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７２年的复活节是星期日，当荷兰探险家洛吉文第一次来到这个被称为“世界肚脐”的南太平洋小岛时，昔日肥沃的热带乐园成为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那时岛上的人口是４ ０００，人口下降到以前的 １／４～１／１０，剩下的居民生活在永久的饥饿、吃人和暴力状态之中。１８６３年岛上人口减至１ ８００人，到１８７０年只有６００人，而５年之后仅有２００人，到１９１１年时也不过稍多一点。
在１ ６００年前才有波利尼西亚人向复活节岛移民。这个天然乐园经历了文明的创造和发展，那些巨大的石像就是证明，这里经历了战争、土壤侵蚀和森林锐减。如同已经灰飞烟灭的古代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以及古代楼兰文明一样，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危机使这些生机勃勃的文明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人类对地球的征服经常是一把双刃剑，征服能够给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衣食住行，但是也使越来越多的土地侵蚀，森林裸露直至洪水滔天。
从整个宇宙的视角来看，地球又何尝不是一个小岛？难道人类的进化正在越来越把自己生活的地球变成可怜的复活节岛吗？
从罗马俱乐部到布达佩斯俱乐部
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粮食生产的趋势不变，下一个一百年的某个时刻，就会达到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话题震惊了全人类。３０多年过去了，人类发现这个预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实验证。
罗马俱乐部的骨干成员，现任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的拉兹洛进一步认为，罗马俱乐部讨论的“增长的极限”，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外在限度，是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常数；现在是人类社会人口、生产、消费、污染等的增长，要触及这些极限并引起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灾变。其过错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环境，而在于人类自己。１９７８年，拉兹洛独自撰写了《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一书，从罗马俱乐部最初注重对地球生态系统外在限度的考察，转向了对西方价值观、文化、伦理的内在限度的批判性考察。
１９９６年，布达佩斯俱乐部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推动人类的“意识进化”或“意识革命”。他们在《第三个１ ０００ 年：挑战和前景》里论证了人类只有通过“意识革命”、“文化转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灾变。布达佩斯俱乐部认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意识危机。如果我们要拯救世界，控制污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阻止臭氧层的破坏，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自我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意识中解放出来，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全球性难题。
民族国家的神圣和天下主义的悲哀
中国人历来讲“天下主义”。天下主义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系和国际关系。它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道德秩序，用天下主义的道德秩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就连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要解决２１世纪世界性难题，必须得到中国的思维与智慧的启迪。
我们所处的世界毕竟还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全球问题的解决，不难看出，面临着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悖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全球首脑参加的地球峰会上，世界第一排污大国美国就拒签《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为了减少自己的森林采伐量，拼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木材。为了争夺石油、煤炭等战略资源，国家之间钩心斗角，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对于那些人类灾难，大国却反而无动于衷。
但是，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资源没有了，经济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人类还何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呢？集体行动的逻辑难道就意味着人类走向终极毁灭？
世界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
拉兹洛看到了人类易于淡忘的本性，所以他说正像２０世纪由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贯穿那样，２１世纪会由几次全球性生态灾难贯穿，在此之后，人类才会从物质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因此，在第三个１ ０００ 年，人类需要学习重新做人，并创造一种新的替代文化，超越竞争走向合作，与自然互存，共同进化。个人要有行星意识，负责任地生活，企业要有对环境负责的企业文化。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要打破民族国家神圣的神话，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还必须制定一套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规范。
也许人类的进化过程也是某些方面的退化过程。避免这种退化的最好的办法是改变人类自工业化以来的所谓“现代意识”，重新把目光回到人类曾经持续发展了百万年之久的生活方式上。正像拉兹洛所说的，未来不是被预测而是被创造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创造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