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保税区的建设，老人又是一阵感叹。为了将外高桥打造成贸易中心，建设者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从设施到制度，从硬件到软件，从办公到生活，一点点将世界引进上海，引进浦东。
开发资金匮乏是当时所有建设者都面临的问题，外高桥也不例外。虽然有了第一笔土地批租的资金，资金仍然紧张，如何用好手里每一分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节约资金，在保税区第一条道路日京路边上，高南乡友好小学的教学楼就成了我们最早的办公场所了，也成了中国保税区的起点。
“为了有效利用资金，从实际出发，我们制定了“开发一块、经营一块、运转一块”的开发策略。首批封关的0.4平方公里建成后，海关预验收的时候却出了问题。”梁老皱起了眉头，也让思浦紧张了起来。
按照海关统一标准设立的隔离围网，是保税区的重要设施和标志，但在验收时却发现比设计要求低了三厘米。原来，在保税区边上新的杨高路开始施工了，然而保税区围栏却是按照老杨高路的标高进行建设的，这就产生了基准点的误差。
“这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作为当时的对外窗口，国际接轨的前沿阵地，我们还是决定下令全部返工。”梁老解释，因为在建设之初，我们的目标就是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和国际标准、国际惯例相适应，对接国际的运行规则。
之所以要和国际接轨，看齐世界，还是要引进外资，要知道资本和经济国际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腾飞的“引擎”，能够引进国外技术与资本带动本国发展，才是浦东建设者最需要的，这也是开发开放者希望看到的。
不觉间走到世纪大道，奔腾的车辆、穿流不息，宛若城市的大动脉，源源不断的输送着活力。老人停下，看着宽阔的大道，驻足回想一番，又缓缓开口道，“即便是有了封关区域，也只是自贸区长征的第一步。”
彼时中国虽然有了开放的政策，然而中国起步晚，经济还是比较脆弱的。中国的法规条例对贸易公司的设立由许多限制，几乎所有的外贸公司都由国家控制，外资和民间资本还无法涉足。
当时的中日友好商社，也是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商社便曾给浦东一份项目计划书，申请在外高桥开设一家独资的贸易公司。
要知道，原来中国的外贸体制都是分行业。但对国外来说贸易型的公司是综合商事，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比如伊藤忠，可以做机械、纺织、甚至粮食类产品。这对但是我国的外贸体制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和突破。
最终，经过政府批准成立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注册成立，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贸易公司。也正是它的成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让上百家跨国企业进入了外高桥寻找机会。而在不久后，中央也将贸易审批权下放上海，标志着中国真正的贸易开放了！
“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有了开放，我们才能让世界人认识中国，走进中国。”思浦赞叹道。
“有了开发开放，我们中国才能发挥自身优势，释放人口红利，出口创汇，”梁老认同道，“中国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同时还能向外输出。如今倡导的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沿途国家互利共赢，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整个人类发展。中国也是不断肩负起国际责任，在世界上竖起中国的名片！”
改革开放就是在摸着石子过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外高桥不断引进外商公司的同时，上海浦东则进一步开始讨论自贸区的建设可能。在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战略的实施，这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上海，也再次肩负起了国家使命！
保税区和自贸区的差别其实就在一个字。保税区，关内；自贸区，关外境内。自贸区的英文“Free Trade Zone”其直译就是自由贸易地区，充分反映了建设者当初的的雄心壮志。
“党中央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上海，让上海率先试验自由贸易区，不是简简单单要求把自贸区搞起来，”梁老胸口一阵起伏讲述着，“而是要求之后能推广复制到全国。在当时没有任何规范性文件可以借鉴，这一切全凭我们的先锋拓展，每一步都是考验。所以外高桥的灵魂、它的标志、它的初心就是把外高桥真正建成世界贸易中心！”
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