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五年的发展，立人集团旗下拥有学校、公司等36家企业。
2011年下半年，立人集团资金链出现状况。在国家大环境影响下，立人集团所投资的煤矿开采受到严重限制，产量远远低于预期，房产项目严重滞销，大笔资金套牢。2011年10月，立人集团“不再承兑之前所借民间借款”的消息一经查出，便在泰顺当地引起哗声一片。多年来立人集团民间集资的雪球已经无法滚动，据说，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已经高达30亿元。
在此期间，董顺生多次发布公告，公布资产重组等方案，却为时已晚无补于事。11月底，泰顺县政府发布《泰顺县处置非法集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3个月后，董顺生被抓。
事发后，公众对这位曾经的“英雄人物”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据立人集团的内部员工反映，年过六旬的董顺生身患尿毒症，“直到被抓之前，董顺生还在日夜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还跟政府领导汇报情况”，同时他也公开表示，将自己一个多亿的家产全部拿出用来还债。事实上，被抓之前，董顺生也曾多次试图自杀，只是未能如愿。
甚至连泰顺县的领导也私下表示：“董顺生有国外护照，想走也不是难事，就冲着他敢留在泰顺共存亡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
2012年2月初，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家年会召开，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发表演讲，为温州企业家正名。
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所以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它跟市场经济，跟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把它妖魔化的话，我认为对温州是不公的，更不利于温州的发展。应该说温州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家，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跳楼、自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他的信用，你还能去指责他什么呢？他已经把命都搭上去了，我觉得用的是最惨烈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在这一轮金融风暴中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让环境来适应自己，只能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温州的企业家需要提升，特别在转型发展中需要提升。
如此动情的即兴演讲，为温州危机添了一份默默的温情。作为温州的领导人，陈德荣道出了沈奎正、董顺生等人无法言说的心声。
转型之殇
尽管“跑路”的消息如同一个个地雷，时不时地在温州炸响，但是“信泰集团的老板胡福林跑了”的消息还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使原本伤痕累累的温州经济再受重创。
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社会各界眼中“有国际影响力的眼镜生产企业”信泰集团，迄今已有18年历史，在温州、上海、深圳、香港等地设有子公司，员工达5000人，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年销售额约5亿人民币，并拥有自主品牌。
人人都眼见其光鲜华丽的“袍子”，却不知早已千疮百孔，爬满密密麻麻的“虱子”。直至9月20日信泰老板胡福林“人间蒸发”，才有网友开始爆料：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月息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
不论从企业规模，还是负债规模来看，胡福林的出走，都成了本年度温州危机中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一直以来以低调示人的胡福林再也无法“大隐于市”了。
跑掉的只是一个老板，而其身后有着20多亿的负债，包括民间高利贷12个亿，其中牵涉到的人员之众不言而喻。在温州这个“人人放贷当老高”的地方，不知又有多少家庭和个人因债主的失踪而陷入绝境。
一个颇有实力的集团企业，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负债？这是温州低端制造业寻求转型而陷入迷途的典型样本。产业调整是中国众多企业在实践的共同路径，但在温州，这显得尤为迫切。事实也证明，在这次中小企业倒闭潮中，打火机、皮鞋、眼镜、服装、塑料制品等利润微薄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成为这场悲剧中的最大主角群体。
“温州模式”建立在低成本、低利润的基础上。而今，随着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提升，外加人民币升值、利率不稳定等宏观政策影响，温州企业陷入了“保市场还是保效益”的两难局面。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温州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被挤至浙江省末位。2010年GDP仅2925.57亿元，这一数值还不足美的和华为两家企业当年的营业额之和。
尽管信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但转型的问题同样迫在眉睫。
对于制造厂家来说，眼镜并不是一本万利的行业，而且资料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信泰的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2009年，信泰的国税缴纳额已经降为946万元，到2010年只有570.92万元。
也正是在2008年下半年，胡福林看准了光伏新能源制造，成立新能源事业部，开始迈向从传统制造业向新能源产业的“大跃进”。
很快，信泰集团斥资组建了一个光伏产业企业群：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一系列光伏产品，包括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系统、太阳能系统工程等。
如此一来，信泰的转型开弓没了回头箭，势在必得，预计光伏产品在2011年达成600兆瓦，年产能70亿人民币。
虽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光伏产业的利润也惊人，与劳动力密集的眼镜制造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新能源的发展和扩张，无疑都是以眼镜行业的厂房和积累为抵押，获得大量银行贷款，从而实现可观的杠杆放大效应。
在转型的路上，胡福林一路狂奔。2009年，房价高峰期，信泰集团涉足房地产，在温州平阳、金华浦江等地开发或参股房产。
