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项碎兰而言，遭受如此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9月26日，陈松长发现自己莫名上了“跑路潮”的黑名单，事实上，当时他正在温州瓯海区长虹眼镜厂正常办公。为了辟谣，陈松长立即拍摄了厂区内正常开工的照片，上传到了网络，以正视听，成功进行了公关危机。
陈松长对采访的记者说：“最近确实看到许多企业欠债出逃的消息，但没想到我们企业也会被谣传，现在谣言散布者已经被公安抓获，在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企业也要站出来自我保护。”当然，像陈松长和项碎兰等一类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期盼的是希望能有一个可靠的权威机构站出来，发布准确的信息，及时跟进事态的发展，而不是任由谣言横飞，动摇人心。
与温州企业老板跑路潮同步的，还有“贱卖潮”。身处人人自危的混乱大势之中，握在手中的现金才是最真实的。于是，豪车、房产掀起甩卖风潮。
在温州市内，尽管新开的楼盘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房产中介的二手房房源却空前爆满。
温州鹿城广场的一个豪宅群，风光时达到8万元一平方米，2011年国庆长假一过，房价直线下跌：8万—6万—5万，甚至到了4.8万……
甚至还有更低的价——4.2万元，“对方急于出手，但问题是没有产权证。价格确实是便宜，但不知道这套房是不是已经担保给其他人了，所以还在犹豫中。”
急于甩卖的房产，有产权证的一般都有5年以上房龄，但更多的是产权证还没到手，卖家急着套现。对于这样的房子，好心的中介也会劝买家谨慎为好。
尽管房价低得让人动心，但是真正的成交量并不高，“现在的房子动辄1000多万1套，谁有那么多现金在手上？而且看着现在时机不对，谁会愿意接掉下来的石头啊，至少要等它在地上蹦几下再说。”
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更让人心动。
2011年10月中旬，温州豪车大甩卖的新闻登上了国内外各大媒体，“一辆奔驰S600，市场价260万元左右，现在只要40万元”，如此的行情吸引着各地的“投机客”前往温州“趁火打劫”。
已经跑路的老板，豪车拿来抵债；准备跑路的老板，豪车拿来套现。温州市二手车商会秘书长陈侠统计，2011年9月份，温州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交易量同比没有太大的增加，但是交易额却同比增加一倍，达到1亿元左右。
也就是说，温州的二手车市场成为豪车的展示中心。平时难得一见的限量版顶级豪车——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都在甩卖之列。
当然，豪车诱人，但风险也同在。现在温州的二手车大多并不是车主在卖，而是通过第三方——中间人、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虽然这些车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但买家也要再三权衡：“（这些豪车）虽然可能手续齐全，但车主不在，无法过户，而且不少车子本身都有贷款和按揭，搞不好会吃大亏。”
正在温州企业跑路潮沸沸扬扬之时，“50万美元买房送绿卡”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有人说这为温州老板跑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尽管最后乌龙事件真相大白，“任何在美国民用住宅市场现金投资至少50万美元的外国人都可获得在美居留签证”的说法，只是美国参议员提出的一项议案，但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已经让公众草木皆兵。
“跑路潮”之后，温州老板不敢关机，随时随地把充电器带身边，以免被误传为“跑路”失踪。昔日温州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被破坏，信誉危机的崩溃最为致命。
2011年8月8日，是温州的第十个“诚信日”。然而，“跑路潮”的出现使温州企业家陷入异常尴尬的局面。
在几个月前，温州的熟人之间借一两千万，往往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现在，即使是200万的额度，也必须立字据、写借条。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以前都是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就会担心自己被拖垮。即使朋友、兄弟之间都怀疑，‘你到底行不行啊’”。
这种变化，无形中给温州人心理造成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温州人最初的良好信用从这样一个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
1936年，温州瑞安姓陈的向姓郑的借了6个银元，之后两家失去联系。姓陈的去世前交代儿子要把6个银元还上。儿子一生都没找到郑家后人，去世前便将还钱的任务交给孙子。后来，孙子终于找到郑家后人，尽管当时双方都不富裕，但是孙子还是还了4000元钱。
温州本土的危机，已经影响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温商的声誉。
一位在合肥的温商感叹不已：“关系好的银行，以前借几千万都很容易。现在几百万都借不到，怎么会这样？”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在温州当地的一个网上论坛上，有一篇来自意大利的新闻最为火热，这则新闻描述的就是：温州危机波及海外，远在意大利以及欧洲等地的温州商人，身受牵连，频频遭到质疑和不信任。
隐秘钱殇
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较少，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焕发。
政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的银行信贷收紧，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交织催生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条的双重压力导致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焦头烂额。
由此，隐秘的江湖终究露出了马脚。
全民信贷疯狂
2011年7月21日，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据抽查的300份特定监测户样本统计，温州民间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炒房投资首次被民间借贷超越。
