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揽人才
富于进取精神的人未必有高尚的德行。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未必有进取的精神。重要的是让人才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掌握对人才的鉴识和正确使用的方法。所以，孔子说：“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一)广揽谋士？助己决策
刘备三顾茅庐，终于听到诸葛亮对于天下形势的分析，形成“三足鼎立取其一”的战略规则，这一想法终于使刘备能够雄踞一方，为争夺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领导一般都是非常重视谋士型的人才的。历史证明，大凡夺得天下者，大凡善治天下者，身边都有一大批多谋善断的谋士。如张仪、萧何、陈平、魏征，到赵普、朱升、范文程等，无不为皇帝出过无数奇谋，帮助其主人渡过无数的危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竭力辅佐，其主人就很难夺得天下，更不要说坐稳天下了。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统治者都提出，欲得天下必广揽贤才，这其中谋士便占了很重要的成分。
谋士可以弥补领导的智力不足。一个领导不可能是处处超群出众的，他可能有胆识、有气魄、有决断和有远见，甚至只是因为有正统血脉，但他绝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预料到，都通晓。而谋士型的人才一般都是智力超群，胸有奇谋，令领导者茅塞顿开，幡然惊醒。谋士型人才能够帮助领导看清当前的形势格局，看清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并能帮助领导采取最恰当的办法。
对于领导来说，一个谋士恐怕还不足以使领导事事成功，但是，谋士的一点看法，往往却能点破迷津，确定大局，使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有了谋士之后，领导的工作剩下来的有两种：一种是你作为领导者所必须做的，另一种是你的部下应该做的。
下一步就是把所有部下能做的工作恰到好处地委派给他们。这是唯一能使你避免在细节问题上耗费精力，而又在不影响最终效果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的办法。
在授权部下的同时，领导者还需要建立一种适当控制手段，即发生什么差错时能立刻采取补救措施。
(二)举贤任能
曾国藩重视人才，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他概括为八个字。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指广泛访求、网罗人才。这是延揽人才之道。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衡才不拘一格”。
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凡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他说衡人“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条例困屈奇男子乎！”曾国藩认为，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只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是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为此，曾国藩认为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如果过于苛求，则庸人反得幸全。”曾国藩本人对于人才的延揽正是不拘一格的。薛福成说他“在藉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骜许”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其二，求才不遗余力。
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着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的时候，他时时谍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煮。”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幡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
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褒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章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立，“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三)惟才是用
汉建安二十一年，大名士崔琰以“腹诽心谤”罪赐死。朝野上下为其冤死而叹惋，更为其罪名而感到莫名其妙。
崔琰，少时好舞刀弄枪，直到二十九岁时才顿悟读书的重要，于是出门游学，并逐渐名震中原。当时，正值东汉末年国阀割据，连年混战，百姓流离失所。一度十分繁华的中原地区到处是“百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崔琰痛心疾首，立志要建功立业，救民于水火。
袁绍当时与曹操对峙，正广延人才，听说崔琰乃中原名儒，便把他请来，并拜为骑都尉。崔琰只想发挥自己的才智，以统一国家，结束战乱，他劝袁绍厚树恩德，收买人心，并且在军事上给袁绍提过许多建议，但袁绍轻视他书生之见，未予采纳。
