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肉身寓居于世，一切生活或经验在遭逢之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当经验尚未找到语言时，它处于无名的状态，无名的经验等待着语言的勘察，当经验寻获语言而说出时，它就获得了它的实在。死亡从模糊的生活世界中发出声响，茫然、困惑、恐惧、不安进入我们的生命。生命存活的当儿，死亡之脸并未与我们谋面，正视死亡，是在一种显示为差异的状态中，一种被威胁却又溃于遭遇的状态中。简单的说，那是一种“否定”的经验。否定不是纯粹的拒斥，无疑的，它富有辩证的作用，指向某种新的可能，并且是对遭逢中的经验的超越。如果说所有伟大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这种无意识的冲动是因为感到某种压迫着他的力量，仿佛他是受到这股力量的支配去行事，那么这样的支配力量是他所不认识和无以抗拒的。
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对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理解尤其有着一种强烈的感受。我们对贝多芬《英雄》的解读，去感受和领悟复活的英雄式的胜利，如果贝多芬是对无以抗拒的命运给予了英雄式的超越，那基督从死亡中的复活，则是对人类终极命运——死亡的克服，并发出了胜利的英雄般的呼声。《英雄》是贝多芬深陷于痛苦的时候的创作，这阕交响曲说明了他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胜利象征。古典乐派的交响曲既不面对死亡，也不描绘死亡，而从《英雄》交响曲开始，柏辽兹、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等人的交响曲中，都大量出现关于死亡的情节，《英雄》的第二乐章“送葬进行曲”的出现，可以视作是始作俑者。
《英雄》完成于1804年，表现出贝多芬深层的情感和丰富的戏剧化对比。这曲展示了从黑暗走向光明胜利之路的整个历程，从第一乐章剧烈的战斗开始，便强而有力的把听众引至凯旋的终乐章。这是一阕和声复杂，气势恢宏，不和谐和刺耳的交响曲，像是向不可抗拒的命运宣战，其中第二乐章的“送葬进行曲”，宛如死亡临近的压迫，沉郁激亢的情感几乎让人必须摒息以聆听。
有什么会比音乐家耳朵失聪更难以令人忍受的呢？贝多芬的耳疾令他痛不欲生，几近宣布音乐生活的结束。作为一位音乐家，丧失了听觉就像画家丧失了视觉一样，如何能忍受得了命运的支配，不向命运低头呢？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贝多芬把对耳聋的残酷事实看作是死亡对生命的威胁，在处于极度悲哀和恐惧之中暗自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城遗嘱”。贝多芬曾表示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没有听觉的活着，痛苦地逼他走向绝望的边缘，像一个失去所有依赖的人，无权再追问关于生存的希望。对作为音乐家的他，耳聋的事实是艺术中断的事实，艺术中断了创作的生命，即是无缘于生命，也就是死亡的事实。没有了音乐，贝多芬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生命的残缺如何才能使他继续对艺术有所信仰呢？
所幸贝多芬对艺术的坚持和强力意志使他走出痛苦的阴霾。艺术中存在着求生的意志，《英雄》交响曲就在这个求生的意志下点燃起生命的火花，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洪流，敲开了浪漫之门。第一、第二交响曲还保留了海顿和莫扎特或者是巴赫的影子，真正使他脱开古典进入浪漫的是《英雄》。因此《英雄》不只是贝多芬个人置于死地而后生，也是音乐史的置于死地而后生，其中的关键是“否定”，“否定”正是展现生命的美学。
首先，《英雄》的第一乐章主要是刻画出英雄的形象，以雄伟、果敢的总奏和弦开始，紧迫、气势如洪，体现英雄意志的充沛和锐不可当。第二乐章的音量则特别地保持在极弱和弱之间，低音大提琴以低沉阴暗的音色形成一个独立的声部，制造出悲壮的哀伤效果，几近令人窒息，情绪时而悲戚时而高涨。第二乐章是著名的“送葬进行曲”。第三乐章渐渐远离了沈痛的死亡问题，呈现出无比的朝气、强劲有力。最后一个乐章，也就是第四乐章，以希腊神话故事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为主题，把英雄的不屈不挠，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短暂的音符变成了希望之火。这是天才艺术家的“天人之战”，〈英雄〉中真正的英雄不是拿破仑，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贝多芬自已。
