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战败后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因为他们积累的社会财富都已经随着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而化为乌有，还要支付占领者（美军）各种开支，社会状况糟到不能再糟了。当时的日本可谓百废待兴，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日本虽然没有提出过“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却实实在在地实践着这一理念。他们让政府公务员全部减薪一半还多，企业员工不分昼夜、任劳任怨地免费加班，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投入了教育领域，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了基本看不到现实回报的义务教育。
日本各级政府积极支持新教育制度的实施，从各个方面为就学提供条件。日本改革了原有教育制度，于1947年公布《学校教育法》，开始实行崭新的教育制度。其中最大的也是最有借鉴意义的，就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让所有国民都接受教育，帮助那些上不了学的学生，让他们有学上。
首先是减轻学生上学的经济负担，无偿提供教科书。日本1951年开始从国库经费中补贴部分教材费支援家境困难的学生（家境好的还是没有免费的），到1958年国家对于教材的负担额增加到一半，老百姓负担另一半。五年后也就是1963年，教育法律出台强制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全部免费，范围扩大到所有学生，从小学到初中依次实施，到1969年为止各种义务教育学校均实现了这一目标。
其次是实行免费的营养午餐，确保学生的健康。为了保证下一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为了吸引家庭困难学生上学，1954年公布了《学校供餐法》，从小学开始实施，到1956年扩大到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明确地规定了学校供餐的目标、经费负担和国家补贴部分。
为了让义务教育真正落到实处，不让一个家庭因为贫困而失学，所有学校都免费提供午间营养餐。很多贫困家庭之所以能受到基本的教育，全有赖于这样一项政策。当时很多日本家庭都很贫穷，不少家庭为了节约家里的开支，都会让孩子放学后早早睡觉，省下一顿晚饭钱，第二天早起再让孩子饿着肚子上学，一直坚持到中午的免费餐时间。而他们的免费餐还是不限量的，以让孩子吃饱为目的。就是靠着这样的坚持，日本度过了战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终于等来了经济的腾飞。富裕后的日本人，现在仍然坚持全面义务教育国策，有钱时这样，没钱时也这样。
再次是完善教育设施，确保教育的可行性。为迎接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儿童入学，日本从1953年开始着手完善教育设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9—1964年）中得以完善，经过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不懈努力，学校的设施从质到量均满足了需求。1954年公布的《理科教育振兴法》和《学校图书法》，充实了理科学校所用设备和图书，从1955年开始体育馆和游泳池等体育设施也迅速地完善起来。
日本也有那些因为家庭原因、地区原因和自身原因而上不了学的学生，为了真正践行教育公平、全民教育的理念，日本政府进行了政策倾斜。
首先是帮助因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而不能上学的中小学生。这一救助措施从1928年就已经开始实施，1946年纳入《生活保障法》中。针对这些学生，国家从1 956年开始补贴教科书、伙食费支出，进而扩大到提供修学旅费、学习用品、交通费等，尽可能地提供学习机会。其次是振兴偏远地区教育，改变教育不均衡状况。1954年公布《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包括偏远地区任教教师特别升迁制度，加强设备、设施、教材，教师人数、工资，上学交通、伙食、保健等方面的力量。
即使是今天，居安思危的日本人也没有中断过对教育的不断改进，关于教育的讨论也是不绝于耳。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确立了教育立国的政策后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教育政策还在不断地修订中以旧换新，以期让教育符合新时代的新特点。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纵观日本百年发展史，找不到怠慢教育的时代。”
3．战败，从萧条到振兴
1945年，日本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造成极大地灾难，同样给日本人民和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牺牲。除了人员的巨大伤亡外，日本政府已经不得不承认经济上已经濒临崩溃，战争使得日本社会物质财富损失高达25％，住房毁坏了236万户，舰船损失数量达到800多万吨，全国工厂数只剩下了不到25万家，最具代表性的棉纱业从72万吨降到两万多吨，减少了96％还多，钢铁生产从战前的765万吨降到56万吨，剩下了不到10％的产量。战前日本的农业已经呈现萧条，粮食生产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日本人的生活需要，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充分反映了日本经济处于极端的困境中。
为了挽救处于崩溃前夜的日本社会，新上台的日本政府首先着手的一项任务就是农地改革，由国家收购地主手中不直接耕种的土地转卖给农民，同时废除实物地租。至1949年农地改革基本完成，曾经长时期存在的寄生地主制终于彻底消灭，广大佃农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耕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而地主阶级在经济上遭到了沉重打击。到1948年大米的生产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1950年整个农业生产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后来相继推出的新农村运动，更是使农民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农民以及农村对日本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是重整工业经济。1946年设立“经济安定本部”，制订长期经济复兴计划，提出“倾斜生产方式”和著名的“道奇计划”。首先恢复工业生产急需的钢铁和煤炭生产，政府集中财力，投资在煤炭工业上，使增产煤炭的措施优先于任何其他政策措施。
“道奇计划”则是日本政府把由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保护政策和产业组织的产业政策与有关的经济计划结合，促进企业的振兴。1949年，以编制特别会计预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废止政府补贴、全面停止复兴金融公库的贷出活动、确定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为目的的“道奇计划”，以及尽快制定稳定财政、金融、物价和工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产量等措施的“经济安定九原则”实施，使战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得到了控制。
战后日本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一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政策支持和扶植分不开的。迄今为止，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中小企业政策最主动、最稳定、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1948年颁布《中小企业诊断制度》，政府根据企业提出的申请，从各种角度就企业的现场设备、生产方法、技术、产品、质量、成本、经营方针、经营内容等加以调查和“诊断”，提出有益于改善技术与经营的劝告，必要时给予指导。不少经营困难的企业都从中获益，由于效果良好，接受诊断的企业不断增多。日本政府又从财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并且通过淘汰、合并对企业进行整顿，在淘汰了一批严重不适应形势的企业后，大部分企业都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生产率大大提高，赢利能力显著增强。
