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的十大商帮，在历史进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特别是在外国资本由中国沿海逐步渗透到内地以后，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机，多数走向衰落。唯宁波商、洞庭商经过曲折买办道路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后来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封建商人一跃成为现代企业家。轰轰烈烈五百多年的晋商，却没有能够实现由商人资本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绝大部分都淹没在时代潮流的变换之中。对照近年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大量家族企业，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走社会化经营，实行管理体制转型。
在历史进入20世纪初，明清中国十大商帮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机，多数走向衰落。唯宁波商、洞庭商经过买办的曲折道路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后来的江浙财团，封建商人一跃成为现代企业家。而晋商、徽商、陕商等均红极而衰，在近代社会到来之时，没有能够实现商人资本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大部分淹没在时代潮流的变换之中。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多年，最终转变为现代企业家者为数寥寥，而汾酒商人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一、汾酒商人是明清晋商显赫的一支
明清汾酒商人是当代中国白酒业之明星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先驱，他们是明清晋商中的一支。
据史料记载，汾阳酒商久远，北齐武成帝高湛（公元534～565年）在晋阳写信向洛阳的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灼两杯”。汾酒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转变后，在元代开始出口西欧，贴着杏花村商标出口英法等国。到元朝末杏花村各酒坊的酒已经成为汾州特产，甚至成为汾州的代名词。汾酒商人还生产一种羊羔酒，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曾赞曰：“羊羔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远出襄陵（酒）之上。”
明朝，国家废除酒类专卖，实行征税制，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明代崛起的晋商走向全国，也逐渐把汾酒制作工艺带到了全国各地。“山西商人在直隶全省开设烧锅1 000余家，其中口北道和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承德府开设烧锅200余家，每家（酒工）少则10余名，多则30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贵州茅台酒。据贵州省工商联合会：《贵州茅台酒史》记载：“茅台村位于赤水河畔……由四川入黔东盐船，经泸州、合江溯流而上，直达茅台村。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食盐转运点，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运销食盐的商人和票号，大都是山西人和陕西人……这些商人腰缠巨万，生活奢靡，终日饮宴。为了提高酒的质量，就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本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据说最初是1704年由一个山西商人郭某雇工制造，继而由陕西商人宋某、毛某先后雇工加工改良。”又说，“茅台酒的产生，最初只是茅台镇的山西、陕西人经营的盐号为了酿酒自饮而附设的个别小酒坊……据1841年《遵义府志》记载，当时专为销售而酿造的烧坊‘不下一二十家’。”到后来才逐渐演变成如今的茅台酒。
酒是公关的必要工具，明清晋商走到哪里，把酒带到哪里，汾酒传遍祖国各地，并且产生了许多变种。
汾酒制作与销售商人在明清时期与其他山西商品经营资本一样，有了巨大的发展。1875（光绪元年），汾阳县南垣寨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王氏当时已经在北京、天津开设多处商号、银号，到1915年（民国四年），王协舒的资产已经达到2 000两白银。同年，宝泉益酒坊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经营，改名义泉泳。王协卿增加投资，改善条件，聘请前宝泉益的大掌柜孝义人杨德龄（1859～1945年）为经理，对酒坊进行整顿改造。同一时期，杏花村还有德厚成、崇盛永等几家制酒作坊，义泉泳东家与掌柜通过友好协商，获得了德厚成、崇盛永支持，以义泉泳为主，进行了合并重组，成为当时晋商酒业最大的汾酒生产销售企业。新的义泉泳实力壮大，技术力量加强，汾酒的质量明显提高。“义泉泳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汾酒，以老白汾酒为代表；一类是以老白汾酒为基酒的果露、配制酒，以白玉露、玫瑰露、状元红和竹叶露为代表”。“自1904年起，义泉泳在杨德龄经理的带领下大规模研制配制药酒、果露酒。他们以老白汾酒为基酒，先后试制成功‘葡萄’、‘黄汾’、‘茵陈’、‘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状元红’、‘三甲屠苏’等10余种低度配制汾酒露，加上清初大学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叶青生产工艺，形成了中国白酒业第一个以白酒为主、配制酒为辅的完整的品牌体系。其中‘白玉’、‘竹叶青’、‘状元红’、‘玫瑰’与‘老白汾酒’并驾齐驱，成为杏花村五大名酒。”
