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午饭过后，毕文静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她一只手握着鼠标，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眼皮开始打架了，屏幕上的字越来越模糊。她隐约听到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旁边的饮水机上接水，有人在招呼着结伴外出买零食。同事们走来走去，鞋子踩在地毯上，脚步声低沉而杂乱。
她不明白怎么没人睡午觉。她在运动队睡了十三年，退役后又在大学睡了四年，整整睡了十七年的午觉。她好想在桌上趴会儿，可作为李宁公司市场部的新员工，她觉得那样不好。她已经不再是什么高低杠的世界冠军，她现在是公司白领了，白领是要注意形象的。
办公桌下的脚还在疼，那是穿高跟鞋穿的。她们这些练体操的姑娘脚面比一般人宽，五个脚指头往高跟鞋里一挤，就会疼得难受。可她不甘心，整个早上她都跟这鞋叫劲，使劲在地毯上跺。午饭回来，她终于忍不住把它们脱下，发现脚已经肿得像红萝卜了。
退役那会儿，她就想：以后念完大学，一定要去公司里当白领，一定要穿着高跟鞋上班。好几次她都梦见自己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走得飞快，好像生下来就穿着它们一样。过去的二十来年里，她除了穿运动鞋就是光着脚。进体操馆光着脚，出体操馆穿运动鞋。每当街上有婀娜多姿的姑娘踩着高跟鞋从她身边走过，她就会心生羡慕。她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对高跟鞋有那么多的向往。那是她的梦想，现在她的梦想实现了，却发现脚会疼。她把脚从鞋里抽出来，放在地毯上。她越来越困，想睡却不能睡，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她把手掌蜷起来，把指甲掐在脸上，很快她就适应了这种疼，睡过去了。
二
毕文静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一个叫新泰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级市。
她是超生的，上面是姐姐，生下来爸爸就叫她“小停停”，不是亭亭玉立的“亭”，而是“停止生女孩”的“停”。爸爸很得意给她起的这个小名，因为第三次尝试总算有了个儿子，她和姐姐也有了弟弟。在她的家乡，姐姐、妹妹、弟弟是三个小孩家庭的固定模式。没男孩的家庭会被欺负，走在大街上都得低着头，尽管违反国家政策，但都彼此理解，这是习俗。
超生罚款给了她家很大的经济压力。妈妈是家庭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父亲念完高中后，卖过水果，卖过鱼。她记得爸爸卖鱼的时候不敢抬头，说是怕熟人见了过来帮忙买，又不好意思不给熟人便宜。她那时觉得奇怪，人们干吗要吃鱼，味道那么腥。
后来，爸爸开上了出租车，早出晚归地满街转。她5岁那年，有一天，爸爸看到体操学校门口贴了张招生的告示，不交学费，发小衣服，还能锻炼身体，便送她去了。
刚开始，她喜欢这里。因为在家里是玩，来这里也是玩，这里小朋友多，教练还带着她们做游戏。可渐渐地，她发现这里越来越不好玩，每天要压腿，要跑步，要蛙跳，还要让家长给自己缝沙袋来绑在脚上。
沙袋是妈妈缝的，一个大大的沙袋，绑在小腿上都满了。夏天跑步，一院子的土，一圈一圈地跑，土也一圈一圈地起，大家都在那里跑，也不知道吸那些土对身体不好。冬天，她不想去练，可妈妈每天天不亮就把衣服在炉子边烤暖了，逼着她穿上，送她去。她觉得妈妈特别不会心疼人。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小孩子有权利躺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她从来没有躺过，也没见身边的小伙伴躺过。每天她都会哭，她觉得累，但教练的指令不能不听，哭是她唯一用来表示自己不满的办法。
也有开心的时候。偶尔，教练会带着她们到附近一些地方表演体操，这时候她们总是心花怒放，因为通常都会发面包，发火腿肠，甚至是发衣服。至于去了哪儿，她们并不关心。
训练完了休息的时候，也很开心。练得好的教练给买西瓜，买冰棍吃；练得不好的就只能在旁边看着，可她总是有的吃。她的体操天分慢慢显露出来。其他小朋友学很久都学不会的动作，她很快就能学会。教练总是说，“文静这孩子，真是块练体操的料，将来肯定能出成绩”。
她那时候不知道练体操的将来叫运动员，也不知道不练体操的人以后叫什么。她认识的所有小孩都是练体操的。她以为这就是所有小孩子的生活。长到这岁数就要来到这里，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
练了两三年，动作成形后教练告诉她，该去比赛了。比赛是什么？比赛就是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拿第一！拿第一干吗呢？让你拿第一你就拿第一，让你平衡木上别掉下来就别掉下来，听教练的话就是好孩子，别问这么多！教练是她完全相信的人，教练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教练说不许哭，她就会擦干眼泪，忍着不哭。
有一天，教练说：“文静，我已经教不了你了。我们送你去济南，让省队的教练教你。”
