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官场、吏治的风气直接影响到社会，欲从吏治人心上正本清源，就应在“人才”标准上将封建道德修养摆在首位。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士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且广也。”“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主之，则近于小人。两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选择人才重“纯朴”。他说：“于纯朴中简择人才，庶可蒸蒸日上。”曾国藩所谓“纯朴”主要是指尚实、无官气、不虚夸，不是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他说：“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大抵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像，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体察一番……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须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曾国藩治湘军，选择将领素重有“乡气”之人，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均属此类。他说：“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八九。”“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
曾国藩在品衡人才上，还提出了勤、恕、廉、明的要求。他说：“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明”有高明、精明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勤”、“恕”、“廉”、“明”四字中，“唯勤字最要紧。”曾国藩尝以“忠勤”开举说：“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大于‘忠勤’二字。乱世多巧伪，唯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偷惰，唯勤者可以遏其流……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骨以扞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八)量才用人
郁离子的马生了一匹骏马。人们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必须送交给皇家马厩喂养。”郁离子听了人们的话，把马送到了京城。皇帝派太仆检验后才准进献。太仆说：“这马虽然是匹好马，但却不是北方冀地产的。”于是就把它放在外厩饲养。南宫子朝对郁离子说：“熹华之山原是南方天帝的住处，那里有一种长着绀色羽毛的鸟，雏鸟时就跟任何鸟不一样，想想天下的鸟类，只有凤凰的形状能和它的外形相似，于是讲凤凰的才德，立凤凰的志向，想发出像凤凰一样的叫声来惊动天下。爽鸠鸟听了就对它说：‘你也知道那用木偶做神主和泥偶做神主的事吗？上古的圣贤帝王用木偶做神像侍奉神，后世人改用泥偶做神像，这并不是先王不如今人考虑得周到，只是要求对神主的心要虔诚，而不是要求神主的外貌像不像。可如今的人们却正相反(只求貌肖，不求心诚)。现在你又用古人的做法(只求心诚，不求貌肖)，把伯乐做法反过来了。你不鸣叫还好，一鸣叫就必定招致罪名。’最后，绀羽鹊没听从爽鸠的话，终于鸣叫了起来，那叫声响亮、动听，掠过梧桐的枝条，响彻云霄，激荡洞穴并震动了山岩，松、杉、柏、枫等也无不被振动起枝条而与绀羽鹊共鸣，各种鸟兽也无不被它的鸣叫声流露出蠢态和惊恐的样子。骜鸟听了却大为的恐惧，它害怕绀羽鹊夺取了自己的地位，便派鹨鸟在西王母的使者面前谗言说：‘绀羽鹊的叫声奇异不吉祥。’西王母的使臣便让云鹊每天去追绀羽鹊，一直把它追逐到远的天空。后来绀羽鹊被逐到海边，羽毛脱落，鹜遇见了它，又把嘴中叼着的箭射向它，正击在它的脖颈上，它奄奄一息，几乎死去。如今天下不收纳您的千里马，您的千里马不是被驱逐到遥远的天空，也要落得像绀羽鹊那样的下场啊，(这世俗)我算认清它了。”南宫子朝用绀羽鹊的故事来说明人才常得不到重视，反受人嫉妒，受人迫害，抨击了世俗的偏见。
(九)善于育才
韩非子在韩国从政将近十年时间，韩国贵族被法家治死的没有留下完整的一家，于是韩国的许多官职空缺，韩王对公叔说：“我需要用人，可是韩国的群臣都不够为官的资格，你看怎么办呢？”
公叔回答说：“你知道种树的道理吗？我的家乡的都城的东郊，世世代代以种树为业，树成材的有松、楠、栝、柏，可以做栋梁，种植它们必须得三五十年以后长成。树中下等的有柽、柳，一种就活，只不过可以当柴烧。所以按天计算它们，得栋梁材的利慢，而得木柴的利快。按年计算它们，那么得木柴的利是一，而得栋梁材的利就是百。我全都栽种它们，世世代代享受它的好处，所以在韩国是最富有的。我的邻居中有一个贫寒老人，羡慕的心情急切而想仿效，种植松、栝不到三年，不等成材就砍伐了它，认为这样能常获利，但仅能供他吃一日两餐，没有剩余。如今君王用人的方法也是这样，不等他老练成熟，在他还不能担负重任就以法杀了他，栋梁之材用尽了。一旦房屋坏了，我担心捆起来的木柴是不足以支撑起它的。”公叔用培育木材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育人的意义。