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王协卿、杨德龄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详述始末，立石于杏花村古井旁。文中写道：“自晋唐以来，开设酒肆历有年所。大清光绪中邑绅王姓，因其故址，轩敞其门楹，轮扬其亭馆，泉之左右，焕然一新。岁乙卯王东协卿慨然兴起，独立整顿，易其名曰：‘义泉泳’。延子九杨君、瑞符韩君、辅廷曹君、爵轩张君、祥甫张君等，法酒正五齐之式，用酒官六物之监，黍稷必丰其材，曲蘖必洁其母。佳酿之誉宇内交驰，凡王公士庶，逢月夜花辰，莫不以争先一酌为快……越明年丙辰，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唯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考古学专家张颔先生在《杏花村汾酒厂碑记》中，准确而简洁地记述了汾酒商人的历史：“唐时，杏花村酒肆如林，作坊七十有二。由宋迄明，沉浮辗转历时六百余年。清代中叶酒坊增至220余所，其佼佼者以卢家街之‘甘露堂’为最。光绪元年，有南垣寨乡绅王氏独资兴办‘宝泉益’，声名颇著。当时亦有‘厚德成’、‘崇盛永’、‘义顺魁’数家与之抗衡，分沾其润。至民国初年，计有酒坊19所。民国四年，‘宝泉益’易名‘义泉泳’，杨君德龄出任经理之职，着力整顿，改进工艺，仿《周礼》酒正五齐之式，用酒官六物之监，尊古遗法，乃创酿造之七大要诀曰‘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也。循法所制之酒，质量尤逾前人。是年，‘义泉泳’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章，一举而名播寰宇。有汾邑举人申季庄撰《申明亭酒泉记》，传其盛事。”
历史进入20世纪后，晋商的各帮商人，包括茶商、盐商、布商、绸缎商、当商、钱庄商、票号商等等，均先后衰落，在商人资本向现代企业转变过程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能够转化为现代产业和现代企业家，而汾酒商人却实现了这一步惊险的跳越，继续发展，演变为现代产业。
二、汾酒商人资本的转型
汾酒在巴拿马赛会获奖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当时正在极力倡导振兴山西商务的山西省督军阎锡山的高度关注，他试图通过政府与商人的合作，大力发展山西汾酒，遂指定专人与杨德龄协商。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官商合营之事就此搁浅。督军公署副官张汝萍见官商合办不成，便联络了一批朋友，集股开设推销汾酒的企业，接着把义泉泳经理杨德龄请来协商。最后决定，由张汝萍等5人认股份现银元2 500元；义泉泳以酒入股，即实物与技术股份2 500元，共计5 000元股本，组成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不过这个公司只是一个销售公司，并不负责汾酒的生产。义泉泳负责生产汾酒，晋裕公司负责包销。协议达成后，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于1919年（民国八年）1月在太原正式挂牌成立，公司经理亦由杨德龄担任。
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引进了西方股份企业的组织制度，制定章程，确定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
1.资本责任有限制。参照海外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习惯做法，实行有限责任制，改变了晋商股东无限责任制度的传统。
2.资本股份制。总资本银元5 000元，其中股东张汝萍等5人各500元，合计2 500元股份；义泉泳以酒入股，为2 500元股份，共计5 000元股本。
3.管理分权制。公司设立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改变了晋商大掌柜一人说了算的制度，公司总经理杨德龄负责日常事务，指挥全面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遇有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人，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曾任山西省银行副经理）等许多社会名流。
4.薪俸三三制。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按月发薪，改变了晋商传统的年薪制，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现好可晋升普通级，如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红包，也叫赏钱，一年一次，奖优罚劣；红利，根据全年利润，按照股份多寡分红，年底一次分派。
5.人事避亲制。公司用人，不得使用亲眷，实行避亲原则。杨经理子孙满堂，无一亲人跟随其左右，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6.新式会计制。杨德龄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采用了新式簿记和记账方法。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部《商标法》，第二年晋裕汾酒公司就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高粱穗汾酒商标。
义泉泳与晋裕公司的合作，仅仅经过了8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义泉泳因供酒价格问题与晋裕公司的售出价格悬殊太大，要求提价，晋裕公司不同意调整价格，加之义泉泳内部分裂，决定不再供应晋裕公司汾酒，接着义泉泳撤销了杨德龄的经理职务。
当时，晋裕公司的资本已经增加到50 000元，在当时山西500家酒业中居于首位。杨德龄被免除义泉泳经理后，一气之下，带走了义泉泳的半套人马，集中精力锐意经营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于当年在杏花村购得房产，成立了晋裕公司酿造厂，自产自销，其规模与义泉泳相当。分裂后的义泉泳，因经营方式陈旧，管理不善，日渐萧条，到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晋裕公司便以9 600银元的价格收购了义泉泳全部资产，包括房产、生产工具和招牌，彻底兼并了义泉泳。最大最强的老式汾酒企业被新式的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替代，标志着汾酒业的领头羊彻底告别了旧的管理模式，进入现代公司化经营的时代，新式汾酒商人代替了旧式汾酒商人。
从此，汾酒商人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兼并义泉泳前的1930年（民国十九年），其纯收益为3 683.8元，兼并后的1935年，纯收益为8 377.2元，1936年达到12 544.7元，每股红利7.5元，日产汾酒2 000斤。新公司新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扩建了义泉泳造酒厂，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集团公司。
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坚持“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理念，精益求精，品牌声誉日隆，多次参加酒赛，几乎囊括了民国年间全国性展览赛会的全部金奖，如191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金质奖，1922年南洋劝业会赛一等奖，1934年山东国货陈列馆特等金奖，1935年、1936年蝉联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物品展览会特等金奖。抗战开始前共获国际金奖2次，在国内6次夺魁，共获金牌8枚。山西督军阎锡山先后题写了“中外驰名”、“名闻海外”、“名震四海”、“味重西凉”4块金字牌匾。
