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重新处理工作？中央工作组认真执行中央精神，在了解情况、充分做好准备的基础上，不急于具体处理，而是在5个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中，选择了马骥为典型。共产党员马骥，原是厂保卫科干事。1969年新党委成立时，他对王洪文、唐文兰的野；〔、和在厂里所作所为不满，没有投王、唐的票，以后又公开具名写信给市委反映王、唐的问题。王、唐对他恨之人骨，抓住马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站错队这个“辫子”，追查所胃匿名信为名，动用专政工具，将他隔离审查，对他妻子也举办学习班，大搞逼供信，抄了他们的家，还派人到马骥的儿子、女儿、弟弟单位进行诬告陷害。马骥长期被下放劳动，全家政治上受迫害。以此做典型，工作组召开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大会，宣布了对马骥等5人重新处理的决定。马骥也以自己亲身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事实，以一件件确凿的证据，在会上揭发、控诉，使大会反应十分强烈。
工作组着重注意了解被害人、办案人以及当时参加活动的人员的思想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受迫害者对具体办案人员也很气愤。有的被害人与办案人员是死对头，情绪十分对立，几年来见面不讲话。一些办案人员也顾虑重重，怕追查责任，搞到自己头上来。另外一些当时曾参加批斗被害人的人也有顾虑。如厂后勤组有一个人说！过去我也上台进行揭发、批判，现在要重新处理，不是说明我以前揭发、批判错了吗？”没有受过迫害的人，也视一些办案人员为“打手”“爪牙”。
工作组针对这些情况，首先，做被害人的工作。与他们深人谈；，反复强调受迫害的根子在万恶的“四人帮”，责任在上海的马、徐、王等余党，办案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势不两立的矛盾。受迫害的党员王翠珠，原来对办案人满肚子怨气，后来她主动上门找一个原办案人谈；、，两人共同声讨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两个冤家变成了战友。
第二，做好办案人的思想工作。对原办案人员，举办座谈会，学习中央文件，说清楚不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不记个人怨仇。消除顾虑，激发阶级感情。同时也指出一定要旗帜鲜明，有责任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做好重新处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经过工作，这些人说：过去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是充当“四人帮”迫害革命同志的打手，思想上有委屈、有顾虑。现在认识到确实是受了欺骗，做错了事，责任在马、徐、王，根子在“四人帮”。我们必须立即站起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弄清事实真相，为处理好这些案件出一分力。他们纷纷提供了当时案件的一些重要情节。
第三，做好积极分子和群众的工作，使大家认清“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真反革命的面目。厂后勤组的干部、群众看到“四人帮”整王翠珠的所谓罪证材料后，大家说：我们原来以为她本人是有缺点错误的。现在清楚了，只不过讲了几句真实话，反对“四人帮”及其心腹，就给她戴上三顶大帽子，整得她好苦，真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大家表示给王翠珠案件重新处理是完全正确、完全应该的。王翠珠本人也在场，她激动地说！我有缺点，同志们对我进行帮助我不怪大家，但是‘四人帮’是有罪的。我今后一定要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用实际行动来报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恩情。”
认识统一后，就要落实政策。怎么落实？
第一，销毁有关材料问题。按照市委〔1976〕29号文件的规定，工作组把原受迫害的5人的检查、交代、批判会记录、大字报稿等全部材料，整理集中起来，编造目录。在有工作组、复查小组人员和本人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当面把材料一份一份清点过目，当场予以销毁。销毁材料的目录也不放人本人。
在销毁过程中，遇到另一种情况：一个师院毕业分配来厂的学生，在毕业自我鉴定中，写了一段“炮打”的自我检讨。对此如何处理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自己写的不必动他，还可留下一段反对“四人帮”的光荣历史见证。另一种认为这是在压力之下写上去的，应当处理，把这一段自我检讨覆盖掉，上面加盖公章。对这个处理，他本人也很满意。
第二，恢复名誉。由党委署名，为每人专门写一份重新处理的决定。充分肯定当时反对“四人帮”的言行是正确的，“四人帮”搞迫害是严重破坏党纪国法的，鼓励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考虑到这些案件是纯属反对“四人帮”性质，过去上过报，开过批斗会，全厂闻名，影响很大，现在本人的表现也较好，因此，在厂内开全厂大会，宣读厂党委的重新处理决定，以肃清影响恢复名誉。至于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受到影响的，则按H3原来“四人帮”一伙搞到什么范围，现在肃清影响也搞到什么范围的原则去力、在本市范围的，工作组派专人代表组织去讲清楚重新处理的情况，明确受迫害的性质，通过组织协助消除其影响。在外地的，工作组出具证明信，说明重新处理情况，肃清影响。
