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接触到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但也有少数领导同志怕犯错误，怕资产阶级派性回潮，等待观望，畏难不前；还有个别的领导同志患得患失，或者因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怕群众指责，顾虑重重，案件深不下去，老是处于被动状态。这些思想明显是不对的。有的同志说得好：贯彻23号文件认真不认真，实质上是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是同‘四人帮’斗争的立场问题，也是对受迫害阶级兄弟的阶级感情的问题。”
他说：中央和市委文件已经下达两个月，应当抓紧清理。“其中，目前尚在押、拘留的、劳改劳教的、服刑的，公安、法院和人民武装部应该积极主动地协同有关单位，迅速清理处理，力争在最近期间，做好他们的释放和取消刑期的工作。对于受到其他处理的纯属案件，也应按照中央市委文件的规定，有计划有准备地抓紧做出妥善处理……要有利于促进当前运动，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共同对敌。防止草率简单化。”“有不少单位反映，上海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重要阵地，不仅‘四人帮’，而且马、徐、王也直接打击迫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应同时重新处理。我们认为，对于这部分案件，原则上可按中央和市委文件的精神，一并处。
可以“将中央市委文件扩大传达到全体党员和群众，进一步发动依靠群众，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切实做好受迫害者、原办案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更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些受迫害的同志说得好！“落实中央23号文件，不仅是让我们放下包楸，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上阵战。
他表扬十七厂，“深人做好各种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受迫害同志看清了根子在‘四人帮 ”责任在马、徐、王，能正确对待原办案人员，不记个人怨仇，把仇恨集中到万恶的‘四人帮’身上，使原办案人员放下包楸，消除顾虑，以实际行动投人斗争，取得群众谅解，从而过去的冤家变成现在的战友。”
他再次强调政策，“目前，各系统各单位要尽快t巴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底’摸清楚，按H3中央、市委文件提到的几种情况，实事求是，分析论定。现在，许多单位对于主要反对‘四人帮’而又犯有其他错误的人，以及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而有‘三反’罪行的人，也在进行排除摸底。这些案件情况较复杂，有的性质一时不易判明，要注意抓典型案例，听取各方意见，深人分析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凡过去纯属和主要反对‘四人帮’的，要按政策重新处理；而属于‘三反’罪行的，决不允许翻案。同时，‘文化大革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有一批涉及面广、影响大、情况复杂的案件，一时弄不清楚，如不妨害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处理，应就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按H3政策，做出实事求是的处理。”“在同一案中，如有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可一并销毁。有关案件中涉及过去防扩散的材料，本着有利于积极落实中央和市委文件的精神，公安、法院对这部分材料迅速加以清理、修改、提出管理办法。”他再次说：“一定要实事求是，辨明真伪，审慎处理，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最后，他说：“当前，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形势很好。”强调加强领导是做好重新处理工作的关键，并引用毛泽东的话：“不但一定要抓，而且要抓。
1977年12月，到这项工作结朿时，全市复查、平反受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10500余人，281人全部撤销刑期获得释放，3759人解除了立案审查，3252人取消了组织结论和鉴定，2892人在一定范围内由组织消除政治影响，407人撤销党纪、团纪处分，本人的交代和结论材料当面销毁。没有工作的重新安排了工作，已死亡的认真做了善后工作。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十二个大事件
从1976年10月中央工作组进人上海起，在发动群众深人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运动中，获得大量他们的罪证。在上海市委建议下，党中央批准把参与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进行隔离审查，10月25日到1977年3月12日，陆续被隔离审查的人有：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列席常委、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四届人大代表朱永嘉，市委常委、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市革委会常委、市总工会常委、市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市后方基地常委副书记戴立清，市革委会常委、市总工会副主任、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叶昌明，市委写作组领导成员王知常，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市总工会常委、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市机电局党委常委王明龙，民兵指挥部施尚英、钟定栋。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列席常委、市总工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全国四届人大常委陈阿大，则由警备区监护居住，进行专案审查。
197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停职审查，徐景贤、王秀珍离职审查，继续到群众中去接受揭发批判，把问题彻底交代清楚。王少庸不再参加常委。2月15日，党中央批准隔离审查徐景贤、王秀珍，8月15日隔离审查马天水。
同时，不断充实上海市委领导班子，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为上海市委书记；赵行志、毛联钰、车文仪、陈帛华调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壬命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陈帛华、赵行志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调回上海，仍任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这些组织措施，有力推动了揭批查运动的深人发展。
随之揭批的深人，问题越来越清楚，对于那些牵连较大、陷得较深的人，经公司以上党委审查批准列为清查对象的有5417人，包括处理和惩办打砸抢分子458人。其中采取拘捕、隔离、停职、离职、不参加领导等组织审查措施的有1683人。
同时，开展“三大讲”、“讲清楚”等活动，联系实际，由事及人，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清查。“讲清楚”的人员全市有1万余人。“讲清楚”而后予以解脱3734人。到1978年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
