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命令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又派周启才监视他，为稳住徐景贤、王秀珍，击破张春桥事先布置的在上海的武装叛乱，赢得宝贵的时间。
周启才刚走，马天水马上变了个人，气急败坏对秘书说：你找不到人，人已被人家隔离了。一会儿，他又说；材料不足，江青的材料，生活上的多，王、张、姚没有什么材料。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我看是先搞起来再搞材！
他垂头丧气地说：我可能回不去了，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看来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他向秘书交代任务：如你能回去，要转告徐景贤、王秀珍不要乱来，乱来是要受镇压的，要搞“合法斗争”。
他幻想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后，将来还能分配工作。说：我要求调动工作，到西藏去，到新疆去，你如果能回去，我的家属要照顾一下。
他盘算如何对付眼下局势，连说：很难表态。表态难，不表态也难。表示拥护吧，回家怎么说，不拥护吧，恐白回不去。
华国锋在考虑，政治局内由谁来做马天水的工作比较合适？东海舰队驻在上海，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不怕上海闹事。倪志福是上海人，又是工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他决定，先由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的工作。上海的班子一定要换，时机成熟时可以派苏振华、倪志福接管上海市委。
8日下午，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先到周纯麟的房间，向他了解马天水的情况。周纯麟汇报：马天水情绪不好，一上午没有起床。还是坚持说材料不真实，说服力不强，昨晚马天水在车上自言自语道：“看样子我是回不去了（指回上海）。”
他们仔细商量后，一起到马天水的房间。马天水仍转不过弯子来，提出要见“四位领导”，说中央没有采取隔离审查的必要，强调要分清两类矛盾。认为这些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范围里批判、检查，帮一帮是需要的，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一下，将来应分配工作。
周纯麟批评：”讲法不妥。”
马拒绝说：“我的调子不能再高了。”
苏振华严肃指出：“马天水同志，你在‘四人帮’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现在你必须转变立场，不然你将犯更大的错误甚至犯罪！希望你能猛醒。”马天水仍然执迷不悟。
谈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共同研究。周纯麟提出来：马天水虽是上海的总管家，现在他乱了套，不如让徐景贤、王秀珍来京解决问题。苏振华、倪志福考虑“四人帮”上海余党可能狗急跳墙，为了打乱他们的阵脚，揭露他们的阴谋，同意周纯麟的建议。
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又开了一夜，江苏、山东、湖北各省和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人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气氛极好。只有马天水仍然情绪消沉，不讲话。
临到最后，马天水才发言，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停地问：“这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是不是一定要用抓起来隔离审查的办法？应该给四个人考虑的时间，中央是不是再给一些材料看看。”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他再见见他们，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马天水坚持认为，这是人民矛盾、党内矛盾，在一定范围里批判检查一下，帮一帮是需要的。对他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内认为中央这样做是“阴谋”、“政变。”但是这话他绝不敢讲出来。
周纯麟打断马天水的话，指出：“上海的问题能否处理好，关键在你马天水身上。你对他们的话是坚决执行的。”到会各军区、各省市的负责人对马天水的表现、发言也十分不满。
会议又开了一夜，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才结朿。
在返回住地车上，周纯麟厉声斥责马天水：“你今晚在会上讲的什么东西，主席健在时就说要砸烂‘四人帮 ”你还讲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至今执迷不悟，回去之后如何向上海人民传达？！”
马天水闷声不语。
飞机不停地起落，各省市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先后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不耐其烦地一遍一遍讲。到9日晚，中央打过招呼的各省市、各军区已近一半，而且和上海邻近的江苏、山东、江西、福建省都已谈过，大家都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情绪很高。以前到北京来开会，上海后台硬，经济实力雄厚，大家见了马天水格外热情。现在没有几个人理他的。马天水形单影只，好不孤立。苏振华警告他再走下去要犯罪，这令他胆战心惊。渐渐，马天水的态度也有变化，不像刚来时那么对立，走路时低着头。
华国锋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恰逢其时
10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通过上海8人小组得知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消息。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纯麟刚坐下，李先念马上就端个椅子，隔着一个茶几，坐在他的对面，详细具体地询问了关于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情况和上海民兵的情况。周一一做了汇报。
接着，李先念非常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
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李先念追问道。
周纯麟回答说：“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被抓起来后，他们没有打旗的了。在上海有哪一个人能挑头，就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不行，树不起来。而小干呢，就是他们可能利用一下民兵，把我们警备区的机关冲垮，或把我们上警的几个领导同志抓起来。”他稍许停了一会儿，又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地把‘四人帮’的罪行向上海人民群众公布，使群众不再受蒙骗。同时，最近这段时间，要尽可能保证上海方面的生活供应，稳定人民群众的情绪，不让他们有任何空子可钻。”
李先念又问：“市委有没有军事人才？民兵指挥部里有没有军事指挥人？“
周纯麟说：”市委常委有一个副司令，民兵指挥部里有一个副政委（都是他们的人）。”
接着，他又把马天水这几天的表现情况做了汇报。这时，一位中央领导问：“徐景贤、王秀珍能来吗？”周纯麟说：“中央要他们来，恐怕会来的。”
“那谁打电话通知他们比较好？是中央办公厅打呢？还是你们自己打电话？”
“还马天水电话比好。”
当即，华国锋拍板同意。
华国锋知道马天水在上海的地位。让马天水通知他们，既保证他们能来，又不会节外生枝。徐景贤、王秀珍来了，不让他们马上出席政治局会议，表示中央对他们的冷淡。冷淡就是一种威慑。先让马天水、周纯麟做他们的工作，这样阻力小，还可以摸清情况。然后再让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和他们谈话。等他们态度转变了，政治局的同志再见他们。华国锋准备让苏振华、倪志福在时机成熟时接管上海。
9日晚上，马天水奉令打电话告诉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中央要你们两人来北京开会，空军会派飞机，情况来了会清楚的。徐景贤在电话中汇报了下午上海收到中央15号文件，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起草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马天水说：还可以在马路上贴拥护中央决定的大标语，但开大会要等我回来。
结果正如华国锋预料的一样，徐景贤和王秀珍虽然；存疑虑，但商量后对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张敬标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