第三，由党委讨论适当安排工作。马骥原来是干部，后来被迫害下放劳动，最近在运动中，先把他调上来，在学习班里作为一骨干来使用。有的则准备调上来参加大批判组的工作。有的身体有病，待恢复健康后，安排适当的工作。
七一一所是另一种情况，没有派工作组，平反工作由党委会领导。
1968年4月，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七一一所群众刷出大标语、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张春桥及马、徐、王一伙，则视七一一所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桥头堡”，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扬言要砸烂“桥头堡”，揪出“马蜂王”。王洪文叫嚣！像田震环这样的人不打倒，上海工人阶级就没有本事。”关押原所革委会主任田震环等人3年之久。他们还调动“文攻武卫”队伍冲进七一一所，由马、徐、王亲自批准，隔离、抄家30多人，点名批判、勒令检查交代的52人，至于受到影响的在全所14个党支部中，每个支部都有一批，许多人在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遭折磨长达8年之久。不仅如此，他们借口清查“五一六”分子，整了另一部分群众和干部，将近80%的党支部书记靠了边，甚至对原所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强加莫须有的罪名，令其停职审查。造成七一一所干群思想极其混乱，组织陷于瘫痪，科研生产长期停顿，成了全市闻名的“老大难”单位。
面临所内这种情况，七一一所党委对贯彻中央23号文件，开头存在一个“怕字”，认为涉及的人多、面广，矛盾复杂，担；、大张旗鼓重新处理，弄不好要引起派性回潮，群众对立。因此，只想依靠专门工作班子，按HU文件规定把材料处理掉，开个会讲一讲，个别做一做工作就了事。经过学习中央、市委两个文件和市委领导人的讲话，对照、分析了所的情况，使党委思想开了窍，深深感到，造成“老大难”问题的根子，就在“四人帮”和马、徐、王身上。现在要解决“老大难”问题，也必须把斗争矛头对准“四人帮”和马、徐、王。
在党委工作班子中，有人提出先打开材料，理清楚处理掉。有人提议，材料是“死”的，人的思想是“活”的，不消除思想的影响，即使材料处理了，也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到底是先抓“人头”（思想），还是先抓“纸头”（材料）呢？党委反复领会中央、市委文件精神，认识到：贯彻中央23号文件，必须把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了，纸头上的材料才能处理好。于是，带着中央和市委文件，分别到分散在上海的复兴岛、高昌庙、中山西路各点的14个支部中去，一起学习文件，传达党委要求，听取意见，了解研究各种人员的思想动态，直接找受害深的20多位同志谈、做工作。
群众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批评党委贯彻中央文件行动缓慢，希望快点处理材料。五室和其他室一些受“四人帮”迫害的人，酝酿要出“海报”，在食堂召开揭批“四人帮”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行大会，但另一部分观点不同的群众则对召开这样的大会表示“不放心，不参加”。
党委掌握情况后，明确支持广大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同时又表示应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开好这个大会。党委主要成员分三路做工作：一是，由原所革委会主任田震环分别找受迫害的人谈话，听取意见，引导他们增强党的观念，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积极支持党委开好大会。二是，由党委主要领导先后两次召开各组室负责人、支部书记会议，同受迫害的部分群众一起研究商讨，把原揭发、批判稿中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删掉。三是，分别到原来不愿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中做工作，向他们阐明揭批“四人帮”是斗争的大方向，教育、鼓励他们积极投人到斗争中去。经过做工作，大会开得利。
有个技术员，过去受冲击、被抄家，当作“黑炮手”被批斗，他的家属在里弄里也被当“现行反革命”对待。对此，他有怨气，长期来情绪消沉。现在他积极靠拢组织，主动找不同观点的人谈，做促进团结的工作，在试验工作中，连续通宵奋战完成任务，后来加人了党组织。
三室有个党支部委员，原是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学习中央和市委文件时一言不发。党委针对他的思想做工作，他最后也表示说：我理解受迫害同志的心情，坚决拥护贯彻中央23号文件，把这项工作做好。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平反工作也由单位党委负责。出版系统是“四人帮”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直接插手控制的地方，受害人很多，受不同程度迫害的竟达400人左右，约占全系统总人数的10%。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中，有戴帽判刑的，有作“敌性内处”的，有作犯“严重政治错误”或“政治错误”结论的。未作结论但写了材料放进档案的，更为普遍。还有人被逼致死、致疯，肉体受摧残，亲属受牵连，情况十分严重。
党委首先决定组成社一级贯彻中央23号文件领导小组，抽调10个干部组成工作班子。各基层支部也相继建立专门工作班子，由一名支部负责人具体抓，参加工作的，有过去的办案人员，也有受“四人帮”迫害的人。
