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管理者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中能学到哪些东西
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交汇、新旧杂糅的历史时期，时代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梁启超在政治、文学、思想、学术等领域有显著功绩，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他的生平，梁启超自己的一段话最能概括：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境遇中，自觉担负着时代的使命，以他的“文”去启蒙尚在混沌中的中国人。梁启超身上交织着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特征。他的为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他的政治，却以文字为工具，不管为文为政，其终极目标皆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梁启超是一位了不起的近代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自小聪明颖慧，17岁中举。后接受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开始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提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更加自由地吸取西学，思想发生新的变化，开始广泛介绍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经济、教育和文学艺术，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民权思想，对开阔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启发中国人的民主意识都有重要贡献。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放弃政治活动，全力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在此之后，梁启超的贡献多在对现代学术事业的建构上。
梁启超一生以“善变”著称，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社会形态尚未定型，一切都在随时变迁。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的启蒙理想，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一个国家独立于世界，在于其国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都能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因此梁启超启蒙的主旨是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新的人格形象首先在于根除国民的奴隶性，培养国民新的近代精神。
《新民说》是梁启超政论著作的代表，其主旨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这个巨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
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中国最缺乏而最须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品德，是政治能力。梁启超抱着满腔的热血和忠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有深入的思考，提倡政治民族主义。《新民说》中有许多与自由主义相接近的观念，比如关于个人的权利、个人道德自主性、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市民社会观念等。梁启超将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放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形成了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
在日益急迫的亡国危机之下，梁启超对缥缈的大同理想越来越疏远。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是他从天下主义走向国家主义的一个标志。在《新民说》中，他明确表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理想，只是“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之美”。因为竞争为文明之母，竞争停止了，文明也就停止进步。世界主义的理想虽然美好，但在现实世界缺乏可行性。因为大同理想即使实现了，也会因为人性上的原因复归竞争，而到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国家，反而使得竞争回到低级的野蛮水平。梁启超的结论是：“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
《新民说》的中心理念是要以“利群”二字为纲，建立一个“合群”的中国。“群”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是一个具有多种层次的国民自治群体所形成的公共关系。
《新民说》是梁启超2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力倡“道德革命”之说，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新和转型过程中的潜在效用，直开五四先河。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梁启超的《新民说》告诉人们，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思想也要不断更新，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而且要勇于接受更合理、更先进的观念，这样才可以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潮流。
五十七、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特点的概括对管理者的启示有哪些
由中国特定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中国曾经有过众多的外国传教士，他们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学识和修养都很高，而且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时间不短，所以他们对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对中国人有着自己特别的感受。这里褒贬不一，但是我们可以拿来看看，看看他们对中国人的特点有什么概括，看看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平静的心情，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亚瑟·史密斯（公元1845年～1932年，中文名明恩溥）是个值得中国人记住的外国人。他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50多年。自 1890年来华以来，他根据22年的见闻和观察写成《中国人德性》，陆续发表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1894年在纽约出版。他的书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籍。1906年在他返美为教会募捐期间，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出席了白宫的午宴。他利用那次机会向总统建议把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不久，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庚子赔款退还的议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后来中国把这笔钱用于创办清华大学和派遣大批留学生。
《中国人德性》是鲁迅极为推崇的书。鲁迅认为《中国人德性》“虽然错误亦多”，但“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14天，他还再次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人将这本书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这本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代表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本书的启示。
这本书写于100多年前，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在这100年间，中国发生空前的变化，在革命、战争、变革、发展、科学以及中外各种思潮的荡涤下，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中国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因循守旧、愚昧落后，也不再有那种奴颜婢膝、逆来顺受、麻木不仁，我们是“新中国人”。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从《中国人德性》中我们会发现，书中讲的那些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如勤劳、节俭、礼仪、仁慈、孝心、知足常乐、生命力、忍耐和坚韧；坏的习惯和品质如重面子、忽视精确、缺乏诚信、好欺瞒、多猜疑、缺乏同情心、缺乏公共精神等，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好的品质可能比先人更好了，也有些不如先人；有些不好的习惯和品质，可能不像先人那样严重，有些也可能比先人更糟糕。我们有了一些先人所没有的新品质，也多了些先人没有的坏毛病。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也应该知道昨天。《中国人德性》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帮助现在的中国人知道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是什么样，我们与他们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区别。
读读这本书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人德性》有助于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人身上存在的不健康的东西，与历史上中国人的毛病的某种内在联系，这样能帮助我们自觉地反省，挖掘根源，切实加以改正。
基德（公元1799年～1843年），英国传教士，1824年赴马六甲，历任英华书院中文教师、院长等职，著有英文著作多种。
他强调最多的是中国人“信”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背离，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到的。诚信的缺乏，再结合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的虚伪。他们教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
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让你成为一个“有礼”的人。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而凡是指对方的，都非常尊贵。“懂礼”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而乡下人也抓住了礼的本质，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这个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会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本来有一只老鼠，正在嬉戏，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把它吓得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鄙相的原因。”
虽然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特点概括有些夸张，但确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已经习惯而已，对这些或许很荒唐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就应该时刻注意，提醒自己。对于管理者来说，自己的言行至关重要。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基本的礼貌还是应该有的，但是一些传统中的糟粕确实应该摒弃了。我们应该不断的反省，因为一个能深刻认识自己的民族，一个能不断反省，不断克服自身缺点和发扬优点的民族，才是优秀的民族，有希望的民族。
五十八、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对现代管理者的启示是什么
幽默大师林语堂用英语写作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同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看待自己的崭新立场。林语堂贯通中西的学识让他能够对现实作冷静的旁观。这种角度和立场对于现代管理者未尝不是一个启示。
林语堂（公元1895年～1976年），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任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