严佑民要求各部委办、区县局排出应清查的事，共有300多件。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从何处着手呢？抓住主要矛盾，纲举目张。他认真研究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1976年11月，从中排出全市性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等十二个方面的重大事件，比如：关于武装叛乱和吹反革命黑风；关于批林批孔、批邓中另搞一套；关于向“四人帮”写黑信的问题；关于插手外省、军队、中央各部的问题；关于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问题关于帮派体系的问题等。他研究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主要情节，以事找人，找到策划者、指挥者和主要骨干，经过专机关的调查核证，基本查清这些为首人员的现状，将每件事的过程、现状和处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存档。
清查的另一个重点，要摧毁“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以马天水、黄涛为首的卖身投靠的某些老干部；以徐景贤、朱永嘉之类为首的一伙文人、刀笔吏；以王秀珍、陈阿大为首的坏人、打砸抢者，这三股势力共同结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反革命帮派势力。但在清查中要有政策界限，什么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什么是“工总司”的成员呢？经过研究，王洪文的小兄弟只有一二十人，但是形成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有八种成员，如：工总司筹备委员，“工总司”委员，市总工会第五届常委，“工总司”派往各单位任区、县、局常委的负责人，所属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128名进驻上层机关的工人代表，181个造反派老头头，市总工会机关的帮派分子。再加上“四人帮”先后选拔的，一共713人。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
严佑民认为这713人并不都是帮派分子，其中有个别劳动模范，是“四人帮”为了欺骗群众，装潢门面而安置的。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的原则，经过清查，采取各种形式只审查了400人左右，其中逮捕、判刑90名，定严重政治错误的25名，定政治错误的39名，其余大多在审查后回原厂劳动。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特别是王洪文的小。
市委原写作班子，本部45人，非本部人员240余人。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有51人，其中定敌我矛盾的6人，严重政治错误的1人，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的38人。其余都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到基层工作。
清查的同时，处理和惩办了一批打砸抢分子。根据一些单位的情况调查，参与刑讯逼供和打人的，大致有3种情况：一为仇恨共产党，仇恨新中国，实行阶级报复的，要彻底查清，分别情况依法惩处。二为泄私愤、报私仇或怀有政治野；和其他个人目的的人，迫害干部群众致死或致残废，民愤很大的主要打手及其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要追究刑事责任；打人后果不彳艮严重，民愤不很大的人，要检查认错，接受批判教育，但要把他们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三为受反动思想影响，违反政策，执行错误路线的人，有过一般打人行为的人，不列为清查对象。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分清是爿，接受教训。
1978年4月16日，严佑民在区县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特别指出：这里讲的三种人，不是三种罪行都具备的一种人。现在，有的群众很不满意的是，有的单位个别搞打砸抢的人至今仍在领导岗位上，而有些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还认识不足。‘四人帮’横行时，上海被打死、迫害致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近万人，情况十分严重。杀人犯是应当受到惩办的，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纵容，才逍遥法夕卜。‘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应当认真地抓住这个问题，对罪行严重，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经过调查核实，由公安机关拘捕归案，依法惩处。”
根据以上政策，共逮捕和拘留了打砸抢分子458人，其中担任党政工团各级领导125名；当过所谓“造反队”“司令”、“队长”、“头头”的78名；充当专案组、工宣队骨干等犯有打砸抢罪行的分子226名。这458人中已判刑的有238名。在已拘捕的打砸抢分子中有：一、直接打死人的凶手57名，逼死人的首犯52名；二、为首或参与策划、指挥全市闻名的“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上柴、青浦、一O-厂以及铁路南站等武斗事件中的打砸抢分子和首犯，如“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文攻武卫”的头头张宝林、“铁路联指”头头谢鹏飞、青浦“小五虎将”陈恩伯、普陀区联络站头头沈国铨等人。三、非法组织“治安组”大搞打砸抢的为首分子，如“上体司”“司令”胡永年、“治安组”头头楼骏等人；四、残酷毒打迫害领导干部、着名教授、演员和文艺、科技、医务人员的主谋者、策划者，如迫害师大原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所胃“学生领袖”刘浩德，和迫害原交大党委副书记张华、邓旭初的所胃“学生领袖”严步东，迫害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致死和迫害杨士法的原市革委会专案组成员申明全和中华造船厂专案组长盛松章、王耀商，参与迫害化工学院党委代理书记田辛致死的唐文熙，迫害文艺系统着名演员的造反派头头陈光文等人；五、制造冤假错案、残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的主谋者、策划者，如带造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大冤案的江南厂工宣团政委黄星和制造杨浦区纺织系统地下党大冤案的国棉十二厂造反派头头、厂革委会副主任王新林等人。
在清查工作中，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求专案材料工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此对全市的专案材料，强调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正确，处理恰当，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清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个案件的处理都要有根有据，让群众满意，让人服气。看起来慢，但是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夹生饭，实际上快。
1978年3月11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上海市清查工作的情况报告4月，中央下发12号文件，批示同意这个报告。
1978年5月25日之后，上海清查运动转人定性处理阶段。1978年5月25日，严佑民在全市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讲话，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