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竞争中，中小企业处于天然的劣势，为了改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存在的各方面差距，提升中小企业生产力，以实现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1963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其政策体系是以推动中小企业设备现代化、事业共同化、企业规模适度化等各种政策所组成。重要的是不致力于改善某一个企业，而是改善不利于中小企业活动的市场环境，如防止过度竞争、确保公平化外包交易及事业活动机会等。为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5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明确规定，大力推行中小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提高它们自身的技术水平。
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指导；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补助；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为中小企业培养技术人才；支持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以上措施大大加强了日本中小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并解决了他们的融资难题，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在日本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日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产总值连年翻番，技术实力一步步增强，赢利能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企业的研发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经过十多年的扶持，日本的小企业终于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与日本那些著名的大企业一起，成为了日本经济的支柱。
日本企业从战后的一片萧条中走了出来，终于稳稳地站在了世界经济的潮头。
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在二战后曾经一度十分萧条，虽然到1953年时日本的GDP就已经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仍然落后于欧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弱，尤其是工资水平长期比较低，国民购买力低下。此时更大的打击又来到面前，那就是支撑了日本工业复苏的朝鲜战争结束了，三年繁荣期的“特需经济”成了无本之末，加上美英两国又出现经济危机，导致依靠轨迹市场的日本出口量急剧减少。
1957年12月日本的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不到半年竟然翻了一番，整个日本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池田勇人上台，1960年12月，由池田勇人一手操作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
今天我们回首日本的发展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短期内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这个计划制订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并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计划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纠正各个收入阶层之间在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包括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让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不让贫富差距拉大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出现。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最低工资制度”，保证任何企业雇佣工人都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限度，否则企业面临的将是严厉的处罚。赢利能力不足的企业不再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工作赚取微薄利润，这就逼得他们不得不走上了技术更新的道路。部分不能适应形势的企业，则在政府严厉的执法下，被淘汰出市场，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从1961年到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0％。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待遇？政府的做法简单直接，那就是强行规定了“生产者米价”，使得日本农民的大米价格竟远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市场上米价的将近三倍，在整个计划实施的十年之内，日本农产品价格竟然上涨了将近100％，农民收入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提高，到70年代初期，日本农民的收入已经开始超过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现代化农村呼之欲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计划刚刚提出来时，不仅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过于理想，就连大多数普通的日本人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但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将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逐步形成，并成为日本社会的支柱性力量，把日本从过度依赖外贸的状况中拉了出来，渐渐走上了内需经济的道路。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这种经济总量的增长最终都科学地反映到了日本普通人的收入上，让一亿国民都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而不是企业收入和国家税收更不是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这种发展经济的思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先发展外贸再提高收入的思路恰恰是两股车道，说明日本很早就认识到了内需经济才是稳定健康的经济模式。日本人深深地懂得市场经济的科学其实就是人的科学，市场经济就要调动人人的积极性，推动人人消费，拉动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成为日本民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国民，更是为日本社会的稳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