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4人：黄佐临（话剧导演，上海话剧团）、袁雪芬（越剧演员，上海越剧团）、丁是娥（沪剧演员，上海沪剧团）、杜宣（剧作家，上海话剧团）、姚时晓（编剧，上海市文化局）、俞振飞（昆曲演员，上海戏校）、徐玉兰（越剧演员，上海越剧团）、郑韵（民族舞蹈，上海歌剧院）、金采凤（演员，上海越剧团）、朱锦多（武功教师，上海越剧团）、李炳淑（京剧演员，上海京剧团）、华文漪（昆曲演员，上海京剧团）、何双林（淮剧演员，上海淮剧团）、徐文静（杂技演员，上海杂技团）。
美术人：王个镓（国画，上海画院）、沈柔坚（版画，上海市文化局）、张乐平（漫画，解放日报）、杨可扬（版画，美术出版社）、唐云（国画，上海画院）、周小筠（工人美术，上海重型厂）、周宗源（部队美术，解放军）、陈逸飞（油画，上海画院）、赵宏本（连环画，美术出版社）。
音乐3人：丁善德（作曲，上海音乐学院）、王云阶（作曲，上海电影厂）、孟波（作曲，上海市文化局）、周小燕（声乐，上海音乐学院）、黄贻钧（指挥，上海乐团）、谭抒真(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瞿维（作曲，上海舞校）、胡蓉蓉（舞蹈教育者，舞蹈学校）、金月荃（工人作曲，上海玻璃六厂）、闵惠芬(二胡，上海乐团）、李名强（钢琴，上海音乐学院）、刘敦南（作曲，上海乐团）、唐韵（小提琴，上海京剧团曲艺（4人)：吴宗锡(评弹理论，人民评弹团）、唐耿良（评话演员，上海评弹团）、赵开生（作曲，上海评弹团）、余红仙（评弹演员，上海评弹团）。
哲学（9人）：宋原放（编辑，人民出版社）、胡曲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冯契(教授，上海师大）、徐盼秋（理论工作者，市干校九连）、周抗（理论工作者，原写作组）、林耀琛（编辑，出版局自然杂志）、陈伟明（编辑，市干校六连）、张启林(业余作者，求新造船厂）、李佐长（理论工作者，市委党校经济（7人）：姚耐（理论工作者，市干校六连），王树人（编辑，市大批判组）、漆琪生（教授，复旦大学）、巢峰（编辑，辞书出版社）、吴贤忠（教师，上海师大）、陆国梁（业余理论工作者，上海化工机械厂）、蒋家俊（教师，复旦大学）。
历史（11人）：周谷城（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化（理论工作者，市干校六连）、沈以行(理论工作者，市干校九连）、吴泽（教授，上海师大）、陆志仁(理论工作者，长宁区委）、谭其骧（教授，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复旦大学），李华兴(讲师，复旦大学）、江铭（讲师，上海师大）、谢天佑（教师，上海师大）、陈崇武（教师，上海师大）；
其他(4人）：刘佛年(教授，上海师大），朿纫秋（编辑，辞书出版社）、陈永懋（编辑，国际问题资料组）、蓝瑛(理论工作者）。
华东地区江苏、福建、安徽、山东、浙江、江西省各省听说以后，派了宣传部长或副部长来取经，回去以后各省照此召开了大型座谈会，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到1980年4月止，上海市共复查平反了冤假错案249384件，其中市委贯彻中央23号文件办公室复查平反10500余人；市委复查办公室复查平反的有221437件；市公安局复查平反的有12796件，市法院复查平反的有465件。
苏、倪、彭深人市组力、区县局和重，点企业，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档案，与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和中央组织部局长赵振清共同研究结合揭批清查运动和工作中的考察，对在十年动乱受到打击迫害处理的干部和他们的现实表现，有了全面、基本的了解，加快了复查工作的步伐。
干部的复查和安排使用，有先有后，有的快些有的慢些，但是对做这项工作的同志绝没有什么私心，没有亲疏之分。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上海被审查处理的干部共106264人。其中局级以上干部1054人（包括华东局136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华东局、市委领导干部12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全是冤假错案，曹荻秋、金仲华被迫害致死。受迫害、被处理的干部中，局级以上干部950人，处级干部4023人，知识分子1635人，处级以下干部99656人。至1979年3月，已复查完毕102331人，占96.3%。到1979年10月，已复查99.4%。1978年底，高级知识分子复查了1497人，占应复查高级知识分子总数1635人中的91.5%。
复查干部不是最终目的，复查是要解放干部，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边复查、边分配工作。到1978年底局级以上干部安排473人，占总数的74.3%；1979年继续安排134人，合计占95.2%。处级干部安排3464人，占其总数的86.6%。原来受诬陷迫害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400余人被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
上海市委不仅重视领导干部复查，也重视一般党员、群众的冤假错案复查工作。到1979年10月对一般党员案件复查98.8%。复查非党员案件191000件，占需要复查的96.2%。一般党员和群众冤假错案点比例为73%。同时还复查平反了上海地下党、科技系统“两线一会）指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一条线，日伪时期自然科学所一条线和解放前夕科研系统的应变委员会)等所谓“叛徒集团”、“特务集团”等冤、假案715件。
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解放思想，1979年一年中，在已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剩余的大批问题，至1979年6月底，已复查的干部占99.3%。局以上干部已复查的占96.74%。高级知识分子已复查的占99.8%。
据1979年6月30日统计，全市复查非正常死亡人员10407人，其中干部3262人，局级以上干部46人，处级干部146人，科级干部432人，高级知识分子88人，其他知识分子166人，集体所有制干部85人。通过复查，郑重地为他们分别做出“迫害致死”和“遭受路线迫害不幸去世”等结论，并在不同的范围内举行了追悼会或骨灰安放仪式，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也为他们消除不良影响，按H3政策，合情合理解决有关遗属的工作安排、抚恤丰卜助、生活照顾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过去法院判处的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根据申诉也进行了复查，1979年前。共复查过24513件，因多是杀人、放火、强奸等刑事案件，平反的有4651件。
同时，还复查了过去侨胞冤假错案1025件。复查了四清中案件53555件。
1978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11号文件，批准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求报告9月17日党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教育仅次于北京之外的第二个大城市，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错划了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到1979年6月底完成了右派改正工作，计16486件。同时完成了历史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工作，计1605人。
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下达的其他具体政策，虽然当时有半年时间因下乡知青回城和人民广场的所胃“民主”活动，牵制了市委领导的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是在上下一致努力下，各项政策基本上得到落实。如：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摘帽的决定。上海很快完成了地富分子摘帽和改变地富子女成分的工作。
