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而经理人采取聘任制，企业的经营状况、盈亏与否决定于经理人，所以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很重要。在这里就以案例讲述晋商在这方面是如何处理的。
大盛魁的“东家”，是指王、张、史三位创始人的后代子孙。他们没有选聘经理和指挥业务的实权，只是出于对三位创始人的尊重，每年从“纯盈余”项下，提支三个财股，每股2 000两银子，分给三姓子孙。王相卿一支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保留了半个世袭身股。这样，大盛魁的生意已脱出了世袭家族式的商号的框架，纯粹成为以人身股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如前所述，从总经理到掌柜乃至一般从业人员，统按人身股为投资股份，不吸纳任何资金股份，这种以人身股组织股份企业的办法，是山西商人的创举。不过大盛魁的股份制与其他山西商号的股份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东家”这个称谓的内涵有很大不同。王、张、史三位创始人的子孙后代并没有财力投资，名为“财东”，实际上仅仅是客气的尊称而已。他们每年除领取分红性质的2 000两银子外，号内的亏损风险概不承担。既然不承担风险责任，只是坐吃先辈的功劳，这些先辈子孙在号内自然没有什么威望可言，“东家”只是个好听的称呼而已。大盛魁甚至规定，“不到结账期，号内不招待财东们食宿”。还告诉回家探亲的号伙，不要到财东家里去，以免财东打探号内虚实、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东家”在大盛魁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大盛魁的人力股份制，使商号摆脱了东家凭借资本实力对号内人事组织、业务活动、资金积累、经营规模的主观制约。大小号事的决策权在以总经理为首的各部经理、掌柜组成的“董事会”。而总经理则是在经过反复实践考验后，由“董事会”逐级推选出来的，所以总经理的权力可以说是“董事会”赋予的，总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总经理的选拔不计籍贯乡别，不以年资为唯一标准，重的是个人素质，是经营实践，所以大盛魁的历任总经理既富有才干，又充满活力。由于总经理是“土生土长”的内家子，从入伙学徒开始，逐渐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号内上下知根知底，所以，总经理的号令上传下达，在数千里外的各分庄、小号无不按号令行事，其原因就在于总经理的人品、才干为众所佩服，再辅以严格的号规作为保障，使大盛魁在历任总经理的主持下，轰轰烈烈地发展了二百多年。
可见，大盛魁的东伙关系比较特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摆脱东家的控制，实现人事权、财权、经营权的独立自主，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但山西其他商号、票号则始终维持由东家聘任总经理、掌柜，形成财东出资并承担亏损风险，总经理、掌柜负责经营业务活动的委托经营形式。这样在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总号与分号之间，总经理与各分号经理、掌柜之间，号伙、学徒之间，就存在一个如何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的问题，其间最核心的是如何实现事业发展的基础——“人和”。晋商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为股东，出力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的两权分离和人身股就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
经理人其实决定着财东们的生计，晋商中很多经理人对所在商号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鞠躬尽瘁，与财东们互相忠诚信赖。据《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总结山西票号的内部组织管理时提到：“票号其法，集巨资择信义尤著者数人经理之，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物之资。三年结账、按股分余利，营业愈盛，余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以此人人各谋其私，不检责而勤，不检制而俭。其发起之人及效力年久者，于其身后，必给身股以赡其家。子孙而贤仍可入号，未得身股以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以是作奸者少。”
