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注定属于英雄时代。
阿基米德说，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地球。上帝给了贝多芬音符和旋律，他就用此震撼了世界。贝多芬通过音乐把他的意志和激情传递给了千百万人，把他自己通过人生种种的苦难和磨练换取来的生命欢乐给予了千百万人，同时也把他所代表的“世界精神”给予了千百万人。
海涅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而贝多芬则让音乐与哲学接轨，用音符和旋律阐述了哲学最本质的东西，即对天地人神的思考，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从而把音乐从娱乐排遣升华到了哲学思辩的殿堂。
贝多芬选择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赋予了音乐一个神圣而庄重的意义，让音符和旋律表达“世界精神”的哲学意义。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哲学家们看来，似乎一头怪兽闯进了神圣的领地，因而，怀着一种惊喜而复杂的心情注视着他。尽管贝多芬用300多首作品树起了音乐史上的珠峰，他在世时，他的音乐已经震荡了整个欧洲，他的英名如雷贯耳。可是，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却从未把他当作“音响哲学家”看待。尽管贝多芬毕生都把康德作为精神导师，但康德没有评价他。与贝多芬有过许多次交往的歌德，尽管他常常为贝多芬的音乐所震撼，但是，吝啬的歌德也没有给贝多芬应有的高度评价。作为同样享有盛誉的同辈人黑格尔，则干脆视而不见。对此，人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最合理的解释应是，在贝多芬以前，人们只是把音乐当作排遣娱乐的工具，从未将音乐请到与哲学、文学、宗教等平起平坐的“雅座”。尽管贝多芬用音乐构建了完整的哲学体系，也许正是其博大精深，人们还一时难以参透。随着时间的过滤，人们才逐渐懂得了贝多芬的价值。尼采意味深长地说，“愈是音乐家的人，就愈是哲学家”。一生酷爱贝多芬音乐的爱因斯坦则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
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同样，站在现实世界去参透思想世界也是困难的。正是这样，注定了贝多芬是孤独的。
作为精神世界的巨人，贝多芬正是后来海明威所赞赏的那种斗士：“人并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贝多芬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根本孤独者。因为他孜孜不倦地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而一切真正的科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既顽强又猛烈的自我意识，都是一种神圣的孤寂的生涯。因为贝多芬双耳失聪，他的听觉总是面对着永恒的孤寂和寂静的永恒；或者面对着在他看来是一个狭小的、严重缺乏永恒性的世界和人生。为了打破、砸烂这个先验的、不堪忍受的根本性的悲剧框架，他只有洒脱、幽默、悲愤地击盆而歌，使用弦乐、木管、铜管和打击乐器来制作一个理想的音响艺术世界。音乐创作于他，就是解救，就是超脱，就是灵魂的自由和最稳当的归宿。
当我们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整体性的高度鸟瞰，参悟贝多芬音乐思维的绝对美，同时，借助于贝多芬旋律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美和崇高美时，我们才能深深感受并体验到贝多芬精神里具有的那种风骨胆识。
有一次，有人当面问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竟出乎人们意料地回答说，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啦。
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对莫扎特音乐这种生生死死的酷爱和眷恋之情。因为这个“小个子的伟人”所创造的音响艺术世界正好表述了他所欣赏的“高阶的秩序”所具有的“和谐的神秘性”。而努力揭示自然界中那高阶的秩序所具有的和谐的神秘性也是近代理论物理学所追求的最高审美意境。的确，在这个充满烦忧和多艰的世界上，一个人不能没有几件生生死死为之眷恋和酷爱的东西，否则他的存在就失去了附属，失去了依托。没有附属和依托的人生是何等的不幸。
不论我们的躯体被抛到哪里，在冷峻的旷野或荒凉的海边，在高大的白杨树下或仅8平方米的狭小亭子间；也不论是在春夏交替或晚秋初冬之日，刮风下雨或雨后复斜阳的时分，白天抑或是在沉沉的黑夜，只要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四钢琴协奏曲》或《悲怆钢琴奏鸣曲》一响，我们的心就会壮美地为之颤动，共鸣，就会因受到一种崇高审美力量的猛然袭击而暗暗落泪：眼泪和心泪一块儿流，一块儿涌将出来。在泪花闪烁中，我们瞥见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我们这一生的使命。
我们意识到我们短暂地寄存在这个世界上自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确，贝多芬音乐就是教你萌生“自我意识”。对于我们，流行歌曲和轻音乐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喜欢，牢牢地把它记住，也可以厌倦，恶心，忘却。然而，贝多芬的音乐却是一定要听的，不会厌倦，也不会忘却的。因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可以感受那伟大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