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英年早逝，魂归南海
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时结朿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1979年1月海军党委五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结朿后，1月24日，苏振华给党委常委写信，阐述自己对海军工作着重点尽快转移到现代化建设的想法。2月6日，他从医院请假出来，参加会议并做了40分钟讲话。不料2月7日下午，突发心脏病溘然逝世，享年67岁。
在苏振华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他说：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坚决站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边，积极协助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大贡献。随后，他又受党中央的委托，承担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已、市革委会主任的重任，团结和带领上海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带病工作，迅速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稳定了局面，使上海的经济建设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夺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还领导了海军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深入部队开展整改运动，直至临终前夕抱病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海军工作重点转移和战备工作问题。
遵照苏振华的遗嘱，1979年2月16日上午11时，在祖国最南端的一个军港，501舰在四艘高速护卫艇的护卫下破浪出港。苏振华的骨灰被撒人南海，向着海天一碧的远方，呼啸奔流而去！南海是他难以割舍之地，壮志未酬，他死了也要看到收复南沙的一天。
倪志福连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15年
倪志福，在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1978年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十、十一次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任职15年。1983年当选为全总书记处第一书记。1984年到1987年，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88年、1993年当选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3年4月24日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倪志福生平中，这样肯定他在上海的工作！
在担任上海市领导职务期间，与市委其他领导一起，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和要求，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及时粉碎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团结带领上海广大军民开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斗争，有效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为迅速恢复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把上海各条战线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常轨道，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不仅发明过倪志福钻头，而且着作甚丰，有：《倪志福钻头》《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群钻》等。他一生热爱发明，1985年发起成立中国发明协会。1999年担任中国发明协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有不少出身工人的政治局委员，但是像他这样取得多方面成绩的为数不多。
他身居高位，一直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拒绝搬到独门独院住，一直住在北京市委宿舍公寓楼内。家庭陈设简单，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要求子女自食其力，在各自的岗位努力工作。
彭冲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连任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起草制定200部法律
彭冲197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副主席。1980年2月中共十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为总书记，彭冲为书记处书记，主管政法工作。同年3月彭冲调离上海到中央书记处赴任。1980年为了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中央成立了两案审理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等7人组成。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罪”与“非罪”的界线怎样划分？以及错误路线要不要判罪的问题。彭冲积极支持彭真提出的“把林彪与‘四人帮’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严格分开，只审罪行”的原则。同年9月起，彭冲任第五届、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彭冲任副委员长后向中央写报告，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导人的画像。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提出这种建议在当时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政治上的魄力，需要多么独立思考的品格！彭冲常说：一个民主、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乱糟糟的国家。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就必须建设一个民主健全、法治完备的国家。
彭冲任副委员长时，协助彭真立法，包括刑法、民法通则、商法（经济法）、组织法等基本法的制定。在十几年的人大工作中，他直接参与200多部法律的起草和制订。彭冲提出！我们制定每一个法律，都应当有利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立法工作要以宪法为依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使带彳定的法律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从深刻的意义上说是靠人民群众的参与，靠法律、法规的保证，没有带彳度的保证，常常是个人说了算，这对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是不利的。”
在立法问题上，他提倡两个注重，既注重立法数量又注重立法质量。为了保证质量，他总结出要坚持四条原则：
一、从我国实际出发，要切实可行，便于操作。要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把成熟的、可行的经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要创造条件，积极摸索，积累经验，并对原有的法律及时做出修改，做到逐步完善。
二、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进一步健全立法工作体制，除了组织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起草法律外，还要邀请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一起参加法律草案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的法律要简明易懂，便于群众熟悉和掌握。
三、要法制统一。法制统一是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保障。
四、注意吸收、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千万不能囫囵呑枣，生搬硬套。
他谦虚地说：“在我所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所做的只是党交给我的一些具体工作，算得上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吧。”