事实上，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已经远远超过了1100亿的规模。在炒煤、炒房失利之后，民间信贷成为温州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方式。
有暴利必有勇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温州资本也在近年陆续回流温州。“这些钱都是最早一代‘闯出去’的温州商人赚的，现在听到家乡的民间借贷收益好，人不回来也可以投资，就纷纷把钱委托国内的亲友放贷。”
甚至在最为火热的时候，人们需要托关系才能把钱放进地下钱庄。
这种全民疯狂的状态，这场金钱永不眠的游戏，吸引着更多的人，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务员及普通公众，不顾一切地扑身其中。
几年前，温州倪先生的朋友告诉了他一条“轻松赚钱”的明路：以自己名下的房产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然后把这笔资金交给担保公司，高息放贷出去，年底本息一起归还。
这种方式在温州已经非常普遍。银行贷款的利息大概在6%～7%，而担保公司的则为12%～15%，也就是说200万的房产抵押款放到担保公司，可以获得年利息30多万，减去银行的贷款利息，还有超过一半的利息归自己所有。
后来，民间借贷利率猛涨，倪先生计划着再投入一笔，他并没有觉察到“风雨欲来”。
2011年开始，银根越来越紧的时候，民间借贷利率畸高，但是紧接着跑路、跳楼的消息也不绝于耳。这时，倪先生找担保公司的老板，想收回资金，老板明确表示暂时收不回，然后宽慰他：恐慌很快就会过去！
这只是一个普通温州人的故事。事实上，在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人队伍中，公务员成为了一大颇具实力的分支。在浙江省一些城市，银行有某些相关政策，凡公务员即可获得银行一笔50万元的贷款。这为公务员参与民间信贷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2011年9月20日，温州版“吴英案”东窗事发。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借用当地知名企业顺吉集团的名义，为自己家族的多家担保公司集资，达13亿元之多。
在此案的调查中，人们发现相当部分的借款人是永嘉当地的公务员，甚至有人说有8成以上为公务员，还有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此一来，案件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看头十足。
在温州的民间信贷中，公务员的参与非常普遍。2011年初，温州龙湾公安局侦破的一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债主居然全部来自于温州市司法机构，而且单个借款人涉案金额都为数百万不等。
“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这成为温州民间信贷的潜规则之一。
在温州民间借贷业内异常活跃的王先生，原来在温州市工商银行负责信贷业务，他透露：“认识人的话，银行还是比较好说话的，现在收益那么好，很多人都绞尽脑汁从银行贷款套现，用于放贷，用房子或其他不动产做抵押，也有巧立名目找到各种贷款事由。”温州人民银行的报告指出：“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其中来自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的资金占10%，其规模超过百亿元。”
当然还有公务员、政府官员、银行职员直接利用自身身份充当“掮客”的现象。
2011年8月，“银行女职员携单位7000多万元巨款潜逃了……”的消息在温州城内传得沸沸扬扬。后来事情公开后发现，这位来自中信银行乐清柳市支行的客户经理，并不是贪污银行巨款，而是深陷民间信贷畏罪潜逃。
之后，温州银监部门对此类事件进行严厉排查和打击，银行职员利用职务之便充当“掮客”者，都被开除，并承担相应责任。从8月至11月，有4名银行职员充当“掮客”被查出，参与民间借贷的金额总计约2亿元。
在温州的民间借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中间人”，一种是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就是由公司出面放贷，然后将每年的利息交给出资人的借贷形式。
“中间人”则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中间人”依靠私人关系放贷。“中间人”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较活跃的女性，人际关系广，而且在长期的“从业经历”中被证明比较“靠谱”，有能力将亲戚朋友手中的闲钱聚拢起来，然后通过借贷赚取稳定的收益。每位出资人出资的金额不会太大，但经过“中间人”之手后聚沙成塔，总的资金量并不比专业的担保公司少。据记者了解，在温州到处都活跃着这样大大小小的“中间人”，他们得到的利息在保证出资人收益的前提下，会留下一部分当做中介费，中介费的高低根据资金额度、投资方向、借贷时间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第二种“中间人”一般是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或者大型企业的老板。他们利用自己资信较高、比一般中小企业更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优势，将从银行拿到的钱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给其他人，从中赚取利差。这些人放出的每笔贷款往往数额较大，因为要确保借款人一定能按时还钱，他们往往对其还款能力、信誉度、投资项目的风险等事前要经过严格的考察。
所谓的“民间借贷”，并非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个人，担保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官银”也成为民间借贷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网络上传播着一份泄密的银监会高管的发言稿透露，“官银”参与民间信贷的现象非常严重，据说有3万亿规模的银行贷款涉入其中。发言稿件中说：“现在由于信贷需求旺盛，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是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这些贷款）在浙江这些沿海地区都是低成本，（企业拿到）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国企没有缺席这场“投机盛宴”。部分国企用土地做抵押，一只手从银行获得低息的巨额贷款，另一只手则通过担保公司，以高利率放款出去。
随着温州金融危机事态的发展，层层内幕被掀开。在这场全民参与的“金钱冒险游戏”中，上市公司也未能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