同时完成了1964年“四清”运动中一部分人被错定为地富分子的纠正工作。
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要区别出来。
落实了去台人员亲属的政策，计2058件。
对历史上一部分被划为“反动学生”的进行复查和改正。
复查了历史上党纪案件1。8万件，重新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落实了资本家的定息政策，一次退还定息25亿元。
1978年12月对“一月革命”做出否定
在清查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一月革命”。要否定马、徐、王及王洪文的小兄弟的合法性，就必要否定“一月革命”。
在“一月革命”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支一派压一派，不仅造成群众对立，为压服对立面还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张春桥、姚文元欺上瞒下，制造了许多假象，“一月革命”的真相扑朔迷离，在群众中一直有争议，有疑惑。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弄清事实的真相，明确问题的性质。
但是，“一月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严佑民于1979年发现王申酉被错杀，开始平反。
1955年、1956年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采用的政策：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有选举权，并且Xt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对改造事业有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赎买政策，即是将他们产业估价后每年给以固定的利息。但是这个政策在“文革”中被破坏，取消了定息。此时，落实政策，退还定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从而推动全国性的夺权，造成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恶果。“一月革命”在“文革”中是划时代的事件。在当时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敢不敢否定“一月革命”呢？有没有这样的胆识？中央工作组进人上海后，一直把一月夺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对待，将一月夺权的过程调查得一清二楚。关键是平反的时机问题。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时，上海市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1978年12月4日上海市委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 ”是指从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窜回上海，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从上海打开缺口，进行全面夺权的阴谋活动。”
因为，2月12日，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在北京找张春桥、姚文元有过谈话！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毛泽东没有批准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而定名为“革命委员会”。这个报告将“一月革命”的时间定为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表现了那一代人的智慧和对毛泽东的尊重与保护。
报告指出！策划这一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头目和主要骨干分子，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潘国平、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叶昌明等人。他们确实是一伙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痞。他们通过这一场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结成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报告也保护了广大的群众干部！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打算在党中央批准后，市委明确宣布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宣布在所谓‘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步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受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统统推隹彳；宣布对参与策划所谓‘一月革命’，并在以后继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逮捕法力、，以平民愤。同时，向干部和群众说清楚，策划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只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当时的各群众组织和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没有责任的。要团结一致，共同揭批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所胃‘一月革命’的严重罪行，揭彳11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根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我们意见，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可以先在内部做好工作，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统一认识，妥善解决。今后视情况再公开报道处理的结果。”
12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回复：中央同意你们《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要登报和广播。
12月29日，上海市委召开30万人大会，宣布“一月风暴”是反革命风暴。同时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宣布“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一定要抓紧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善始善终地结朿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否定“一月革命”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三中全会前的震动全国的两件政治大事，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做了准备，打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