(十)识人善用
曾国藩的发迹以及身后的影响，在近百年国史上堪称一大奇迹！
他崛起湘湖，既不如封疆大吏握有实权，也没有钦差大臣那样的生杀予夺，他无职、无权；有的只是“在籍侍郎”这个空衔，用当时大学士祁春圃的话说“在籍侍郎犹如匹夫”一般。可是，不论是湖广总督、旗籍大吏杨霈，还是清廷倚为干城的官文，一个个都走死逃亡，拜倒在穿长衫的曾国藩脚下。
当烽火四起，警报频传的时候，清廷先后令湘、苏、直、皖、豫、鲁、赣等九个省四十二位官员举办团练。但遗憾的是，激荡的年代早已把其它四十一位团练大臣抛到了历史的某个角落，只有在尘封的档案中才能经意地找到他们早已模糊的名字。曾国藩则不同，他不但打败了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己的强大的对手，而且破天荒在清朝的历史上，让马背上的皇帝不得不倚重汉族官僚。
曾国藩卒于周甲之年后的第一百天。然而，曾国藩的影响远没有结束。主宰晚清大政的李鸿章“薪尽火传”，内政外交，一脉相承，清末学者夏震武说：“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曾国藩在统治阵营中是个成功的化身，颂扬他的人甚至说，孔圣人所言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兼而有之，集精神偶像与事业偶像于一身。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可能有诸多原因，但他能够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花随人圣庵摭忆》说：“文正之事业，所以不可及者”，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甚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褒辞赞语，郭嵩焘为曾国藩作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樾说曾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就连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龃龉甚深，但曾国藩死后，仍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曾国藩为人威重，长着漂亮的胡须，三角眼睛棱角分明。每次接见幕客，注视很长时间却一言不发，被接见者精神不免紧张，悚然不安。幕客走后，曾国藩记其优劣，从没有差错。又说“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
《见闻琐录》“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其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朝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年)经许振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
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着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曾国藩识人，近乎神明的态度，当然少不了附和之言。倒是曾国藩自己，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同治三年(1864年)，方宗诚应邀到曾国藩幕府，主持忠义局修志工作，曾问曾国藩“何以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鲍(超)诸公能成大功？”曾国藩回答说：“此皆幸而遇者。当时与诸人共事，不过识其忠勇勤朴，各任以事，幸仰天威，稍能成就，人遂谓吾能知人，实则知人甚难，予未敢自信也。”
(十一)燕昭王求才
燕王哙临死前把王位传给他的宰相子之。子之主持朝政不力，燕国大乱，百姓怨恨，而早已对燕国虎视眈眈的齐国乘机进攻燕国，燕国大败，子之被杀。两年之后，燕国人民推举哙的儿子为国王，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想好好治理国家，决心罗致人才，改革政治，复兴国家。他向郭隗先生请教，如何才能招致贤士以报齐国灭燕之仇。郭隗对他说：
“我听说古代有个国君，愿花千金购买千里马。于是让人四处寻马。三年都没买到。这时宫中有个侍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买吧”，国君就让他去寻马。侍臣各国各处奔走，历经三个月果然找到一匹千里马，可是那匹马已经死了。侍臣就用五百两黄金买下那匹马的骨头，回来报告君王。国君一见侍臣买回的竟是马骨头，便大发雷霆说：“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白白丢了五百两黄金！”那个侍臣说：“一匹死马还用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呢！人们必定认定大王不惜重金买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了。”不到一年，果然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真要招致人才，就从我开始吧。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到您的重用，何况比我更有才干的人呢？哪怕千里之外，他们也会来的！”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把对人才的重视落实到实际的行动和具体的做法上，专为郭隗筑宫并尊他为师，放下自己的架子，恭恭敬敬地向他学习，燕王此举之后，结果造成了“土争凑燕”的局面。投奔而来的有魏国的军事家乐毅，有齐国的衍等，使燕国恢复了元气，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后来还雪了国耻，把齐国打得只剩下两座孤城。
