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炮制影射史学，大搞古为帮用。借批宰相，影射周总理。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写了上百篇这样的文章。1974年7月朱永嘉到北京开会，在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之后的第3天月19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朱找去，要他不要参加会议，专写《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并强调一要写出“吕后时期，政治清明”，二要批宰相李斯。文章写出后清样三次送姚文元修改。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张春桥特别将朱永嘉介绍给江青，并连声说：“罗思鼎！罗思鼎！罗思鼎！”他们还搞洋为帮用，1967年3月张春桥来信说！国内有些事不便讲，可以借苏修来讲。”朱永嘉、王知常炮制《耐普曼日记因太露骨，没有敢拿出来。他们采用的手法“名其为贼，敌乃可攻”，就是先给你扣上“复辟派”“还乡团”“修正主义”大帽子，再寻找或捏造材料。王知常说：“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
三、大搞阴谋文艺，颠倒敌我关系。陈冀德分管《朝霞》丛刊，三四年间《朝霞》发表文艺作品169篇。电影剧本《千秋业》在军队发不了，转到上海，他们将对立面由科长写成副师长，影射老干部。他们的理论是“从路线中资”。
四、拼凑反动理论，为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所谓“依据”。他们鼓吹“阶级关系变动论”，诬蔑老干部是“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幼稚”，贫下中农“思想跟不上”，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础”，“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鼓吹“分配差别就是阶级剥削”，荒唐地说按劳分配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分“走资派”的经济标准。
五、大搞特务情报活动，制造反党“炮弹”。朱永嘉、王知常将自己比作曹寅，宣称“要为老主子当好耳目”。朱永嘉公开说：“我们抓的是战略性问题，不搞小零小碎的东西。”王知常说！这是炮弹，是给上面（指‘四人帮’）打仗用的。”早在1969年，他根据张春桥的旨意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思潮简编整了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8位中央领导人的材料。他们搞的情报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十分惊人。粉碎“四人帮”后，销毁证据，仅从管经济的头目所撕毁的碎片中，粘贴起来的，就有93份，卡片108张。
六、出谋划策，充当“四人帮”的黑高参。1975年年底，要打倒邓小平，张春桥要他们搞一套意见，他们提出“要批四个现代化”，建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作科学的论证”。张春桥十分欣赏，马上回信说：“所有的意见，都对我有用，启发我想问题。”1976年5月，陈冀德到北京，向张春桥、姚文元献策，要张、姚抓《毛选》五卷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的起草班子。朱永嘉说“起草班子就是参谋班子”，“不统一，不行”，“起草靠边了，春桥、文元就没有位置了”。朱永嘉、王知常建议张、姚送两个笔头到华国锋身边去。
七、煽动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1973年在王洪文旨意下写出上海城市民兵调查在《学习与批判》炮制反军文章《八路军的“样子”》《刁小三的逻辑》。
八、插手兄弟省市，阴谋搞乱全国。写作组手伸得很长，插手江苏、浙江、江西、云南、四川、安徽等省。看中云南一个知青的文章，打11次电话，用了9个小时压公社批准他人党。
九、肆意编造谎言，为“四人帮”大吹大擂。1969年徐景贤写了《一月革命大事记》张春桥的名字出现204次，姚文元的名字出现114次。编写《党史》，江青名字出现10次。曾经有人说朱永嘉是黑手，张春桥马上公开表态，说！我就是要这只黑手！”从1976年2月到9月初张春桥给写作组批示达318件，最近查获毋5文元从1967年到1972年给写作组批示60件。1976年5月陈冀德到北京，从5月2日到3日，张春桥接见、长谈3个小时。接着姚文元接见、长谈2个小时，姚文元说！今后的斗争看来是暴力解决问题”，“现在斗争很激烈，要准备打仗”。之后王洪文接见、请客、看电影。1974年7月张春桥对朱永嘉说！你们的信，我都锁在保险箱里，将来无非杀头，就先杀我的头好了。”朱永嘉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别的谁也不听。”又说：“我们有今天，全亏张、姚。”
十、煽动武装叛乱，进行垂死挣扎。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亲信寄来迟群“准备流血，准备杀头”的讲话。9月10日写作组的几个头子联名给张春桥写信：“不管今后会有多大风险，我们将跟随你们战斗到底。”果然粉碎“四人帮”后，朱永嘉叫！张、姚恩养了我们十年”，“我准备坐牢杀头，豁出命来干”。王知常说“我是流氓无产阶级”，“我是不怕死的”。陈冀德说！鸡死以前还要跳几跳呢！”朱永嘉开会时声色俱厉，夜里躺在床上却吓得做噩梦，出冷汗。
上海两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同志发言，他说：张春桥2月3日写了《有感》。2月5日，徐景贤将拥护华国锋当代总理的亲送审稿删得干干净净。2月19日到26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他们回到上海，29日召开有120人参加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要大家讨论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徐景贤提出！走资派从1949年就开始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从1976年2月到10月上旬，“四人帮”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短短7个月的时间，两报发表这方面的文章达3800多篇，870多万字。
