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中国太阳神崇拜的发展历程来看，太阳神崇拜有一个从政治演化向历史化发展的轨迹。历史发展至周代，太阳神话最终走向衰落。经过诸子百家的争鸣，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上风，当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太阳神崇拜最终被宗法、祖先信仰所取代。
在中国古代社会，太阳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还兼具公道、正义和诚实等伦理寓意，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所提倡和颂扬的道德规范。这些包含在远古中国太阳神信仰中的伦理因素和思想精髓，逐渐都演变为后世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思想。远古中国的太阳神们，都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比如，《周易》中称赞伏羲“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根本上设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先天源头；在《吕氏春秋·尊师》中，记载了作为太阳神的黄帝向尧虚心求教的事迹，这种谦逊的品德经孔子的发扬光大之后，融进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中；在《管子·五行》中记载了黄帝的“神明政治”，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国语·郑语》说祝融：“光昭四海……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意在称赞太阳神的昭示光明、维护正义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来世的观念也与太阳神崇拜密切相关。比如，《淮南子·览冥训》中讲述的羿请不死之药的故事，就是太阳神崇拜与生死观点相互关联的证据。而夸父追日的神话，则体现了我国远古先民对来世和死后归宿的思考。所谓“黄帝生阴阳”和“黄帝四面”等说法，不过是古代先民对作为造物主的太阳的理解，也是对太阳升降的循环往复、照临四方的运行不息等规律的理解，这构成了古代先民朴素的时空观。这一观念后来发展为灵魂不灭的意识，集中体现为对祖先的崇拜，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的太阳神崇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日观念，其表现见诸古籍文献之中。比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载：
汤谷上有扶未，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自然的太阳本来只有一个，何以会一日方至，另一日方出呢？是为后羿射日做铺垫，还是别有其他含义呢？《楚辞》中的《离骚》和《天问》以及早已佚散的《归藏》都有十日或后羿射日的记载，可见多日观念的历史在中国是很久远的。另外，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太阳神话中，也存在这种多曰观点，并且始终贯穿于各民族的文明进化历程中。比如，上古时期的“东夷族及齐地”以及后来的满族、水族、毛南族中，均有十日之说，而布依族、侗族、壮族、瑶族、苗族、土家族等则有十二个太阳的神话，有九日传说的民族更多。
一般而言，多日观念大多产生于北半球的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也就是说，多日观念的形成与气候和地理环境密切相联。气候干旱、炎热的地区易于产生多日观念。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有人将射日神话与抗旱联系在一起。
然而，并非所有处于炎热干旱气候条件下的民族都会形成多日观念和射日传说，而且我国北方温带甚至寒冷地区如东北、西北也出现过多日观念。这样一来，用炎热、干旱解释多日观念的产生，用抗旱来解释射日神话就说不通了。
中国多日观念存在于众多少数民族之中，也并非产生于某一固定时代，这说明多日观念的形成并非偶然。它完全是远古及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的结果。比如，东夷地区的多日观念或射日传说自然会对其周边地区产生影响；楚文化区域的多日观念也会在南方各地区广泛传播。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长期的民族大融合使得源自不同民族和区域的神话逐渐形成民族共同的神话体系，其中多日神话几乎成为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神话内容。
当然，世界其他一些民族也有多日观念，而且都以神话和民间传说为基础。比如，印第安黑足族神话中的多日之说。墨西哥人也有五个太阳的神话，而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奈内族有三日之说。这说明，射日神话与太阳神话并不矛盾，因为射日神话是以多日神话为基本前提的。正是在多日观念的基础上，中国远古先民在射日神话中寄寓了深刻的含义。
《山海经》里面仅有多日神话，却没有射日神话。这说明，多日神话的产生早于射日神话。而且，多日概念首先形成于一两个主要而强大的部落，因此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见，最初的多日观念，是后来的射日神话的原型和母题。
多日观念形成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远古先民的思维和认识能力比较简单，但却更具有形象化和拟人化的能力。这正是神话产生的思维方式。远古先民将万物都视为与人自身一样的有生命的存在。虽然天上只能见到一个太阳，但是对他们而言，晚上从西方落下去的太阳和清晨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是一个太阳，反而不好理解。他们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太阳是怎么从西方又跑到东方来的。如果告诉他们，有无数个太阳在大地之下排队轮流升起，这种解释对远古先人来说，更容易理解。所以，如果天气过于炎热，他们就会用“十日并出”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本来就有无数个太阳在等待着升起，一时间许多太阳同时升起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所以说，天空只有一个太阳的自然现象，与多日观念和十日并出的神话传说并不矛盾。也许正是由于持续的炎热和干旱，才使远古先民产生这样的认识，这是以为几个太阳轮番上阵照射的结果。因此，赤道附近、沙漠和炎热的内陆戈壁地区，那炎热的正午时分，正是导致多日观念的缘由。在赤道一带的民族会有用巫术控制太阳的习俗，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如果太阳过分炎热，太阳神崇拜就会走向反面，太阳神就会演化为恶魔的形象，成为人们所痛恨的恶神。比如，台湾地区的射日神话，就有为人类除害，为被太阳晒死的儿子报仇的动机。
（三）射日神话的寓意
