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平生任狭尚气，性情刚毅，除长于文学撰述之外，还精于武术，尤擅舞剑，曾著笔记小说《技击余闻》，记载平日耳闻目睹的武林实事。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授武林故事。言谈之间，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让学生向往不已。
蔡元培入翰林院时，主考官看到他的试卷大喜，对其文章称赞不已，评价其书法则日“牛鬼蛇神”。后来，钱玄同问蔡：“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攻克福建，蔡元培、马叙伦等浙江名流代表浙江民众欢迎北伐军早日进浙。何设宴款待蔡、马等人，并介绍苏联顾问蔡列班诺夫与他们相见。苏联顾问当即送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接过名片，笑道：“原来是本家。”五四运动以后，每逢5月4日，北大必有一群校友聚会，指点江山，畅谈国事，借以纪念五四运动，名之日“五四聚餐会”。这个惯例坚持了好几年，而且每年都要邀请老校长蔡元培参加。在某年的聚餐会上，蔡感慨地说：“我们这帮人真是吃‘五四’的饭呀！”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书卷气，常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呐！”据许德珩回忆：1919年下半年，也就是陈独秀尚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来京看望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拜访陈独秀先生”，下面写着延年、乔年两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人们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据季羡林回忆，他曾与胡适一同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匆匆赶到，声明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与会者发言跑题，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胡便浑身是劲，接着发言者的话茬，滔滔不绝发表己见，一直到散会都没退席，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做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夕，毛泽东接见了马，问马有何困难。马直截了当地说：“以后我请谁到学校里去作报告，可要得到保证。”其时，马已近70高龄，毛笑着说：“这条我保证！以后你想请谁，我就保证他随叫随到。”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对学生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话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73岁……”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
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很多学生想起了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同志、先生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成舍我早年经李大钊介绍，成为北大一名半工半读的文科学生。
李大钊等人在北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称“马尔克斯研究会”），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李的办公室内举行第一次集会。成也去参加了这次机会，散会后，他跑到北大东斋宿舍，把帽子一扔，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以后他就没有再去参加过。
傅斯年身高体胖，朋友称其为“傅胖子”。抗战期间，傅在重庆，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裘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都不愿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的四个抬夫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一看，吓了一跳，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分外尴尬。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啊？”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孔子后裔孔庚提出一个有关中医问题的议案，傅当场表示反对。两人因此展开激烈的争辩。孔辩不过，就在座位上辱骂傅。傅十分生气，大声说：“你侮辱我，散会之后我和你决斗！”散会之后，傅在会场门口拦住孔，孔此时已年过古稀，身体非常瘦弱。傅见此，怒气就去了大半，把两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毛子水精于古籍鉴定，好收藏古书。任老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每年都把绝大部分购书经费用于购买善本古籍，因而无法满足青年学生订阅新报刊的要求。一次，一些同学在图书馆内的大厅遇到了毛，就订阅新报刊问题向毛提出质问，同学越聚越多，质问发展成了斥责。毛异常生气，但又理屈词穷，只倔强地说了一句：“就是不订！”个别同学一时激动，大喊一声“打”（其实并未动手），就把毛吓得楼上楼下乱跑一阵。事后，“学生追打毛子水”的新闻很快就传遍校园。
1930年，钱玄同43岁时，曾与朋友商谈自编文集，名为《疑古废话》。从44岁起每11年出一本集子，44岁那年编的一本叫《四四自思辞》；55岁那年编的一本叫《五五吾悟书》；66岁时出一本《六六碌碌录》；77岁时出一本《七七戚戚集》。书名都巧妙地运用了双声叠韵。书虽未编成，却很能见钱氏的性格。
在北大同仁中，刘半农与钱玄同最为友好，但两人一说话就要抬杠。刘说他和钱：“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以半农体作“抬杠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刘半农生性幽默诙谐，才气横溢。有一次，好友周作人向刘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和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的回信却令周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昭代名伶院本残卷”，信文竟然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按：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
（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了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刘半农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校要求极为严格。一些“汉学大师”在博士答辩时，喜欢以偏题难倒中国学生，以炫其学。以致刘半农博士论文答辩时，气氛十分紧张，总共进行了七个钟头。结束时，刘已筋疲力尽，无力走路，只好由朋友搀扶出场。
顾颉刚担任高考典试委员时，所出历史试题中有“中国交通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和“诸葛亮治蜀”两题。答案竟有“始于元，盛于唐”和“始于18世纪，盛于28世纪”者。最离谱的，一份试卷中竟有“诸葛亮枪毙马谡”之句。
熊十力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讲佛学。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扰，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入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入都不禁失笑。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十六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