随着汾酒销售市场扩大，公司改进包装、增设批发、零售网点，在汾阳县城开设了通信诚销售商号，在山西各县市及省城各大饭店、商号设点代销，同时在北平的前门大街、大栅栏、琉璃厂和天津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代销店。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1935年，上海有关酒业的同业公会共有6家，其中酒类专业协会3家，参加汾酒公会的业主数量高达226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酒类专业协会。以山西大本营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庄省外五大城市为中心，汾酒及其系列产品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名酒。但是，后来由于日寇侵华，杨德龄等一批具有现代精神的商人艰苦奋斗的事业被战乱阻止，晋裕汾酒公司日见衰竭，奄奄一息。1949年汾阳解放后，人民政府以8 000元价款收购了晋裕汾酒公司在杏花村的酿造厂。晋裕公司以这笔钱与另一私商合并经营文具业务至1951年倒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被后来的山西杏花村汾酒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得以发展，成为今天的驰名中外的汾酒集团公司。
三、汾酒商人转型背景与路径分析
在农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到16世纪出现了商业革命，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工业经济时代的诞生。在英、法等西方国家，那些商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商人，后来大部分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工商企业家，日本早期的商人家族诸如住友、松下等也转化为现代企业。但是，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商人家族，除了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两帮经过曲折的买办道路，大部分得以存在，转变为后来的江浙财团外，其他商帮基本没有实现这一跳越，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逐渐衰落而退出了市场。十大商帮中最为显赫的晋商也同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汾酒商人等少数晋商得以延续和发展，由早期的商人资本转变为现代工商企业。
汾酒商人资本转型的背景与路径，与以下情况不无关系：
第一，汾阳商人中旅俄商人多，受欧洲商人影响深。汾阳县商人外出经营，不仅走北京、天津、山东、江浙、两湖、两广、云贵川，而且远走蒙古、俄罗斯，特别是旅俄晋商中，汾阳商人相当活跃。俄国十月革命后，晋商在俄资产被没收，大批旅俄晋商纷纷返回国内。据台湾出版的《革命人物传》中《阎锡山传》记述，1919年阎锡山听到汾阳很多商人从俄罗斯返回十分震惊，在接见汾阳旅俄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由俄罗斯返回的汾阳商人有1万人。旅俄晋商，汾阳人是最多的县区，他们熟知欧洲企业制度，直接带回了欧洲商人的经营思想与管理理念，这是汾阳商人的突出特点。
第二，汾酒商人经销特点是产销结合，资本运作特殊。汾阳商人中的汾酒商人，经营对象是白酒，一开始就是生产与销售联在一起，生产技术与生产管理的水平，直接影响销售与盈利。经营的对象虽然也是食品类型，但是白酒技术含量所决定的稀缺性，比粮食、蔬菜、普通调味品等大得多，可替代性很小。由于生产性企业与纯贸易性企业的资本运营的不同，导致纯贸易企业盈利导向的机遇性与生产企业投资盈利导向的持续性的差异，决定了汾酒商人经营理念更接近于工业社会的企业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农业社会、商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顺序，证明了手工业生产接近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第三，汾酒商人商号管理体制的扁平性特点，易于改革决策。汾酒商人的企业管理，由于它的技术性和生产性强，所以它比较茶庄、票号等企业，分支机构和管理层次少，整体管理框架相对扁平化，在决策层次比较少的体制下，杨德龄直接统帅生产与销售，其经营思想与理念比较开明与先进，很容易接受外来新事物，比较当年蔚丰厚票号驻北京经理李宏龄等呼吁票号改革来，自然要容易得多。
第四，汾酒商人不与政府合作。义泉泳的经理杨德龄，对待山西省督军府试图官商合办汾酒义泉泳要求，断然拒绝，而顺利地接受了非官方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形式，这是明智之举。当年北洋政府搞了许多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善终者无几。汾酒商人杨德龄能够高瞻远瞩，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汾酒商人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评析
通过汾酒商人历史转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汾酒商人选择了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官府的向股份有限公司转变的企业改组的道路，摒弃了自己的家族企业自觉地实行了企业改造与制度变迁。这种转变，首先扩大了资本金，提高了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建立董事会，提高了企业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复次是建立了监事会，增加了企业约束机制；第四是改革了企业工资发放等薪酬激励制度，调动了职员的积极性，从而为一个老式的家族企业注入了新的现代企业的血液，使其生机勃发，实现了由封建商人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历史告诉人们，由农业社会走出来的农商，必须学习新的现代社会的理念与思维，才能够实现惊险的跳跃。用现代理念武装农商，武装家族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的不可缺少的基础课。
（案例撰稿人孔祥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