熟悉希腊神话的人一定知道，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冒死盗取天火送还人间的英雄人物，结果被宙斯捉了起来，并以恶鹰啄食他的肝脏为处罚。也许，贝多芬从普罗米修斯那领悟到音乐创作就宛如盗火，而今的耳聋是盗火的代价，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他可以因为求生而忍受痛苦，越是痛苦，越能体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耶稣的死，对所有那些曾与他在一起生活的人，瞬间都陷入茫然和失挫。他曾经给人以希望，门徒也把他视作是救主弥赛亚，可是一夜之间，死亡夺走了一切，希望落空尚可忍受，但问题在于今后要如何面对生存下去的勇气呢？英雄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叫人不可思议，他承诺的一切，在他埋葬坟墓时也埋葬了他的一切承诺，像经过一场从梦中醒来时心灵感到的痛楚，原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耶稣有关“天国”的对白顿时也觉得可笑极了。十字架的苦难象征着死亡的无法抗拒，连那宣称为基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都无以幸免。死亡的力量太大、太大了！
基督徒对生命抱持的希望，是对耶稣的宣道的信赖。他曾如此的宣布：“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意味着活着就有希望，虽然死亡可以夺去一切，要是死亡都可以克服，那生命的存活才有意义。复活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救赎，也不是天堂的终末偿报，因为耶稣不是向死人宣道，而是向活人宣道，死亡的克服是为了面对生存，以生存来见证生命的真理和价值。可是事实又会是怎样呢？
复活是信仰的求生意志，它体现了自由，给人可以免于绝望的自由。任何对于自由的危害，正是对于复活的信仰的危害。复活是免于死亡的恐惧，即免于一切相似于死亡般威胁的恐惧。艺术的信仰是崇高的，复活的信仰则是在不可能中体现可能。基督给人的信仰是复活的喜讯，基督徒的星期礼拜是宣布并见证基督的复活，且向一切威胁生存的力量予于绝然的否定。通过复活，自由给予了人们；若是未能拒绝一切绝望的因素，恐怕我们尚未真正进入作为自由的复活的信仰。
十字架是死亡的事件，但却是释放出生命的死亡。经由死而通往生，没有死也就没有生，有生必有死，会死意味着活（生）过。没有尝过死味也就与生无缘，复活的事件是对生存的见证，只有经过彻底的绝望后产生的信仰，才算作是信仰。由于死是对生的彻底绝望，超越死亡才能对生存抱以希望。丹麦哲学家祁克果（Soren A. Kierkegaard，1813-1855）在他的日记本写下如此深刻的一句话：“一个十字架要建立在他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完全地表达了从绝望通往信仰的生存意义。
耶稣甘冒十字架死亡的懦弱和嘲笑，为了是想盗取“生命之火”。面向十字架苦难和死亡逼进的恐惧、不安，在爱、垂怜、悲情、力量中，以崇高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对死亡做一次性、终极性的承担，也对死亡作一次根本性、永恒性的克服。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生命之火”的超凡能力的体现，十字架的“送葬进行曲”并没有划上休止符，相反的，却是耶稣英雄般越过死的临界而通向生之甬道。作为一个耳聋的作曲家是难以想像的，但贝多芬却做到了。把十架的死亡阴霾变成复活的凯歌简直是匪夷所思，耶稣却使它成为可能。贝多芬在他的音乐的世界里做了一次完美的演出，耶稣的复活所开启的生命之火，给予人们生存的勇气和动力，再也没有那样苦难之事可以打倒我们的生存意志。
死亡都可以坦然面对，上帝自己也经过死亡之苦，因此没有人可以拒绝生存的意志即使遭遇苦难，也不足以把它夸大到甚至大过于上帝自己所承受的。死亡是对生命的嘲讽，复活是对死亡的嘲讽。复活是对自由的宣布，复活节即是自由的节日。如果人世间最难克服的难题都得以超越了，那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可以带给我们任何的惊吓。
贝多芬在调性方面的革新，由于过于激进，使得与他同时代的人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时，都会自然地要掩耳。从和声、节奏，到乐器等，所有的音乐形式他都一一打破陈规，贝多芬以感性来驾驭理性，以内容来牵制形式。有人形容贝多芬的音乐“使人产生或不安、或害怕、或憎恶、或痛苦等各种感情，为了是唤起灵魂深处永无止境的渴望。这正是浪漫主义的本色”。
贝多芬用眼睛来聆听乐声，关于复活一事，我们则可以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在音乐的世界里，声音即是语言，事实上音乐是超越语言的语言，换言之，信仰开启的世界是超越语言的实在世界，这样的世界与认知无关，而与体验有关。如果说“音乐应该使人灵魂感动，但必须以智识去听、去理解”，那么，关于复活的信仰，不也应该是如此吗？
现代人在语言物化中放弃了对现存秩序的清醒批判，对美好事物充满神秘的信仰憧憬也放弃了，这就意味着人丧失了永恒无意识的接触、丧失了与摆脱肉身困境的希望。基督信仰通过肉身复活的末世承诺，把死看作是生的一部分给予接受，恰恰在这里，基督的十字架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是两种不同的际遇，普罗米修斯的肉体成了处罚、受虐、痛苦的无望，基督却在肉身的复活上给人带来生存的勇气和希望。
贝多芬正是通过这样一次通向死亡的锤炼，从困苦低沉、绝望中否定自身，完成那最本有的复活的。在复活的那一刻，贝多芬“英雄”的号角再一次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