纺织局的同志发言之后是上海科学院的同志发言：
第一，“四人帮”抛出“技术知识分子危险论”，残酷打击和迫害广大科技人员。他揭发姚文元说：“苏修叛徒集团都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发表文章说！另一类新资产阶级分子，出身彳艮好，在红旗下长大，人了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和领导干部，但他们从思想到生活都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他们运用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诬蔑、搞臭知识分子。在电影、小说中出现的专家不是特务、反革命，就是复辟势力。如《盛大节日》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围着走资派转的一群帮凶。搞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在精神上受到痛苦的折磨。他们叫嚷：“研究所不能依靠矢卩识分子，如同幼儿园不能依靠小朋友，劳改农场不能依靠劳改犯一样。”将从国外回来的专家诬蔑为特务。七院在沪三个研究所，因为有人参加炮打，他们派大批人进驻，搞白色恐怖，三个所的所有领导干部无一幸免，备受迫害，被搞得生产科研很长一段时间瘫痪。
第二，“四人帮”抛出“科技17年来黑线论”，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全盘否定我国的科学成就和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1972年底周恩来肯定科技战线17年红线占主导地位。1973年王洪文到上海却说！春桥、文元和我都不同意科技战线17年红线占主导地位的说法。”1976年初姚文元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中特地加了一段：“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上海已经建立激光、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技术、红外线等新兴技术，为农业、工业、国防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中有的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可是他们将专家都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科学家担任所一级领导有28名，都被他们打倒，不予安排。后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指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才安排8位，也是装装样子。有的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就被批判为“复辟”，生病了也要到会接受批判。着名生物学家朱冼，为细胞学做出重大贡献，他研究驯养蓖麻蚕、家鱼人工繁殖在全国推广。他去世后，被批判，甚至连墓碑也被砸了。他们对科研题目胡批乱砍，说“脱离实际”、“杂志缝中找课题”，说“科研科研越研越玄”，“成果未得人变修”，真是荒唐至极。
第三，“四人帮”抛出“科技出修论”，千方百计扼杀科学和文化。他们把科研领导机构当作“旧的国家机器”来砸烂，把原上海各部委机关干部整个换班，将上海科学院撤销，将科协搞垮。张春桥说！现在搞什么实验室！这是走17年的老路，实验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块阵地，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这块阵地的。”上海各企业或中心实验室40%以上被取消。陈阿大说：“没有技术人员，自来水、煤气照样出，车子照样滚。”他们将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下放，出现汽车工程师看泵房、机械工程师看门房、电气工程师洗管子、化学工程师排管子的怪现象。高校、卫生系统的研究所被大批撤销。撤销了血吸虫研究所，中断了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工作，结果病情蔓延。他们还把郊区10个县的农机推广站、种子站和畜牧兽医站统统撤销，迫使许多农业科技人员转业，严重影响农业科技实验活动。他们把学科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限制。上海生物研究比较集中，中国科学院本来同意在上海建立生物学基地，初具规模。张春桥说：“生物学不搞马、牛、羊，要彻底砸烂。”已经发展到分子水平的现代生物学一刀砍掉了。他们还打着限带彳资产阶级法权，搞什么打破技术分工界限，把技术职称作为修正主义批判，破坏岗位责任制，搞乱了科研秩序。张春桥说，知识分子学到的知识“统统忘了还好些”，“全国者卩成了文盲，也是一个大胜利”，“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学了专业，忘了专政”。
