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男人有钱了就变坏。其实，并不只是男人变坏，女人也容易变坏，也并不是因为钱而变坏，而是本性使然，钱无非就是个催化剂。毕竟，贪欲易生，初心易失，这一生一失间，便有了变坏一说。
随着姐夫公司的效益日益见好，大姐夫的本性也日益显现，那种能把自己的里子全掏空来装点面子的行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有时候更是觉得连灵魂都有些扭曲。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大姐夫便好点小赌，创业前的那几年，他打工挣的钱没有半分用在家庭上，全输在了牌桌上，唯一看得到的财产便是那辆7成新的二手雪弗莱小轿车。
姐夫的不顾家即便在大侄女出生后也是如此，大侄女从出生便一直放在老家由父亲和母亲抚养，不用操心她生活上的花销，大姐打工挣的钱便寄回家作为侄女的教育费用。大姐因大姐夫入赘一事总觉在情感上对其有愧，所以从来不曾在任何事情上对大姐夫有过要求，无论是在金钱还是感情上，只是一味地勤勉付出，她始终觉得，靠她自己能养活这个家就可以了，没必要去要求大姐夫，无端为他增加压力。大姐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在当今时代也算是一朵奇葩中的奇葩了，她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家庭中男女主人应有的平等关系和各自在家庭中应当担任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以及这些对于后代教育的重要性。
后来创业，姐夫是牵头人，他将自已的那台雪弗兰小轿车作为固定资产入股，成为公有资产用于处理往来业务，同时他在老家另外找了四个投资人入股，大姐夫为公司主创始人占有公司60%股份，强势占领了公司管理决策的话语权，其他投资人按投入资金的多少分配股份占有率，如此，公司勉强运作了起来。运作第一年里，几个股东凡事亲力亲为，辛苦异常，却因姐夫的管理决策频频失误将大好赢面扯向亏本的道路上。
大姐夫自从当了老板，自我存在感便爆棚，凡事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最终，四个股东不堪忍受姐夫的经营管理和行事风格，纷纷退股离开，于是，刚刚运转起来的公司便处于了破产边缘。大姐夫想过继续从他老家找投资合伙人，但经过前几任股东的退股，姐夫的人品口碑在他老家已经人尽皆知，他再也没能从他老家那边融到资，于是便把主意打到了我家这边的亲戚身上。一开始，不清楚情况的父亲认为女婿创业必须支持，并为其四处奔走。但我与二姐很清楚事情的原委，不赞成父亲的行为，就连大姐也不同意父亲把家里那些本就不算亲密的亲戚拉扯下水。于是，父亲便也作罢。最后，眼看大姐夫创业就要面临失败，而造成的影响一定是与大姐和他们这个家息息相关，再加上，姐夫的这盘生意并不是不能做，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管理和人品，于是二姐在综合衡量后，注资加入了进来，原本按照资产清算后再分配，他们之间股份完全可以平分，但大姐夫对于大股东和公司控制权的执着不得不让二姐退步，最终以大姐夫占股70%，二姐占股30%，并以二姐全权管理财务并对公司决策有建议权为协商结果达成合作。于是公司在第二年起死回生。
随着二姐的入股，原本公司被大姐夫带领成的那种团伙式的管理体制日益改变，在二姐强硬的态度下，炒掉了长期跟着大姐夫混迹在赌桌和酒桌上的几个混子员工，并对外招聘踏实肯干的员工，在这期间，二姐对公司里所有的员工和管理层进行了摸底，对其中踏实肯干却一直备受压制的员工进行了安抚，对一些作风不正，能力欠缺的人重新进行了调整，他们中有的是岗位调整，有的是直接解除聘用关系。