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之路，形如蚂蚁上树，从树根爬到树梢，不知要遇到多少岔路，要做出多少选择呢。最终，结果也许离你的人生目标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的人生之路主要是学术之路。
我的学术之路分为正奇两途，即前后两部，其分界线是1989年。
1989年前，我学的是经济，研究的是经济，关心的是人文苍生。那时，我的学术兴奋点都在经济学这片显学领地。此可谓正途。
在正途上，虽然我曾经深下功夫，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收获却不多。所发表的论文大多和土地制度、地租问题及房地产有关。有关宏观经济与百姓苍生的只有1988年所发表的《是遗产还是袈裟》、《对所有制问题的社会学透视》、《农业危机的远距离观察》、《军人意识泛化论》等几篇短文。那段时间，是我的学术实习期，虽然一晃而过，但至今想来，仍十分留恋：那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虽为一介书生，却敢指点江山。
1989年后，我开始读古书，研风水，关心的是天文地理，精力都投到了建筑风水与建筑文化的潜学领地。此可谓奇途。
在奇途上，我却是小有斩获。其中，可以为外人道的，就是在而立之年，出版了这部《中国风水文化》。
引领我走上另类学术之路的启蒙读物是《雪心赋正解》，它是我祖父留下的一套家藏旧书。入门后，我对风水理论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北京几乎天天泡图书馆查找资料。1991年，终于写作完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中国风水》，并于次年出版。此后十几年里，我总共出版了四部著作，但是，倾情最多，用功最勤的，还要数这部《中国风水》。
《中国风水》出版后，引起媒体注意。除国内记者外，大约在1995年前后，还曾接受过德国电视一台驻京首席记者雷石的采访。
《中国风水》一书的出版，对别人也许并无意义，但是，对我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学术路径，使我从此和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学风水，讲风水，观风水，写风水，不知不觉，就走上了一条另类人生之路。幸与不幸，谁说得清？
2004年元月中旬，我到浙江，为某市政府新区规划方案提供咨询服务。事后，主人派车送我到绍兴鲁迅故居和兰亭一游。游完兰亭，顺道拜谒明代著名画家徐渭（徐文长）之墓。在墓园的徐渭纪念室，看到一段解说文字，写的是：“万历元年（1573年）新登基的皇帝大赦天下，徐渭因此被保释出狱。出狱不久的徐渭住在南镇庙中，一边修养身心，一边为东晋郭璞的《葬书》作注。”也就是说，万历元年，53岁的徐渭，出狱后不仅遍游南北各地，拜会故友，还集中精力著书作画，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最有意义的艺术创作。而且，还忙里偷闲，专心研究起风水学来，并对风水学的经典著作《葬书》进行注解。由徐渭，我不由联想起了元代那位曾经卖卜江南的黄公望来。我想，作为山水艺术的两个类别，风水学与山水画之间，应该存在着相通之处；风水学之所以能得到像徐渭、董其昌、黄公望这样一些艺术大师的青睐，其中肯定自有一种魅力，自有一番道理。
《中国风水》初版于1992年，几次印刷，前后印数累计达三十万册。1997年后，该书售缺。2004年，承责任编辑韩金英女士美意，由团结出版社出修订版，并将书名改为《中国风水文化》。
从初版到现在，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此次再版，再次修订，将书名改为《风生水起交好运：中国风水知识一本通》，文字部分未作大的改动，修订主要限于校正错字。而配图则增加了两倍。这样，于己当然省功；而于读者，大概也会增加一点可读性。
第一版的附录二原为《七俗探源》。现在看来，当初这篇论文的论据不是很足，立论稍嫌牵强。所以这次再版弃而不用，改换《闲话风水》一文。后者是1993年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之邀，本人首次作为嘉宾，与主持人和听众的对话录音，它概括了十二年前我对风水的一些基本看法，整理成文后未曾公开发表。现附录于后，以作纪念。
在为《风生水起交好运：中国风水知识一本通》修订配图时，我惊奇地发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P4666号和P4691号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皆有四正四维（即四面八方）刻画符（图2），它们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汉代漆木式盘的地盘背面的刻画方法如出一辙。这说明，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有四面八方的空间概念了；人面鱼纹彩陶盆也许就是后来的式盘与罗盘的祖型。我们引以为豪的指南针的发明，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代的半坡人那里。因此，我们不能不对我们的先人们的聪明才智，再次表示礼敬了。
高友谦
2012年3月7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