官渡之战失利后的第二年，袁绍病亡，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争相夺权，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也都想得到崔琰的辅助。崔琰见他们鼠目寸光，难成大器，便称病辞官。这下惹恼了袁氏兄弟，他们把崔琰关进了大牢。后来崔琰经朋友相救才得以逃离虎口，
不久，曹操攻下冀州，袁谭被杀，袁尚仓皇逃走。一心向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曹操求贤若渴，他早听说袁绍手下有位谋士崔琰，一攻下冀州，他便四处寻访，并亲自去请崔琰。
在几年的对垒中，崔琰也意识到曹操是他可以依赖成就大志的一代枭雄，于是便爽快地答应“出山”，被曹操拜为别驾从事。
一天，曹操喜形于色，对崔琰说：“昨天我查看了一下户籍，我们可得三十万兵丁。冀州真是个大州啊！”说完，便察言观色静候崔琰的反映。
崔琰静默半晌，才慢腾腾地答道：“如今天下战火频繁，生灵涂炭，你自己不是还写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吗？冀州百姓，连年为战争所累，已苦不堪言，没见广施恩惠，使其安居乐业，反而先要招募兵丁，这难道是冀州百姓所希望于你的吗？”
崔琰的一席话，使曹操茅塞顿开，他急忙离座，向崔琰大礼拜谢道：“蒙先生教诲，三生有幸！先生高瞻远瞩，真是可敬、可佩！”左右的谋臣武将见崔琰竟受曹将军如此大礼，无不又羡又妒。
从此以后，曹操便对崔琰另眼相看，恩赏有加。
后来曹操作了丞相，对崔琰更加倚重。一次，他抚着崔琰的肩，无限慷慨地说：
“你有伯夷的遗风，史鱼的正直，贫夫会因仰慕你而清正廉洁，壮士会因学习你而更加严格自励。你真可谓时人的楷模啊！”
崔琰听了这番赞誉之词，也只是谦逊地摇摇头，没有丝毫骄矜之色。
曹操被封为魏公后，拜崔琰为尚书，当时曹操正为立后嗣的事举棋不定。
按封建惯例，当立长子曹丕，但因其次子曹植颇有文才，为人也谦逊朴实，所以曹操钟爱他。曹操为此心中犹豫，便暗中派人考察两个儿子的言行。崔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出班奏道：
“从古至今，都是立长子继承大统，况且曹丕也仁孝聪明，为什么要破坏祖制呢？祖制一破，难免争权夺利，弄不好会导致自相残杀。所以废长立次显然利少弊多。”
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崔琰的一席话慷慨激昂，用心正直公允，不因与自己沾亲而有所庇护，朝中人无不叹服，曹操更是感慨不已。
(四)相辅相成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兴科技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被击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争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后，红、蓝顶带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任人唯贤
郁离子对执政者说：“如今用人才，是只凭凑数呢？还是认为贤良而倚靠他来图谋治国呢？”执政者说：“是选取那些贤良者而录用的！”郁离子说：“倘若是这洋，那么相国您的执政和您说的话就不大一样了。”执政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于是，郁离子向执政者谈了用人的道理。郁离子说：“我听说，农民耕田，不用羊负轭。做买卖的商人赶车，不用猪猎担任骖服。因为知道它们不可能成事，恐怕被它们弄坏了事啊。所以夏、商、周三代取士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习，而后才可做官。必须用处理政事考核他，若有才能，然后才录用他。不管他的世系家庭如何，只看他是否贤良，不轻视那些有才德而地位卑微的人。如今担任法度和纲纪职务的人，担负着像耳朵和眼睛那样重要的使命，要严格选拔。只看仪表服饰吗？只听言谈词语吗？您却不能公平对待天下的贤士，而全部录用那些世家贵族的后代、与自己关系亲近的纨绔子弟为官。您这样爱国家的做法，还不如农民爱耕田、商人爱车的做法呢。”执政者虽然口头上同意他的话，但内心却不以为然。
(六)实践察人
越王派大夫子余监造船只，船造成了，有一个商人要求做掌船舵手，子余不愿用他。商人离开越国到了吴国，由王孙率引荐拜见吴王，并且说越国大夫不会使用人才。后来王孙率和他在江边察看船只。突然，江上飓风大作，江中的船只乱撞，他就一边收船一边指着船对王孙率说：“某某船将要沉没，某某船不会沉没。”结果全被他说中了。王孙率更认为他有奇才，就荐举给吴王，让他做了船长。越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埋怨子余错失了人才。
子余说：“我并不是不了解他，我曾经和他在一起相处过，这个人好吹嘘，并说越国的人没有比得上他的。我听说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总是自以为是，向来善于阿谀逢迎，说别人不如自己的人，对别人的观察必定精心，而对自己的省察却愚昧不明。如今吴国重用他，将来坏他们事的必定是这个家伙！”越人不相信子余的话。不久，吴国攻打楚国，吴王派那个商人操纵大战舰“余皇”号，飘浮过五湖而驶出三江，在迫近扶胥口时，沉没在那里。越人这才佩服子余有先见之明，并且说：“假如这个人没有沉船而死，那么子余大夫将受到失去人才的诽谤，即使是有皋陶那样贤明的法官在世也不能使他得到公正的评判啊。”
(七)择才有方
“人才”既经“广收”而致，又以“慎用”各尽其才，然后饬以“勤教”、“严绳”，自然陶冶而成，能挑起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重任。
薛福成说，曾国藩“遭值时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志，斯所以能回轮轴而变风气也。”薛福成以其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眼光看到了曾国藩在造就人才上所费的苦心。
在人才标准上曾国藩更多强调德与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