如常。
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首先宣布中央已于6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已经通过四项决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建立毛泽东纪念堂的决定；出版毛泽东着作的决定。
听到这个消息，到会的同志绝大部分都欢欣鼓舞，周纯麟高兴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马天水傻了眼，两手发抖，抱头闷坐在那儿。
叶剑英等会场安静下来，请华国锋主席做重要讲话。
华国锋说：今天，我们这个会是向大家打个招呼，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政治局决定分别向同志们打招呼。我讲了以后，政治局其他的同志讲。
他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是“四人帮”，搞阴谋，篡党夺权。他们不是现在才结成的，毛主席在世时就结成了“四人帮”。
然后他系统介绍了毛主席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汪东兴插话谈及毛主席对华国锋的选用：我向主席说，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讲，你赞成吗？我说，我举双手拥护。主席讲，第一，他有一个省的全面工作经验，工业、农业、财贸等，到中央工作了几年。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宣布第一副主席，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们要贬低华国锋同志，抬高他们自己。他们要分裂党，搞阴谋诡计，不要“三要三不要”。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其实是我在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词里他们不写，却在社论里写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0月）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他们大造舆论，他们靠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迫不及待地插手各地。他们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江苏打不开，说要派人去搞。
他们自成系统，自搞一套，想大换班。他们搞修正主义，搞阴谋。主席在时，他们就搞，主席病重逝世后，“四人帮”结得更紧了，迫不及待地搞反党活动。中央政治局为了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让修正主义在我们手里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毁掉，政治局决定采取坚决措施，一致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然后全会通过，要大家心中有数。全国绝大多数是拥护的，陈锡联同志给解放军打招呼时，有的当场晕倒。我们相信全国是会搞得更好，有信心搞得更好，再拖半年受不了，国民经济也受不了。
陈锡联说：《光明日报》4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讲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是很清楚的。“四人帮”砸不烂不行。
李先念说：共产党员给主席去信，反映一些问题是对的，像新华社朱穆之等三人给主席写信，反映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期间的讲话和问题。可是对朱穆之批判到现在也没有结朿。朱穆之是中央委员，追悼会把朱的名字也划掉了。
彭冲说：搬掉“四人帮”这个绊脚石，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今后可以安心搞建设了。
马天水始终不发一言。
会议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马天水脸涨得通红，提出两条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工作
会议一直开到8日清晨。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然后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话不多，字字有千钧重。马天水心中一沉，不是刚宣布不准打电话吗？
华国锋回身，对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启才领会是让他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会意地点了头。
马天水心中惊讶，华国锋真厉害。有周启才在旁边，他哪敢对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的真实情况。
路上，周纯麟、马天水、周启才同坐一辆车，周纯麟故意敲了马天水几句：”你今天为啥不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啊！你连记录都不做，回去怎么传达啊？”
马天水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周纯麟说：”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上海的大事，今晚大家者P还没来得及发言，明天你可要好好表个态！”
马天水却说：“这些材料说服力不强。毛主席死了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那么坏吗？我不同意把他们抓起来这种办法，就是有错误，也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有检讨改过的机会嘛！难道四个人都是一样的错误吗”
周纯麟说：“华主席、叶副主席讲话时，材料都说得很清楚，证据确凿，你又不是没听到。他们谋害毛主席、反对周总理，难道还是假的吗？你对他们的不少事情都是很了解的吧！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马天水、周纯麟、周启才到京西宾馆，一起上楼。周纯麟回到自己的房间，周启才跟着马天水进了套间。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已等了一夜，正心急火燎，他不了解中央开会的内容和情况，一直不能向上海报平安。
马天水一进门就对房佐庭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徐景贤的电话接通后，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虽然对中央的处置不满，但是他当着周启才的面不敢造次。
徐景贤在不安中急切问：”北京怎么样”
马天水说了一句“很好，很好”就放下了电话。
周启才返回玉泉山五号楼，向华国锋、汪东兴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