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末到2013年春,我跟嘉映、简宁做了七次谈话,地点在嘉映家。
缘由是,多年来,我在跟嘉映、简宁的各种闲聊中每每能获得启发,他们的一些有见地的说法,经常被我拿来在各种场合(对我而言基本就是酒桌上)卖弄,后来就碰到一些做媒体的朋友,他们鼓动我何不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集中做几次谈话,拿到媒体上发表,要弄就好好弄,要卖就真卖。
我把这个意思跟嘉映、简宁说了,他们答应试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三两朋友坐下来就一些问题安安静静交流一下挺好,别净是喝大酒扯闲天,或者——对嘉映来说——就是学术讨论。是否在媒体上发表,倒在其次。
这半年多来,大概每隔一个月我们聚在嘉映家谈一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左右,有茶,不喝酒。我带了录音笔做录音,我的一个拍电影的朋友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他带了摄像机在一边录像,他跟嘉映、简宁也认识,不好拒绝。关于录音录像对谈话的影响,在书中“何为‘智性’谈话”中有所涉及。
谈“政治”的那次特邀了周濂加入,他是嘉映以前的学生,现在主要做政治哲学。周濂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每次谈话的题目由我来定,基本上是就我的一些困惑来展开,半年多下来,困惑并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加深),但多多少少让我更看清楚了这些困惑的面目,这样的收益我觉得已算不小了,所以,这一系列谈话对我而言绝非空谈,这样的空谈,还是对我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还不至于是个不切实际耽于空想的人吧?何况,有些问题只能空谈,就应该空谈,比如乌托邦之类的?
不谈也罢。
要感谢以下朋友对“空谈”的促成和帮助:高山、沈山、高子鹏、庄丹洵、项灵羽、王芫、刘晓丽;还要感谢徐晓、沈大园、灵子、傅金岳,是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使“空谈”成为《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
狗子
2013.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