(十二)重选才之法
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的当然就可以溜掉。姜太公在选将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要衡量，要查证，要辨伪，看上了、选中了，便再不放手。
姜太公选人才的标准有六种。他说：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富有而不奢侈，这是仁德。高贵而不骄纵，这是义气。给与而不转送，这是忠诚。使用而不隐瞒，这是信用。遇危险而不恐惧，这是有勇敢。做事而不停顿，这是智谋。)
在考察人才的时候，姜太公又提出了八种方法，称“八征”即：一日问之以言，以观其详。二日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日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日明白显日，以观其像。五日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日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日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日醉之以酒，以观其态。”用问对、论辩、计谋、小事、财物、美色、危难、醉酒等八种办法，来考验被选人的口才、应变能力、忠诚、品德、廉洁、操守、勇敢、神态等八个方面的修养才能。姜太公还指出了用人时应该警惕和注意的事项，即识别、不用以下六种人。巧言令色、谄媚奸邪者。内贪外廉、沽名钓誉者。假公济私、欺上瞒下者。谋私废公、互相拆台者。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者。纵容坏人、打击贤能者。
(十三)善用其优
后梁末帝朱友贞昏聩而又淫乱，一些奸臣专权用事，功臣老将大多被排挤离间。公元923年夏天，后唐夺取了郓州，局势变得非常危急，梁帝惊恐不安。
宰相张敬翔见此情景，不由十分着急，于是，他把一根绳子放在靴筒里，然后进宫去见梁帝，哭着说道：“当初太祖取天下时，我所献的计无不被采纳，如今强敌未灭，可我的建议你却不听，这样我还不如去死！”说着，便扯出了那根绳子。梁帝见状，忙令人阻止他，并问他有何建议。张敬翔说道：“目前形势十分危急，必须任用王彦章才可破敌。”梁帝封王彦章为招讨使，问他何时能打败敌军，王彦章回答说：“三天。”周围的人都暗笑他口出狂言。
王彦章率军疾行来到了滑州，他在滑州张灯结彩，大摆宴席，装出一付要狂欢痛饮的样子。但是暗中却派人到杨村准备船只，并找了几名铁匠准备好鼓风器具和木炭，随同六百名手持利斧的士兵一同乘船，顺流而下。此时，王彦章正在大宴宾客。酒刚喝到一半时，王彦章假装出去上厕所，其实他却率领几千精兵，沿海直奔德胜城。船上的铁匠和士兵烧断铁索，砍断浮桥，使得南城孤立无援。这时，王彦章大军冲入，南城随之被攻破，到此时恰好是三天时间。他自此延缓了后梁的危势。
(十四)细察人才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一个传奇式的历史人物，他曾以微弱的兵力起家，却最终战胜拥兵四十万的西楚霸王项羽。他成功的妙诀在哪里呢？在刘邦的身上，有着政治家所最应具备的优秀才干之一，那就是择人善用。
刘邦即皇帝位后，最初把首都设在洛阳。在一次洛阳酒宴上，刘邦曾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诸位王侯，诸位将军，我为什么能夺得天下，项羽又是怎样失去天下的？大家不必顾忌，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让朕听听。”
当时大臣们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将王陵的回答。王陵是刘邦的老乡，和刘邦交情不错，所以言语坦率。他说：“皇上比项羽善于用人。皇上虽然对人粗暴，好发脾气，但却赏罚分明，使群臣争相效力，充分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而项羽则嫉贤妒能，出力的将士得不到封赏，最终导致失败。”刘邦点头称善，然后他又补充说：“在军营中出谋划策，制定正确方略，使军队在千里之外打胜仗，我不如张良。坐镇后方，安抚百姓，源源不断地给前方供应粮饷，我不如萧何。能够统率大军攻城略地，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人就是杰出的人才，我虽然在某些方面比不上他们，但我能重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所以才能战胜项羽，夺得天下。项羽虽然有个豪杰范增，但不能信任他，重用他，所以才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