2010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对产业进行调整，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光伏产业跌入冰点，冲动的扩张导致产能过剩，想回头也为时已晚。2010年底，在宏观调控的穷追猛打下，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银根收紧，信泰集团资金链条开始需要东补西凑：“企业信誉被降级是毫无疑问的，信泰集团的贷款今年一直就放不出来，现在银根一紧，现金流就断了。”
转型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盲目与冲动之下，脱离实业，而又转型失控，最终步入生死攸关的迷途，无可挽回。
在胡福林失踪后不久，坊间传言，信泰集团旗下光伏企业——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人不堪巨额债务之重压，跳楼自杀。
转型，似乎是一条生死线，能走出来，就意味着豁然开朗，走不出，则分崩离析。在信泰之前，还有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在转型迷途中同样不幸阵亡。
温州霸力鞋业的辉煌顶点是在上世纪末。集“中国鞋王”、“中国名牌”等鞋业顶级称号于一身，企业年销售额一度高达2个亿。只有小学文化的王跃进把不起眼的皮鞋厂搞得红红火火，成为温州鞋企中的明星人物。
正如王跃进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冒进主义者，新世纪开始，霸力遭遇发展的“天花板”，企业停滞不前。王跃进开始急不可耐，开始另谋出路，走向“多元化经营”之路。
2005年，温州民营企业界出现矿产投资热。王跃进南下广西，到盛产稀土、大理石的贺州成立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接手无以为继的老矿区。面对采访的媒体，他毫不掩饰其雄心：“这里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与温州相差20来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他又先后花费5000万元拿下当地3家矿山探矿权，踌躇满志。
王跃进开始对鞋业撒手不管，一门心思开矿。然而，毫无开矿经验的他听不进建议，矿业经营得一塌糊涂，后又因涉嫌非法开采，被当地有关部门查处整顿。之后他又不断地从鞋厂调派人员去搞矿业，鞋厂的经营管理也开始混乱不堪。
2007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霸力矿业入不敷出，资金链几近崩断。温州本土的鞋业也无以为继，霸力鞋业一度出现“以货抵债”的情况，鞋料采购一直“打白条”，欠下大约700万元的货款。2009年8月7日，企业日薄西山的王跃进丢下上亿元的银行欠款以及数目不详的民间借贷，一走了之，留下身后一副被掏空的烂摊子。
霸力与信泰的转型之殇，有着惊人的雷同。这恰恰代表了一代温州企业家的迷茫与无奈。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第一批温州企业家已经步入知天命的年纪。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埋头向前，然而当瓶颈和桎梏出现时，他们的奋斗精神依然存在，但“大部分温州人没有目标性，不知该往哪里走”。
温州传统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已经有日薄西山之势，于是有更多的投机者和冒进者出现。踏踏实实只做实业的已经少见，留守实业的也开始三心二意。
但是，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资金、人才、政策环境、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中小企业缺乏技术人才、企业老板对新兴行业缺乏了解，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企业转型中普遍存在，温州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如信泰、霸力之类的实力企业转型尚且走入迷途，中小企业的转型就更是举步维艰。
转型有风险，但如若不冒险求生，就只能僵守在传统产业中苟延残喘，走向寂灭。这是温州企业家最难以接受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企业关门被笑话的可能越来越小，反而是听说你还在做企业，一想你一年挣的还不如他们的零头多，就得心里笑你傻。”
众生相
面对温州的乱局，更多人担心这倒下的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这种惶恐不安的氛围弥漫在整个温州城，一些原本发展健康的企业无辜地也深受牵连，难逃其害。
项碎兰是温州龙湾区工业园内的一家企业主，她创办的腾飞棉纺厂有着16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发展稳定，员工近百名，年产值2000万左右。当然，在温州制造业普遍衰落的当下，项碎兰的工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成本上升，贷款利率上涨，利润越来越薄。
当周边的同行开始将资金转移到投资领域时，项碎兰还是坚守阵地，她四处考察市场，希望寻求突破。2011年夏天，她深思熟虑后决定更新产品类型——生产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四五个亿。”
于是9月初，项碎兰订购了新的机器，开始对工厂进行了装修整改，撤掉旧机器，安装摄像头，一切重整待发。
尽管今年夏天开始，温州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项碎兰始终不以为然。因为她从未借过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还有一年的期限，一切都让她放心，外界的纷纷扰扰离自己还很远。
两个星期之后，项碎兰听到一个消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老板吴保忠“跑路”了。这才让她感觉到这场温州危机与自己有了直接的关联。项碎兰的腾飞公司与宝康是互为担保的关系：“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提供800万元担保。”
尽管如此，项碎兰宽慰自己，这样一笔担保贷款不足以影响到工厂的正常运行。
世事难料，就在宝康出事后的第4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上门催款，事实上这些贷款还要一年才到期。过度敏感的银行派人在工厂四处查看，在厂里也引起一阵恐慌。3天后，事态更加严重，温州支行的行长亲自上门，把车堵在了工厂的大门口，要求项碎兰立即还款。于是事情闹大，项碎兰叫来了警察。
这时，在工厂对面树脂厂打工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下当时的情景，配上文字，“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1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发到微博上。
通过网络的传播，腾飞很快上了“跑路潮”的名单。这个不知实情的目击者的乌龙信息引发谣言四起，把腾飞直逼绝境：催款的银行陆续登上门来，到最后，平日里关系最好的银行也来催债了。为了不影响工厂11月份的正常投产，项碎兰四处凑钱还贷，甚至把家里的3层小楼也抵押了出去。
项碎兰的办公室里，还挂着几幅银行和信用社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个信誉良好的工厂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