《清稗类钞》的记叙是比较客观的，它使我们对山西票号的内部组织形式有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了解。山西票号从开始成立就沿用了山西商号比较进步的以顶身股为特色的股份制组织形式，并且延续了一百多年。在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山西商人首先要做的是“择信义尤著者数人经理之”。为了表示对总经理、掌柜这些被聘请人才的高度重视与敬佩，也为了在全号上下树立他们的威信和地位，东家正式委聘的形式都非常隆重，不仅摆大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而且在合同条款中写明东家委以全权、酬以重金，一切经营活动、人事管理、资金运用，东家概不干预，只静候年终结算报告。若遇亏欠，只要不是人为的失职，东家并不责怪，反而补足资金，以待来年转机，因为商业赔赚犹如兵家胜败，士气可鼓而不可泄。这种东家出资并承担亏欠风险的委托经营方式，权责分明，较好地处理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从中也体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用人原则。由于东家对总经理、掌柜的高度信任与依赖，山西商号、票号中一般东伙关系都较和谐。总经理、掌柜都敢于放手经营，特别是总号“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在千里之外”，东家的设想、意图，可以与掌柜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但二者不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有的东家精明强悍，不仅熟习业务，而且雄才大略，他们在总号的发言权就多一些，但也不能越权指挥。这一类型的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往往相得益彰，经理、掌柜感于东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尽心竭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东家则感于经理掌柜对商号、票号的功绩，倍加信赖、尊重，二者形成合力，往往是竞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山西祁县渠家的三晋源票号、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太谷曹家商号都属这一类型。
有的东家对经营业务活动并不在行，更是全心依靠经理、掌柜，由于东家出资并承担风险，故经理、掌柜对东家十分尊重，而东家对经理掌柜更是言听计从，倾心相托。东伙之间不能有任何一点芥蒂。日升昌票号是雷履泰领平遥达蒲村李家资本建立的山西第一家票号。雷履泰与李家的关系是从李家的西裕成颜料庄开始的。西裕成既有制作颜料的作坊，又有分布于平遥、北京等地的颜料店铺，雷履泰被东家聘为总经理，使西裕成成为平遥城发展最快的颜料商号。所以东家对雷履泰的才干与忠心深信不疑。当雷履泰在京、晋间货款结算及运现的实践中试行拨兑汇票法时，得到了东家的理解与支持，后来雷履泰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改颜料庄为专营汇票的票号这一重大决策时，李东家心领神会，立即注入资金，交由雷履泰去创办，终于成就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票号事业，诞生了中国近代银行的“乡下老祖父”。后来总经理雷履泰与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发生矛盾，毛鸿翙乘雷履泰生病期间，曾挑拨东家让雷回家休息，由其取而代之。雷履泰察言观色感到东家对自己的不信任，便向东家表示外边的各码头是我安的，等把各码头撤回来，向东家交代清楚，我自然回家休息。东家一听要撤回分号，意识到自己的失策，立即给雷履泰赔情道歉，甚至下跪认错，向雷表明自己的一片诚意，才使雷履泰与东家消除了误会，从此，东家对雷履泰的信任一如既往，雷对东家仍然忠心不二，在雷的主持下，日升昌进入了它发展历史的鼎盛时期。
副总经理毛鸿翙看到东家对雷履泰的态度一如既往，感到升任总经理的希望落空，只好辞职离开日升昌。其实毛鸿翙也是个票号专家，他的才干被介休北贾村富商侯家看中，被聘为总经理，先后把侯家在平遥的几大绸缎商号改组为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这样一来毛鸿翙的个人才干得到了发挥，也使山西票号形成竞争态势。由于票号经营的巨大利益的吸引，其他实力雄厚的山西商号纷纷仿效，掀起了山西商人组建票号并向全国各重要城镇、码头、商埠设立分号的高潮。各家票号纷纷选聘人才、培养人才，一大批商号和票号人才脱颖而出，从山西走向全国，从此，全国金融市场尽在山西商人掌握之中。