1993年退休后，他写了幅中堂挂在客厅：“会客散步游水，读书写字品茶。”会客，与各种人谈话，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散步，有时在自己住的含秀轩院里，有时在一墙之外怀仁堂后院，一走就是个把小时。他一不抽烟，二不饮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写字。他的书房墨香四溢，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几十年革命生涯，他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气质和品格。2010年10月18日彭冲于北京病逝，享年96岁。
第一个离开上海市委的林乎加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978年的6月，林乎加调离上海，担任直辖市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他到了天津以后，了解到1977年高考中分数达到及格线的考生很多，但是因天津市的大学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召开了一次教育系统的会议，大家说扩招困难在于没有学生宿舍。他提议招天津市本地的学生，这样就不存在宿舍问题了。但是教育部不同意，担心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的，而且还是超过了及格线的，与“文革”当中强调政治标准第一，白卷先生也能上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他的想法得到邓小平支持，林乎加依托天津已有的大学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左右的学生。
1978年的10月9日，林乎加到北京担任北京市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9年12月，革委会取消，任北京市市长，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到北京后，首先推广天津经验，成立了36个分校，解决了1。6万青年上大学的问题。同时，他抓紧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干部昭雪、平反，揭发批判“四人帮”，重新审查“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头子“五大领袖”，并宣布判刑。林乎加的这些举措，得到群众的拥护。
1981年的1月，林乎加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他担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十二大”上，林乎加当选为中央委员，直到1985年的9月。1987年十三大任中顾委委员。
1983年6月，他任农牧渔业部顾问，负责扶贫工作。过去扶贫工作主要是由民政部门负责的，给救济对象发放粮食、钱款等，基本上是救急不救穷的方式。为解决甘肃“三西”的贫困问题，林乎加向国务院建议，筹建专项资金，开创经济开发型的扶贫道路，即造血式扶贫方法。1983年初，国务院决定将“三西”建设作为专项，列人国家计划，今后的20年每年拨出2亿元，实行集中投人、区域开发。为此还成立了“三西农业建设指挥部”，组织领导扶贫项目的计划和实施。1986年，总结了“三西”地区的脱贫经验，成立“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以协调、推动、解决各地区的贫困问题，林乎加任领导小组顾问。
“一身正气可驱邪，拳拳丹心总为民”的严佑民
1981年2月严佑民调离上海，任安徽省委书记兼纪委第一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严佑民当选为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司法委员会委员。1983年起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派驻广东省委联络组组长，1985年为中央派驻中南五省巡视组组长，后赴河南、福建考察省委领导班子。一直工作到90年代中期。
2001年6月底，严佑民病体沉危，但是头脑清楚，费力地在纸上写下“死”字，表示拒绝治疗，不让再在他身上浪费药品。朱镕基总理得知消息后，派秘书李勇给上海市委打电话。宋仪乔秘书长亲到医院向医院领导、家属传达。杨秘书趴在他耳边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已不能讲话，握着杨建国秘书的手不断地摇着。朱镕基总理的问候给他极大的安慰。7月1日中午进人弥留之际，医院征求家属的意见，这时他的夫人林轩也病危，已不能讲话。在上海的子女们遵循他的意愿以及一向做事的原则，忍痛表示：“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再抢救了。让他安静地走吧。”
严佑民病故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供医学解剖。这在上海是领导干部的首例。
他治家民主，允许子女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学什么，干什么，他从不强其所难。另一方面，严格要求子女，绝不允许他们利用父母拥有的权力干私事谋利益。他病逝后，上海市委书记罗世谦到家里看望家属时说！我们很尊敬严书记，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和子女的事向市委写过一封信。”
他的一生正如彭冲写的挽联！一身正气可驱邪，拳拳丹心总为民”。
“一生正直护公平，两I由清风感人心”的王一平
王一平1971年下半年“解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补发的数千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他廉洁自律，从不搞特殊化，对家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他分工管组织工作。他的二女儿到黑龙江农场，再从农场参军。80年代中期，从部队转业，根据转业干部回原籍的政策可以回到上海。但是王一平不同意说！现在每家都有子女在外地，我曾分管过上山下乡工作，自己的孩子不能全留在身边。”二女儿一家至今住在南京。他的夫人张梅修16岁参加了八路军，粉碎“四人帮”后，市里正在筹备组建市纪委，组织上准备调张梅修去工作。王一平坚决不同意，说：“我分管的部门你不能去。”70年代末，市园林局党委拟提她和另一位同志为局党委副书记，名单报给市委，张梅修的名字被王一平划掉。他让儿女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普通的人。子女及配偶没有一个人在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工作。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王一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1983年3月，王一平离开了上海市委书记、政协主席的职位，1995年正式离休。离休后，他坚拒组织为他配备专职秘书。
他很喜欢打桥牌，离休后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桥牌比赛，曾获得过冠军和亚军。他喜欢养草，不喜欢养花。
王一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彳艮高的文化修养，而且对艺术品收藏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的工资除了交党费、房租等开支外，其余的都花在了艺术品收藏上。全家的日用花费仅靠夫人一个人的工资，因此一家人节衣缩食，生活十分俭朴。60年代初，他要购买一件难得一见的明代花鸟画家林良的纸本精品，但要价800元，加上紫檀木盒共计900元，家里钱不够，就拿一张几年前从文物商店购买的吴昌硕的《秋菊》图去变卖。当时文物商店给的收购价格远高于购买价格，他却执意按购买价格收了钱款。他的收藏求“真”求“精”不求多，其水准在收藏圈内有口皆碑。
随着年事渐高，他对家里收藏品的去留有了慎重而周密的考虑。1989年春，夫人去世后，他召开家庭会议，对5个子女说，收藏的古代艺术品捐给国家，现代画留给子女作纪念。得到孩子们一致支持。1998年夏天，他得知南方洪水灾情严重，心情很沉重，便把子女（除女儿在国夕卜）召集在一起，告知他想捐100万元人民币给灾区人民，说那些留给子女的现代画也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让大家共同拿出100万元巨款，一方面了却了他支援抗洪救灾的心愿，一方面也让子女参加到回馈社会的善举之中。子女们以经济状况较好的小儿子为主，共同凑足100万元交给父亲悉数捐出。小儿子为此向他所在的公司预借60万元，而后从薪酬中逐步扣还。就这样，王一平将留给子女的现代画也以不寻常的方式提前作了捐赠。1998年下半年，他分别约见上海博物馆和青岛博物馆的同志，把包括前述林良作品在内的一批古代艺术品捐给上博，把4幅古代胶东籍书画家的作品捐给青博，完成了他捐赠古代艺术藏品的心愿。
2007年2月28日，王一平走完传奇的一生，享年93岁。彭冲送来的挽联“一生正直护公平，两袖清风感人心”，概括了他的一生。
“芝兰生于深谷，不因无人而不香”的赵行志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年11月3日，赵行志以笔名“赵启”在《解放日报》第2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权威》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着的特点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神化、绝对化和僵化的态度；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们必须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