三
教练带着她，从新泰坐火车到了济南。她记得这一天：1990年4月2日。
她一下火车就紧张了，她的嘴张着，肌肉僵硬。那天济南在刮风，天有点凉，她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她喜欢阴天、晴天、下雪天，哪怕是冰雹天她都喜欢。但她讨厌刮风，尤其是大风，吹得她眼睛里、嘴里都是沙子。
她一直扯着教练的衣襟，前脚总是磕碰到教练的后脚跟。在济南运动技术学院的院子里，教练对她说：“文静啊，好好在济南的专业队练，不要想家。”
那时候，她9岁，不知道什么叫济南，什么叫专业队，什么叫想家，也不知道在济南一待就是五年，而且从此往后，自己将离家越来越远。
在省队，还是要跑步，还是要蛙跳，还是要倒立。每天早上，大家排着队去操场跑步，淋着雨跑，晒着太阳跑。原来在土地上跑，现在在水泥地上跑，跑完之后做蛙跳，蛙跳完了做倒立，原来只要倒立几分钟，现在要倒得眼睛充血。
她开始规范地学习每一个动作。为了打好基础，她必须重复做很多辅助训练，学会了大回环，她就得每天做大回环，然后再学用大回环转体，学会了大回环转体，她就得每天做大回环转体。每天循环，练过的再练，教练说，这叫做积少成多。
省队没有新泰那么多玩的。不训练的时候，文静喜欢躺在草坪上看鸽子。鸽子会在晴天被对面楼上的人放出来，在操场上空盘旋，把阳光扇得一片银光。后来，她见有人放风筝，就找来纸、线和小木棍开始糊风筝，然后拉着在操场上疯跑。她不知道哪里没糊对，风筝总是飞不起来。那时候，她知道除了来运动队，也可以去上其他学校。其他学校什么样，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其他学校里的小孩在6月1日这一天是可以跟父母一起玩的。电视里也说，过六一儿童节是要给小朋友放假的。她去问教练，为什么六一儿童节她们不放假。教练说，“放什么假啊，你们是运动员，不是儿童了”。那一年，她9岁。
妈妈来看她的时候她最开心。妈妈会给她带零食，妈妈走后，小队员们都会围上来。“姐，给我吃一口吧！给我吃一口吧！”无论带的是什么东西，她们都会这么说。练体操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记得有一次，妈妈给她带了栗子，她舍不得吃；后来变成了栗子干，她还是舍不得吃；直到栗子长了毛，才不得不吃。
去昆明参加全国青年体操锦标赛是在1994年，那是她第一次出省比赛。那次，她拿了两个冠军。对于13岁的她来说，最开心的不是拿了冠军，而是吃到了芒果。她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水果。回到济南后，她觉得自己可牛了，不但拿过冠军，还吃过芒果。
在运动队，谁练得好谁就是宝，就是教练重视的对象，领导围绕的中心，其他队友就得让着。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风气。在昆明拿了冠军回来后，刚开始，有小队友帮她买冰棍，后来有小队友帮她打热水，再后来，她拉肚子也懒得去厕所了，会有小队友帮她倒尿盆再洗干净放回来。晚上看电视，她说看什么台就看什么台。
她练得越来越好，地位也就越来越高。有时候，她练累了，就想：今儿，欺负个谁呢？
可她谁也欺负不了了。当年，她就被国家队的教练当成“好苗子”，从省队挑去了北京。省队的教练说：“文静啊，我们只能把你送这么远了。”
四
14岁时，她到了北京。国家队里是各省选上来的小姑娘，都很漂亮，不像她，头发发黄，又黑又瘦。国家队的姑娘都讲普通话，老师上课也讲普通话，可她不会讲，甚至听不太懂，上课经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老师把她叫醒，问她为什么上这么严肃的课还会睡觉？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低头不出声。她看着自己的脚指头，白球鞋破了，它们露了出来。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像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
她见了谁都得叫姐。在运动队里，谁要是没成绩就抬不起头来，国家队也一样。她在山东的那点成绩到了这里突然变得不值一提了，来这里的人，哪一个在自己的省队没成绩呢？除了苦练，没有别的出路。
她是1995年1月去的，3月的一天，教练问她，去过美国没有？她说没有。教练说，那就去吧，代表祖国去美国参加中、美、俄体操对抗赛。
那一夜，她失眠了，她躺在床上回想：自己从新泰来到济南，从济南来到北京，现在又要去美国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让她憋不住想笑。一起去的还有桑兰、刘璇和孟菲。孟菲是北京姑娘，临走时，孟菲对她说：“毕文静，你到了美国别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别什么东西都问我。”
在美国机场，她第一次见到自动扶梯，她和桑兰兴奋地逆着方向在扶梯上跑上跑下。跑累了，就趴在地毯上打扑克牌，她们觉得地毯可干净了。她跟桑兰住一个房间，桑兰那次也是头一回出国，她们在床上翻来翻去。她们一直用浴缸边那条厚厚的毛巾擦头，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铺在地上弄干脚的。孟菲不让她问，她也就没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