复旦大学同志发言揭发说：1970年7月初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四人帮”上海几个余党来复旦召开文科教育革命座谈会，在《文科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中提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文科的几种基本估计”，“基本是黑线占统治地位”，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修正主义手里”，“在学校里执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召开党代会在《复旦大学第八次党代表总结报告中，及9月炮制出的《复旦大学理科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抛出了复旦17年是“彻头彻尾黑线专政”，把广大教师说成“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王公贵族”。“彻头彻尾黑线专政”说遭到全校教职员工的抵制。有的说！工农子弟进了大学，而且比例越来越高，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有的说！复旦自己制造的国内第一台质子加速器总不是黑的吧！”“复旦总不是台湾吧！”更多的人表示想不通。他们马上镇压，9月9日，召开所谓的“机关整党补课学习班）9月12日将106个总支副书记、科长以上干部圈起来，不准回家。学习班开了83天，开了上千次的会。其中25个干部被隔离审查9个月。他们在整理材料的按语中写道！把手中的大刀磨得亮亮的，毫不手软向右倾翻案妖风砍去！”逼死两名党员干部，把6名干部打成反革命，采取“调离一批，留用一批，劳动一批”的办法，将48名干部踢出机关。全校有95%以上的教职员工被抄家、搜查，被迫害多达1300多人，其中334人被隔离审查，20多人被迫害致死。他在发言最后讲：昔日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今日重获新生。
彭冲11月15日，在这个第四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讲话，指出：同志们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在上海，“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窃取的党政大权，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特别疯狂，造成的后果也特别严重。他们釆取种种卑鄙的阴谋手段，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嚷“凡老皆修，越老越修”，把民主革命时期“扛过枪，打过仗”，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干部，统统作为“革命对象”。他们还提出揪所谓“有民主思想的走资派”、“扭秧歌的走资派”，把全国解放以后起来的一大批革命干部也列为“革命对象”，妄图把我党的一整套干部统统搞垮。他们还把老工人、老劳模打成“走资派的附庸”、“复辟势力”，把知识分子打成“走资派”的“同盟军”、“社会基础”，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他们一面把不情愿追随他们的革命的新老干部整倒、搞垮、撵走，一面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网罗一大批政治野心家、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反革命、地痞、文痞、流氓、打砸抢者，把他们扶上台，妄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下”。为了推行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制定了大量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的谣言，鼓吹什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老干部是半截子革命派”，“各条战线十七年都是黑线统治”，“走资派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等，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还通过原市委写作组，操纵舆论工具，大搞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炮制了一大堆毒草作品，煽动乱党乱军乱国，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
他指出：清查工作，关系到我们党、我们革命队伍组织的纯洁和巩固。查清了，才有可能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组织上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组成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定要彻底摧毁，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草草收兵，不能留下后患。领导不力的单位，要迅速改变；对继续捂盖子的领导干部，要严肃处理。对问题严重、态度恶劣的清查对象，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加强政策攻心。对一切可以争取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教育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转变立场，讲清问题，改正错误，在他们问题查清以后，及时给予解脱。对知情人和清查对象的家属，要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积极投人斗争，大胆揭发问题，不要歧视他们。随着清查的逐步深人，更要十分注意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遵照华主席关于“三个严格区别开来”的指示，对每一个人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真正做到该严的要严，该宽的要宽，该打击的坚决打击，该解脱的及时解脱，真正做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切实保证清查工作深人地、健康地发展。
1977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求报告工宣队全部撤离进驻单位。到1974年时，上海全市尚有工宣队1万人，进驻全市6所大专院校，1516所中、小学，202所医院，30所市属科研单位。此时全部撤离。这个措施推动了学校、科研单位的正常工作的恢复。
1978年5月25日，上海市委召开了全市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