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这种委托经营关系，建立在信赖与忠诚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虽然东家出资并承担风险，商号、票号的所有权属于东家，不像大盛魁那种东家有名无实而被架空，但东家一旦把经营权交给被委托人时，人事权、财权亦同时交出。所以山西的票号、商号尽管名义上是家族式企业，但它的经营管理活动却并不是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也不是任人唯亲，这就使企业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能广纳人才，保持长久的活力。东家对商号、票号的控制与监督建立在对经济实绩及对被委托人的才智高下、品质优劣，能力强弱的考察上，一旦发现问题，东家有权解除聘任委托关系。所以东家对被委托人仍有一定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并不表现为家长式专制统治。当然也有总经理长期大权独揽，养尊处优，思想渐趋保守，不能在时势变革中及时进取创新，终因坐失历史机遇而导致失败的例子。但山西商人毕竟以他们的人才优势，生存发展了几个世纪，仅就票号而言也经历了150年的风雨涤荡，这样顽强的生命力，不是家长式的专制管理能够创造出来的。
把商号与票号的经营管理建立在依赖与忠诚的基础上，体现了企业内部的“和”的精神。当上自总经理，下至伙计，都以人力身股分红而得到实际利益的保障时，号内上下人等自然会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忠诚感，才会“不检责而勤，不检制而俭”，在保障全号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对创立票号的老一代功臣，年老时“必给身股以赡其家”，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利益与人情俱在其中。
但是“和衷为贵”这条儒家原则，并不是僵化的教条。人和不等于不讲法度，一味厚道，票号内部通过严格的号规整肃上下员工的行为举止，不容违犯。特别是在经济账目上，如果“毫厘有差立摈之”，立即清除出号，一旦出号，“他号亦不录用”，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之所以如此严格规约，是因为山西商人认识到“古今以来，铁筒江山，尚有不能久全之时。古人为治之道，不能有赏无罚，正谓此也。”经商也同于治国之道，对待员工既有以身股分红的利益保障，也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有赏有罚。如果经理对待伙友只是一味厚道，是非功过不分，赏罚不明，势必造成“日久相习懈怠，不能振刷精神”。所以，山西商人要求号内上下人等，在“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的原则下，还应做到：“在上位者应宜宽厚爱护，但不能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量自重，无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前面一句话所引是平遥侯家主持蔚丰厚票号的李宏龄写给总号执事信中的恳切之辞；后面一句引的是祁县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手定章程之一。虽然字号不同，但对内部管理的宽严相济的宗旨则完全相同。
身为蔚丰厚执事的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相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随时招致。他听说百川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所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希望能延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如果属实，即可另派妥善之人前往。他说：“号事以妥实为主，不可因为是我介绍来的就可以袒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后来李宏龄为此事再三敦促总号派人清查，以期水落石出。从中看出和衷与严法的结合是山西商人管理内部人事所恪守的重要原则。特别是执掌号事大权的人，更要坦诚无私，既能推选延揽人才，又能严格考核，不能用私，不能顾及情面。
李宏龄后来在给总号的信中又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总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认真查看则得人，不认真查看则不得人，全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正有才干的人才能奋兴，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山西商人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既聘信义卓著的人总领号事，又能在号内广用人才，同时号规谨严，查核秉公，这就保障了号内上下人等都能同心同欲，朴诚稳妥，齐心协力，凝聚成“人和”的力量。“天地之性人为贵”，正是贵在“人和”，贵在人的价值，贵在群体的力量。人和万事兴，山西商人的成功，处处体现出了人和的威力。儒家的仁义亲和，法家的严慎赏罚，在这里巧妙地融汇在一起，真可谓“儒法相渐，王霸道杂而用之”。