当时，在处理盗用公司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并且长期欺压其他员工的几个混混员工时，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压力在于他们以二姐的人生安全相威胁；阻力在于，他们都是大姐夫的老乡，常跟在姐夫身边吃喝玩乐替他撑场子，大姐夫不同意炒掉他们，后来二姐不得不报警处理，才将这些人从公司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原本弥漫在公司里的负面情绪和影响不久便被一派欣欣向荣给取代了，二姐也获得了公司里大部分人的认可，之后的很多事情决策，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便得到了大姐夫的指示，但只要觉得指示不合理便都会来征求过二姐的意见后才执行。
因为二姐加入公司后的一系列举措，让大姐夫大为恼火，但看到了二姐的强硬态度后，他也心有顾忌，毕竟，二姐的举措确实为公司带来了可以看到的经济效益，更何况，二姐跟他好歹是亲戚，他多少还是要顾忌一下大姐的感受的。但是，嫌隙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往后的时间，大姐夫一直担心二姐会取代自己的位置并以各种方式戒备着。他将公司最重要的业务部交到他堂弟的手中，好在，他的堂弟尚算争气，勉强将这个位置接了下来，但公司里明眼人都知道，姐夫堂弟能接下这位置，他老婆吕丽的功劳能占去70%。
吕丽是一个热爱生活，能干开朗的人，长得也很漂亮，在她身上我既看到了大姐身上的勤恳付出，又看到了萍身上的那种活泼灵气。姐夫堂弟谭先生以前是小学老师，因生在这个改革开放，众人都下海捞钱的时代里，不甘于过于平淡的教师生涯，便在大姐夫的邀请下携老婆一同加入了公司。刚开始的时候谭先生也是从普通业务员开始做起，他老婆吕丽负责跟单。其实业务员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户，中间有些业务跑腿的事情夹杂其间，而很多时候，谭先生的很多工作都是吕丽在代劳，尤其是在业务稳定的后面几年，谭先生基本上成了一只提线傀儡，所有的工作都是吕丽在维系与沟通，谭先生只需要听从吕丽的安排跑跑腿，但年终的时候，工资和提成必须得全发到谭先生账户上。两夫妻最多的时候一年也能挣个二、三十万，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谭先生与大姐夫一样也成了牌桌上的常客。
那个时候，大姐夫，谭先生他们一帮子酒肉朋友日常生活便是在牌桌和酒桌上度过的，嘴上说是业务需要，但自从他们越来越沉迷于酒桌和牌桌不可自拔的时候，公司的业务量却在急剧减少。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后来，谭先生在外面玩小姐，找小三的谣言四起，甚至涉事人都有名有姓的，包括我在内的众人都知道，只是瞒着吕丽一个人。有时候，我看着吕丽那明朗单纯的笑容，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吕丽的单纯并不代表着她蠢，没多久她便从众人的异样和谭先生长期夜不归家的行为上发现了端倪，但她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猜测，谭先生那样一个曾经为人师表的人，曾经那么爱自己的人，玩小姐，找小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怀疑一旦在内心滋生，它便会支配着人的潜意识去求证和预防，吕丽开始从经济管制上入手，来预防事态向她不可接受的方向发展。
然而，事情并未像吕丽预想的那样被控制住，反而越发地失控，原本和和美美的夫妻俩从此便为了金钱的不明流向而争吵声四起，再到后来谭先生经常酗酒家暴，直到有一天凌晨，吕丽仓皇狼狈地敲响大姐家的门求助，吕丽身上的睡衣袖子被扯破了，头发凌乱，显得无助和不安的双眼通红通红的，布满了血丝，恐惧甚至让她忘记了流眼泪。她紧张的说：“表嫂，我在你家躲躲，一会阿光来问别说我在你家。”说完一头扎进了大姐家阳台的角落里，刚躲起来没多久，就见谭先生手里拿着菜刀踉踉跄跄地追了过来，大姐夫看到事情不对，立马上前夺了他手中的菜刀。这才发现谭先生手臂上有一处伤口，正在汩汩地淌血。谭先生明显是喝多了，身上的酒气熏天，他也不说话，一脚蹿进家门，想到各个房间寻找，大姐夫拦住了他，并打算送他去医院，他这才发现自己的伤口，顿时酒醒了一半。他劈头盖脸的问吕丽有没有来这里，大姐忙说没有，于是他便由大姐夫驾着塞进车里去了医院。吕丽见人走了，从阳台上走出来，这才发现她满脸都是泪，她问大姐：“表嫂，阿光的伤要不要紧？很严重吗？”大姐告她说现在还不知道严不严重，反正留了很多血，而且还没止住，大姐问她谭先生是怎么伤的，吕丽说他是在追赶自己的时候，在楼梯间摔了一跤，她说她知道他摔得很严重，但也不敢上前去搀扶，她说他喝醉了，又拿着刀，她很害怕……