对于射日神话的寓意，早在古代就有一定的认识，近世热烈的讨论出现过两次，一是20世纪上半叶，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传统的观点不外两种，一种说法是农业上的抗旱需要，另外一种说法则是预示着政治上的统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有学者认为，从世界太阳神话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射曰神话意义并不大，因为这种射日神话只存在于我国。然而，笔者认为，虽然这一神话没有世界性的意义，似乎无法展开比较性的研究，但是，射日神话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还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往往会根据所谓“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的传说做出这样的结论：射日神话的产生是因为抗旱的需要。由于酷热难耐，甚至炎热而致人于死地，就很自然地形成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反抗，从而奋起射杀多余而又害人的太阳。在农业文明比较发展的地区，定居而又靠天吃饭的农耕部落，最重要的任务除了抗洪就是抗旱。远古先民们，为了生存的需要与大自然进行斗争，这些生产和生活实践，成为形成他们直观感受和神话思维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持射日是为了抗旱这种观点的人是比较多的。这种人类学派的观点，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
张光直先生就是这样理解射日神话的。他认为，射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古代英雄超凡的行为，救民于“焦禾稼”、“民无所食”的灾难之中的英雄业绩。比如，赫哲人的射日传说中，就有人们被三个并出的太阳活活晒死的可怕情景。所以将射日理解为救世行为是顺理成章的。这种人类学的观点似乎是有根据的。比如，刘城淮认为：“射日神话之花是开放于父系氏族社会，即原始农业社会的后期的”，射日神话主要表现的是“人们抗击旱灾的斗争。”冯天瑜先生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射日是“解除干旱和酷热的一种努力。”虽然，这种观点完全从生存意识出发解释神话的产生，有失于简单和表象化的问题，但是，因为射日神话形成于文明程度较低的远古时代和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射日神话不可否认地包含了某些与这个时代的人类意识相一致的内容。因此，人类学派的观点不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道理的。
由于不满意于对射日神话的表面理解，许多学者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对射日神话进行了重新解释。最早从这个角度提出解释的学者，应首属明清之交的王夫之，他从文明演化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射日神话的含义，认为羿射九日实际上是部落统一或政治兼并斗争的曲折反映。这一观点对后世的神话研究影响很大。也就是说，随着人们对神话的社会属性和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对后羿射日神话所蕴含的社会寓意的解释，超出了抗旱生存需要，其更加广阔的社会意义逐渐被揭示。
当代学者何新大胆地提出，后羿射日表现的是一场历法改革的斗争。他认为，上古时代实行的是一年划分为十个“太阳月”的历法，但由于这种历法极不准确，导致了时间和季节的混乱，于是尧便命羿射日。这一观点虽然新颖而且大胆，但是因为论据不足，遭到不少学者的怀疑，被认为这是一种过于武断的解释。
还有学者还认为，射日神话的原始含义是幼子继承制。这种观点认为，大多数父权制社会组织之中不仅实行长子继承制，也存在着末子继承制c长子的专横一旦激起幼子的不满，于是幼子作为十个小日神中的一个杀掉其他九个首领，最后只留自己这个太阳。这一观点虽然新颖，但是将射曰神话的寓意复杂化了。
还有学者认为，射日神话象征着家庭制度的演化。原始社会后期，人们习惯了大家庭制度，对纷纷出现的小家庭不满，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多日并出正是这种行为的曲折表示。因此，尧命羿射杀了九个太阳。这种观点，虽然也同样新颖，但是因其太富于想象而超出了神话学研究的范畴。
也有学者认为，射日神话表现的是人类抗争大自然的主题，而羿就是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的化身。甚至认为，羿的故事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人类自我力量的肯定，表现了人定胜天的精神。这样的观点，似乎对射日神话的社会意义过于夸大了。
笔者认为，以上对射日神话的解释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忽略了太阳的基本神格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化对象，本身具有祖先神的意义。政治上的统一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这统一与最高统治者必须有意识形态的辩护。历代统治者都有权力为自己的统治编造合理性的根据。为此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编造不存在的历史，将一些本来是太阳神的神话人物，改造成自己的祖先。统一的帝国自然只能有一个源头。而十日并出，是血脉混乱，头绪繁乱的表现。所以要正本清源，就需要建立一个自伏羲到其自身家族正统历史的嫡传血脉。笔者认为，射日神话正是现实社会宗法制度的神话反映，也是中国古代神话表现出来的，追溯本源的哲学性的思考。这一点，与兄妹成婚神话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最终的源头只能有一个。追根溯源是古代神话最重要的母题。
笔者认为，射日神话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终结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是儒家历史化处理神话的滥觞。“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褅、郊、社，尊无二上”，这既是源头的确认，更是专制的建立。射日神话表达了大一统帝闰的意识形态，这个帝国只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的血统一定是高贵的。射日之后，伏羲才可能成为整个帝王世系的第一位，即三皇之首。或者说，伏羲正是射日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个太阳。
总之，射日神话中所射下的不仅仅是九个太阳，而且是中国古代神话思维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的可能。这的确是人的力量在增长的表现，但不是征服自然的斗争，而是中断自然崇拜，进一步确立父权社会帝王统治权力的斗争，是宗法制最终建立的神话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