在初步摸清情况之后，党委举办了工作人员学习班。提出在1月20号左右先解决20个人的问题。学习班一结朿，工作班子立即行动。以原处理单位为主，现在所在单位主动配合，以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为重点，先个人（即单个案件）后集体（即牵涉人员较多案件）的办法，抓住重，点，查阅档案，召开各种座谈会，同本人谈话。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选出7个案件共14个人，作为第一批重新处理名单，党委连夜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1月26日召开了第一次贯彻中央23号文件，揭发控诉“四人帮”罪行大会，宣布对受“四人帮”迫害的这些人恢复名誉。
基层单位有人提出！公安局过去发反革命的案例，征求群众意见，现在同样可以搞革命的案例，应发给群众讨论。”党委接受了这个意见，连夜赶编材料，下发讨论，征求意见。这样做，群众很欢迎，他们说：“这才是开门办案，过去不给我们看材料，说是‘防扩散’，只听到什么‘恶毒攻击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敢问，这样就定了案，判了罪。”在讨论中，群众不仅对案例提出许多建议，并且对材料上使用的语言，也提了彳艮多意见，对党委很有启发。例如，对“四一二炮打”受迫害的人，绝大多数都没做政治结论。只写个简单情况说明，群众对此不满意，认为“不慎重”、“太轻率”。党委接受了这一意见。又如，有一个人，他因为传播江青的问题等，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审查，但他还犯有其他方面的错误，群众意见比较多。经研究后，决定不在大会上宣布，并向他所在支部及本人做了工作，这样避免了工作上的被动。再如，对纯属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柴庆祥，材料上讲他在学习班上“交代”问题，对他进行所谓“保密检查”，后又“自杀身亡”等等，群众批评这样写观点不鲜明，立场没转过来。党委都采纳意见，做了修改。类似这样吸取群众的意见的做法，大家者卩比较满意。
会上，4位受迫害的人和一位受迫害致死者的家属，控诉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被迫害致死的柴庆祥的女儿，原来在发言稿中要追查谁逼死她父亲的？点名批评基层单位领导和具体办案人员，经说服后删去了。开过后，群众普遍反映5人的发言“揭批有力”，“控诉感人”，“姿态很高”，“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对领导、群众、办案人员今后掌握政策都有意义”。认为“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成功”，“什么叫法西斯统治，具体感受到了”，“如果‘四人帮’上台，不知有多少人头要落地”。
在做好被迫害人的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工宣队员的工作。因为有些工宣队、军宣队员过去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工作，群众对他们有意见，他们因此认为“这次运动是搞我们的了”。为此，党委召开工、军宣队员座谈会、学习班，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积极起来揭发问题，同“四人帮”做斗。
严佑民要这三个典型单位写出经验介绍，同时将自己的总结交给办公厅。2月22日，他提出：请毛联钰安排常委讨论一次。2月下旬，常委会讨论了这三个典型经验和严佑民的总结。随即召开了有各区、县、局、大专院校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委分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各一名，共约300人的大会，由这三个单位的代表介绍经验。
会议最后，严佑民讲话说：据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地区、郊区几个系统初步统计，过去纯属反对王、张、姚“四人帮”而受迫害的案件有3千余件，主要是反对王张“四人帮”而又犯有其他错误的案件有一千余件，合计近五千件（不包括有些大案、集团性案件中受迫害有人）现已重新处理了15%左右。纺织工业系统已重新处理90%以上。
他指出当前问题是：这一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怕、难、等”思想，举步不前。有的工作简单化，由少数人凭印象，“拍脑袋”，不走群众路线，没有深人调查研究，心中无底。有的单纯任务观点，结案了事，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忽视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妥善处理，效果不好。还有少数单位没有紧紧抓住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纠缠于某些一时还搞不清楚的历史案件，使这项工作遇到一定的阻力和干扰。
他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多年的重要阵地，受“四人帮”及其余党打击迫害的绝不是几个单位少数人。虽然各级党组织做了一些工作，不能自满，不能松懈斗志，更不能敷衍了事。因此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23号文件。要抓住四人帮“三搞一篡”，（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S年资本主义这个要害。把重新处理的工作同整修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要注意防止脱离当前群众斗争，孤立办案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