李宏龄之所以特别强调“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是因为有前车之鉴。早在1884年初，山西平遥谦吉升票号因汇划不灵，其苏州分号首先关闭，汉口及各分号相继倒闭，号伙被地方关押追索欠款，竟服鸦片自尽。至1890年，祁县元丰玖票号又因受工商业不景气及倒闭影响，贷款不能按期收回，致使其汉口分号停业清理，影响各分号尽行关闭。其在京分号虽依靠同行票号帮助维持，暂时得以保留，但各处外欠已有40万之巨，难以清理。更有元丰玖的天津伙友逃走二人，重庆全行逃走，山东管事人服毒自尽，不仅使山西同行票号感到大失体面，而且严重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至1907年又有营口从事榨油业的东盛和五联号（广东叶雨田开设）因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排挤打击，致使所欠山西票号及大清银行、各外国银行债款500余万两不能按期归还而破产，影响到营口一市与关内外汇兑不通，炉房停铸，工商业疲软，市场一片混乱。其中山西票号损失达100余万两。谦吉升、元丰玖及东盛和五联号的失败，尽管客观上有众多原因，但在李宏龄看来，推原其故至关紧要的还是用人不当这一主观原因。他针对本号设在天津的分号曾在1890年前后发生过钱账亏空1 100余吊的事（票号经手货币凡银两就列入银账，凡制线就列入钱账），指出如果天津有妥人主持分庄，何至有此等事发生。谦吉升、元丰玖的教训固然要记取，而本号内部的隐患、弊端不可不引起极度警惕。“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同乡各号，若不及早整顿，何以支时局而筹久远？！”“他号已往之事，皆我号未来之戒”。为此，他建议总号到结账分红之期，为了鼓励人才，对各号经理应从直举核，某人能办事，某人无能，一一指明，实行增减顶身股份的奖惩方法，使能者受到鼓舞，无能者受到警戒。只有破除情面，方可得人，方可无弊。
清末在各国列强大肆倾销商品夺我利权之时，李宏龄及时看清时局发展对山西票号的不利影响。他在给东家的一封信中，指出“于各连号情形最能深恶，但今昔时事不同，人心各异。自蔚字五联号开设以来，经历了百余年的考验，生意发达，东家与伙友各得利益，虽屡经世变，皆能转危为安，本利丰积。但是自外洋通商，各国列强倾销商品，恣意经济掠夺以来，表面上提倡的是中外两利，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再加上清末自1897年盛宣怀筹办的通商银行开业后，官办、官商合办银行15年间已增至20家，还有官办银钱局号20家，占据了上海、天津、北京等主要城市金融市场，无论资本总额与营业规模，以及官予特权大可压倒票号、钱庄。李宏龄从通商银行、户部银行的创立中已经感受到“各处银行林立，无非暗夺我之权力，生意因之减色”，为此，“有识者不能无忧”，不能不思前虑后，考虑应对之策。他向东家直陈自己的见解：“若能东伙同心，励精图治，尚可抵御外人”，保住利权。“东伙同心”才能形成合力；而要“励精图治”，则必须看到号内多年来积习而成的弊端，从最根本处着手，重新振刷精神，巩固票号基础。否则日复一日，终恐难以振作，若不及早挽救，稍一懈怠，即会落人之后。时局维艰，但也要看到商务情形日新月异，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皆天下商务所集，局面宏阔，已非昔日可比，各行争先恐后革除旧习，讲求商务，“凡中外交涉，官商共事，不但与前数十年，即与前数年规模大异，是以办法亦大不同。”他建议东家委派总号执事之人，或东家一起同行，到上述各主要码头作一番实地考查，既可亲身体验今昔业务做法大不相同，又可了解各码头伙友勤惰，只有掌握了实际情况，总号与分号指挥商办之事才能“行止自能得当，调度亦必有方，此举万不可缓”。也就是说，作为决策调度的首脑机关，首先要注重更新观念，旧定章程中合乎时宜的就应恪守成规，不合时宜的就要应时而改动，万不可据守固见。与此同时，吸取他号教训，以“留意人才、培养人才、挑选人才、鼓励人才为第一要义，念念以号事为重，本大公无我之心，行至公无私之事，绝不任用私人，则人才自出，而号事认真矣。号事认真，必无不兴旺之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励精图治的愿望。总之，山西票号于时事艰难之际，更应注重“号规不可不振，用人不可不慎，世务不可不通，然后财源可旺，根本可固，东家好，执事好，伙友皆好，时局虽变，我号总立于不败之地”。李宏龄的这些发自肺腑的忠告，表现了晋商孜孜以求，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精神，同时体现了晋商在恪守和衷为贵原则的同时，始终把识人、重人、用人放在最紧要的位置，以努力实现和谐的东伙关系。
评析
晋商的成功，关键还在于晋商注重以人为本，提倡以和为贵，实现人的团结，人的凝聚。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着力提倡晋商的这种“人和”精神，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内部关系的和谐发展。
（案例撰稿人杜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