其实，她俩早在闹到这份上之前，就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谭先生经常利用上班时间出去打牌幽会，吕丽通常满腹心事，工作时常有疏忽和耽搁。但碍于他们在公司工作三四年了，是公司的老员工，又是大姐夫家亲戚，再加上他俩的客户资源始终由她俩单独接洽并未交给公司，所以，也只能任其发展。但这件事的发生最终结束了他们在广州的打工生涯。谭先生伤好后，酒也醒了，吕丽在得知他无事后直接一个人回了老家，这次的事情让她想到了离婚。没有了吕丽辅佐的谭先生这才知道，原来一直觉得事业成功的自己离开了吕丽竟然束手无策。于是，没几天，谭先生也离职回家了。最终，俩人以两个小孩为由达成和解，离婚一事作罢。几年后听说他们在老家经营了一家小区超市，生活勉强不愁了，其实，如此，便好。我是很喜欢吕丽这个人的，我希望她能一直都好。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我和二姐我们一家人从未离开过大姐的视线太远，大姐所遭遇的一定不会比吕丽好多少。有时侯，我又想，如果当初我们都不要过多的去担心大姐的婚姻和将来，就那样放逐式地不去管她，她的家庭会不会又有所不同？可是，时光终是一去不返，无法重来，谁都不知道这一系列的如果之后会出现怎样的因果，我只知道，所有的因果中，我们这些带着情感的自家人都只能接受好的，圆满的结局，而无法接受一丁点儿不好的结果。感情始终都是一种自私的执念。人们都害怕还未发生却又能以常理推断出的未来，人这一生都在打着情感的幌子在“趋吉避凶”。而“祸福相依”的道理人们虽懂却从来不肯从内心去接受。
谭先生身上的毛病大姐夫一样也没落下，吃喝嫖赌中只有嫖我们是不知道有没有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不想以最大恶意去揣度一个人，但他的弟弟以及他身边的男人们没有一个绕过了这道坎，甚至，在他们的三观里，便有这样一条理论：有小三代表有面子，没有小三的老板不是大老板。至于他是不是他们一群人中的一朵清莲，我不敢打保票。
在公司业务稳定效益增长的那几年，大姐夫赌资金额越来越大，那段时期，正好是大姐生下二胎在家当全职妈妈的三年。因为母亲的离世父亲的入狱，大侄女在老家没人照看便也被接到了广州读书，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大姐一人照应着。大姐因没有上班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开销摆在那里，不得不向大姐夫拿钱花，大姐夫嫌麻烦便让大姐直接从公司财务支取，挂他私人的帐，而二姐掌管财务，支取生活费毫无难度，大姐的家被照顾得还算妥帖。大姐夫以往从未操心过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小孩读书的开销，毕竟，以往都是大姐靠自己的收入及父亲和母亲在老家劳作在维持，他从未想过维持一个家的开销会这么大。后来，每年的公司盈利属于他的那部分除开他的家庭生活开支后，剩下的钱越来越满足不了他巨额的赌资需求，渐渐地，他便在家庭用度上开始对大姐稍有微辞，时常抱怨。那段时间，大姐思想负担很重，总觉得是自己没有工作而拖了这个家庭的后腿，于是，她一直盼望着能解放复工的那天。
