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彭德怀的判断，胡宗南兴兵北上，中共中央在王家湾是待不下去了。向北转移，胡、马防线接合部的“三边”地区是唯一选择。那么，西野主力下一步攻击箭头就只能指向北而不是南，这同样别无选择。到目前为止，胡宗南最担心的还是彭德怀南下关中，那是陕中粮仓啊！还在合水一仗热火朝天时，胡即命令整三十六师急驰关中，分守长武、彬县、旬邑三地，就常识而言，彭德怀西出陇东而不图关中，似乎不好解释。可是，彭德怀现在却选择了北上的大方向。他举起一个手指从合水出发，溯环江而上，越庆阳、曲子，抵达环县。他敲定了环县。驻守环县的是宁马八十一师，师长马悙靖，是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的儿子。彭德怀说：“碰一个是碰，碰十个也是碰，我们就横下心，再碰他一个！”
彭德怀是智慧的，打环县只不过视作继续北上“三边”的一个铺垫，打得下打不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当然，这不是说环县是可以随意糊弄的，在战术上，攻则必克是彭德怀一贯的决心，何况“宁马”不比“青马”，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如能一举打下环县，合水之战的阴影多少可以扫除一些，同样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不负陇东之行，进一步实现对付“马家军”的总体策略。在西北战场一盘棋上，彭德怀不但要区别胡宗南与“二马”，还要区别“马家军”内部的“宁马”与“青马”。存此一念，部队在向环县进发之前，他才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神来之笔——义释马奠邦。
“什么？我们牺牲那么多同志，不毙掉这小子就算便宜他了，怎么还放他？”全军上下没有想得通的。如果不是彭德怀亲自跑到俘虏营宣布这一决定，谁敢说这是事实！是的，连马奠邦自己也闹糊涂了。不是说被共产党捉住就要割舌头、挖眼睛、活剥人皮吗？咋就……他望着面前这个平平朴朴的中年人，一再揉眼睛。看守战士告诉他彭德怀的名字，他傻愣在那里好半天，终于醒悟过来，急忙在衣襟上蹭蹭手、躬身抚胸，行了个穆斯林“都瓦”礼。然后，他将信将疑地揪着衣角，嘴里嘟囔一大串只有真主才会听懂的话。
接着，彭德怀去打环县马惇靖。这是一次有准备的攻击，部队全都憋足一股劲。彭德怀命一纵三五八旅打头阵，狠狠砸下去！值得回味的是，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此番的“四面合围”竟偏偏出了个明显的疏漏——城东塬没有部队占领。这等于是一只手攥紧了万钧雷霆，而另一只手又轻轻地网开一面。自然，招架不住的“宁马”溜出了东塬，夹着尾巴朝黑城岔方向逃遁。彭德怀把追歼残敌的任务交给王震的二纵。因为第一拳挨得太重，逃敌狼狈极了，什么重炮、轻重机枪、骆驼驮子上的弹药和粮食，统统甩下了。甚至连步枪和马刀也丢得遍地都是，指战员们越追越起劲，部队士气大振，前几日失利的沮丧烟消云散。
不管怎么说，攻克环县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胜仗。部队虽然劳累一点儿，伤亡倒不大。最令人鼓舞是俘获的资财和武器装备非常可观。短期内有吃有喝，许多人还领到一支新家伙，怎能不开心呢？前一段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明显少了，全军上下皆大欢喜。休整是愉快的，干部们忙着开会研究战例，战士们随意搞点训练，环县川里川外部队驻地，到处都听得见欢声笑语。相比较而言，野司驻地反倒显得有些沉闷，除了滴滴答答的无线电发报声，就听不到别的声音。大家连说话和脚步都放得很轻，生怕惊动了什么。这当然与彭、习两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情绪有关。
休整日期必须压到最低限度。中央前委已把撤离王家湾的消息通报了彭、习，刘戡的兵马开始北上，步步进逼，而前委又确定下一步要动邓宝珊集团——邓占据榆林重镇，这个邓宝珊动不动就跟胡宗南呼应一下，给陕北战场带来的威胁不言而喻。彭德怀对此早有想法，中央的决定让他颇觉兴奋。更何况，前委同时还告知，晋南的陈、谢纵队也将于7月西渡黄河，加入到西北野战兵团的序列，攻打榆林。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眼前这道难关能否闯过去：中央欲往“三边”转移，西野主力由环县去榆林，也必经“三边”。
“三边”现为“宁马”所占。几个月来，他们在那里移村并户、编保制甲，建立一套政权机构，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四散奔逃。本来，定边、靖边、安边地处长城脚下的大沙漠边缘，吃粮、喝水都成问题，居民也少得可怜，这一来更是没人烟了。眼下西野主力要在这地方跟“四条腿”的“马家军”再度交手，劣势显而易见。彭德怀命令电台跟中央前委保持全时联络。两个安危挂在心上，如同两把刀子悬在头顶，实在叫人轻松不起来。