让他们最终决定一起到北京的还有一个原因。10日上午他们看到《人民日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愿社论写道！历史证明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批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对此，徐景贤、王秀珍等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社论所指，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而江、张、姚、王是站在华国锋一边的。这也是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之前的真实想法。
最后，还决定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随他们一同去北京，这样，张家龙可以帮他们在外面了解情况，及时向上海通报消息。
王秀珍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要一起研究。
徐景贤说：我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在场人要保密，不要传出去。
其实徐、王自己就没有保密，向他们联系的各方作了安排、布置。因为11日、12日两天，不少人知道徐景贤、王秀珍将赴京，纷纷来电话，到康平路询问情况。
王秀珍打电话给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说：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一二天就回来。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
徐景贤要王秀珍打电话告诉施尚英，民兵值班“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实际上只有11000人），保持四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然后，徐景贤、王秀珍和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谈话，要他撤销东湖的据点。但是，廖祖康并没有撤，一直维持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13日从北京回来。
因有谷牧派出的8人小组，及时掌握上海动向，使中央能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召徐、王进京，打乱了他们武装暴乱的部署。徐景贤、王秀珍10日晚到北京。让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来早了，马天水的态度未变，三个人沆瀵一气，更难转变；来晚了，12日外电报道了江青等被捕的消息后，徐景贤、王秀珍就不会来了。12日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准备大干的一天，因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在北京，徐景贤、王秀珍临走又交代不要动，因而即使上海吵闹得再厉害，最终也没敢行动。历史在关键的时刻就是那么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如把握不住，稍纵即逝。形势一旦逆转，就无可挽回。
9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周纯麟汇报：毛泽东逝世后，部队处于一级战备，有一个师正在由青浦向上海方向拉练。
华国锋马上说：“马上停止，不能引起误会，逼出事来。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弓起恐慌了。”下令解除拉练。这个部队很快就回去了。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就是在他们经营十年之久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也早已不满。广大民兵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真下了“打”的命令，他们未必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为了说服大家，他用了一个“逼”字，这个字语义探亥，领导者站在主导地位，应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更不是“逼”出民变，再派兵镇压。这个决策十分英明，保证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不动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生内战，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统一、团结。
当历史平稳度过危机之后，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历史的发展，必然里也有很多偶然。
华国锋曾回忆：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已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情绪抵自纟，几天后都坐不住了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到达北京。华国锋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打招呼会，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传达“四人帮”已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顿时傻了眼了。但是，他们情绪抵触，提出的问题比马天水还要多、还要荒谬！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巴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其目的就是武装叛乱，不过他是用“战备部署”来遮掩。
接着，徐景贤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
而上海那边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仍然我行我素，准备叛乱。
10日深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背着周纯麟在一起密谈。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
王秀珍向马天水说：中央负责同志什么时候见我们？
马天水并不清楚中央的安排，推测说：明天要见了吧！
徐景贤说：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请示的？
马天水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还感材料不足，很难说服人。
徐景贤说：《光明日报》10月4日的文章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王秀珍说：王洪文是一些生活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中央负责同志给们。
徐景贤、王秀珍自知武装叛乱罪责难逃，早说可以落个好态度，都说：上海动用民兵要讲一下。
马天水不同意，反问：是不是一定要报？
11日早晨，徐景贤到两位秘书房佐庭、张家龙的房间里说：“昨夜没有睡好，晚上做梦，真他妈的，民兵动起来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像巴黎公社一样搞起来了。”又说：“王洪文、江青材料是充分的，张、姚的材料不足。”又说：“他们不识货，姚文元很刻苦，看书学习很用功。”
10月11日中午，王秀珍、徐景贤聚在马天水住的房间里开会，周纯麟得知后，立即过去，刚推门进去，三个人就不讲话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起身走开，马天水赶忙招呼周纯麟坐下。
徐景贤当初表态是一时冲动，其实他并不甘心。马天水的房秘书到王秀珍房间送文件，徐景贤也跟了进来。
王秀珍问秘书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呀，怎么一下子被他们搞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啦！老房，你在马老身边几天了，马老是怎么想的？
房佐庭讲了马在中央表态的情况。
徐景贤说：同意他们的会议精神，就是同意和平演变啊！
王秀珍说徐景贤：你怎么把调动民兵、分两个，点的情况对周司令也说了，不能对他说的。周司令是党中央安排在我们市委那里的“一只钉子”。
后来，秘书又把徐景贤、王秀珍的话告诉了马天水，马天水说：我这个表态等于不表态，他们还有意见。
11日中午2时左右，中央再次派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到京西宾馆会议楼，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马天水谈了10日深夜徐景贤、王秀珍提的一些问题。中央领导再次向马天水做了思想劝导工作。
回来后，周纯麟和马天水立即向徐景贤、王秀珍转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下午，给徐景贤看张春桥《二月三日有感》。这是张春桥对1976年2月2月中央下发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发泄不满，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