侄儿刚满三岁便送去了幼儿园，大姐也打算复出工作了，原本也想过来姐夫公司上班，但姐夫担心大姐来公司上班后，花钱方面不能像以前那么随心所欲，于是不太赞同。大姐从前的老板王太听说大姐要复工，立马打来电话邀请她，大姐正打算接受邀请回到原来的地方上班，结果二姐阻拦了她，二姐希望大姐来姐夫的公司上班，顺便管一管姐夫的金钱花销。二姐的想法是经过思考的。大姐和大姐夫结婚这么久，他从未规划过将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只顾着自己赌钱赌得轻松。眼看着小孩长大，不久后面临中考高考都会有户籍限制，要想在广州顺利上学升学，必须先解决户口的问题，而以他们的条件和当时的政策来看，只有通过买房子的途径来获得广州市户口。二姐与大姐合计着指望大姐夫是别想了，他从未想过将做生意赚来的钱用于买房子给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一个安稳固定的生活环境，而靠大姐在外面打工挣钱显然解决不了这燃眉之急，只能是通过控制姐夫在公司的盈利下手了。
二姐与大姐夫商量给大姐安排了公司会计的职位，二姐负责出纳工作。这样的安排大姐夫欣然同意了，只要不是让二姐全权管理财务，他就是愿意的，因为二姐管钱管得很紧，没有一丝空子可钻，这是让大姐夫最难受也最头疼的事情，如今大姐管帐，便有松动的可能，毕竟，他能吃定大姐的为人，软磨硬施便是秘诀。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大姐不堪忍受大姐夫每天一刻不停和尚念经般的碎碎念，多次松动从公司提前支取款项拿出去潇洒，以往，他只能在年底清算一年的账务后才能支取较大费用花销。二姐对此无可奈何，对于大姐的软弱，她只能怒其不争。
到了下半年，眼看着大姐夫的支出将要把一年预算的利润收益都花完，二姐便跟大姐商量先付首付贷款买房，把孩子读书的户口问题解决。大姐在跟大姐夫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姐夫不同意买房，他说要买也要回他老家咸宁市里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先，大姐不可能去咸宁安家，就算大姐同意，我们一家也不会同意，这就算是我们一家人的一种执念吧。考虑到大侄女马上读初中了，很快将面临中考，大姐必须要在公司这几年效益好的时候解决户籍的问题，不可能再去分散精力想东想西，大姐夫可以不考虑孩子读书的问题，但她不能不去考虑。于是，大姐没有再与大姐夫商量，直接与二姐一起去看了几家买房落户广州的楼盘，并看中其中两套门对门的户型，俩人各自订下了其中的一套。买房的时候，大姐担心大姐夫有想法，所以将房子产权人登记为大姐夫的名字。一段时间后，大姐和二姐拿到了广州市户口，小孩读书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大姐夫为了这件事情与二姐闹翻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以此指责二姐，认为二姐未经过他的同意私自动用他的财产，二姐因此委屈的同时深觉对大姐夫这人的绝望。
公司因为两个股东的分歧争端气氛越发的糟糕，尤其是大姐夫，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想如何将二姐从公司中剔除，但无论如何思考，这都是行不通的一条死路，如今的公司，无论是运转资金的筹备，人事行政的管理，客户业务维护等大部分事务都已经交到了二姐手上，而他这几年所有的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了酒桌和牌桌上，身上连每年年后的启动资金都拿不出来，公司离开了二姐根本无从运转，于是他便想着将自己分离出去另立炉灶。实际上，大姐夫这些年赚到的钱在广州全款买一套大房子是完全没问题了的，但全被赔在了赌桌和酒桌上。自那以后，大姐夫更加无心业务，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从公司中分离和转移财产，最先，他便盯上了武汉的店面。当初投资武汉的这家店面是经过二姐和大姐夫双方同意的，靠店面打开自家皮衣皮草的品牌销路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看好这里的商铺资源，将来的增值空间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