部队不得不提前出发，沿陕甘宁三省边界线，向首攻目标定边前进。第一天就开始喝泥浆。那黄泥巴汤又黏又稠带着难以沾唇的苦涩味，真是没法解渴。大家边行军边谈论着艰苦，说着说着，队伍整个儿踏入大沙漠，涩嘴的泥巴汤也没得喝了。沙漠上风沙弥漫，炎日熏烤，战士们饥肠辘辘却不敢把炒面往口中放。有的人掉队之后就再也不赶队伍，军纪也不管用了，某旅逃兵最多时每天达八十人！这让各旅、特别是营团干部大伤脑筋。彭德怀天天都要亲自看各纵、各旅的宿营报告。这天，他正在为此事皱紧眉头，忽见年轻的电台主任汗流浃背跑来哭丧个脸，“老总，不知为啥子，我们跟前委的电台联络信号五分钟前突然中断，怎么也呼叫不出来！”
八、避难时期的格局
黄昏王家湾三支队突围，黎明三岔口八百人历险
天黑之前，王家湾已是一片忙乱。人们只要看任弼时、陆定一、叶子龙和廖志高这几个人的脸色，就知道敌情有多么严重。更何况，头顶上敌机正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扔炸弹。“三支队”800多人已进入情况，个个都在收拾东西，骡马赶得遍地奔跑。老乡们插不上手，就默默摆弄自家的马灯。他们知道，天黑之后送“三支队”同志们上路，用得着。
闲人只有毛泽东。他一手倒叉着腰，另一手夹着香烟，高大身躯伫立在窑洞前的暮色中，极有耐心地望着远处。远处川道上，周恩来和任弼时骑着两匹高头大马，卷起一团黄色尘土跑过来。到了面前，毛泽东迎上几步，问：“敌人离这里还有多远？”任弼时抢着回答：“先头部队已到镰刀湾和李家岔一带，距此30里——哦不，只有25里了，你早该上马了嘛！”这位800多人队伍的司令员同志，很有角色感，表情严肃，而且还带点责备的意思。毛泽东并不在意，依然保持着他的无所谓，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胡宗南是冲着我来的……”他还想把这段幽默继续下去，任弼时失去耐心，借着布置反击，大声命令汪东兴，硬是把毛泽东冲淡了的气氛弄得浓重起来。
把紧张与镇定糅合得最漂亮的，是周恩来。别人说话的工夫，他和警卫员不知到哪里搞到几根柳条棍。出发时，天上莫名其妙地下起雨来，坡陡路滑，打湿的路面马不好骑了，年过半百的毛泽东就和周恩来拄着这些柳条棍上路。老乡们的马灯派上用场，一盏一盏闪烁在长长的队伍里，“三支队”就这样游龙似的出了山峡。雨还在下着，几个警卫战士扯起油布要往毛泽东和周恩来头上罩。周恩来不肯，但他却力劝毛泽东接受这一优待。毛泽东气呼呼地说：“好没道理，你自由自在，凭什么要我受罪呀？我不干！”警卫员们无计可施，嘟嘟囔囔地跟在身后。这时，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毛泽东停下脚步朝夜空中张望，心事重重地叹道：“汪副参谋长他们还要对付敌人哩……”
出发前，毛泽东专门给汪东兴留了条子，嘱咐他务必小心谨慎，最好不要出现伤员，更不要有牺牲。那时，人马往哪儿带，他心里还没谱。议定两条，要么去陇东与彭德怀会合，要么去“三边”胡、马接合部碰碰运气。临出发时，毛泽东一咬牙做了决断：去“三边”！这和当时与西野部队失去无线电联络大有关系。而且他断定胡宗南出兵主要意图是想把他往陇东赶，好东西夹击。当然不能跟着敌人指挥棒转，毛泽东决定去看沙漠。他说：“万里长征，我们翻了雪山，过了草地，大江激流也经过了，就是少一个沙漠。这次，我们补上它！”话虽如此，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雨夜，在枪炮声催逼下，去边墙脚下领略大漠风情，毕竟不是件有滋有味的事。毛泽东一路上言语不多。
淅淅沥沥的雨烦了大半夜。到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淋湿的衣服又风干了。队伍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总算钻出一块平整地。跟老乡打听，说就快到靖边了，而且脚下走的就是通往靖边的公路。毛泽东对赶来报告情况的叶子龙说：“叶参谋长，了解一下附近有什么村子，我们差不多了吧？我是不想走了！”叶子龙说刚问过随队当向导的民兵队长，前面不远就有个村子，叫小河村。毛泽东哦了一声，抬头望了望，一堆黑魆魆的山影堵在眼前。他将信将疑地拄起棍子甩开大步：“走，我们就到小河村去避难！”
小河村不算大，其实很美丽，绿柳掩映窑洞，上上下下那么几孔，加上雨后晨光的衬托，风流而精致。毛泽东一眼就看中这个地方：“就是这里了，先住一段，万一胡宗南不让住，我们就往绥德和米脂那边跑。”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然，他已想到了黄河。走投无路时东渡黄河，绥德和米脂便是一块跳板。果不出所料，在小河村屁股还没坐热，国民党飞机就赶到了。几颗炸弹一丢，“三支队”赶紧往外撤。他们爬上村后一个小山头，就听老百姓报告说，国民党部队已不足20里。毛泽东望着周恩来：“再往哪里走？”
天空突然又像戳破窟窿，雨哗哗浇下来，大家猝不及防，没鼻子没眼，全成了落汤鸡。侦察员的情报是，刘戡已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唯有往西还剩条口子没来得及堵。用不着商量了，任弼时一挥手头里就走。跟毛泽东走在一起的一个当地老汉说，西去十来里地有个天赐湾，是哪朝哪代皇上驾临过的地方，古有“天官赐福，万福来朝”之说，故而得名。毛泽东听出了兴趣，说：“皇帝去过的地方，恐怕没事吧？”跑过去看看，不是那么回事，地方连300人也容不下，毛泽东歇口气，说过去来的肯定是小皇帝，还得走。转出天赐湾天又快黑了，队伍里没有不精疲力竭的。
荒郊野外，雨又下个不停，“三支队”司令部也拿不定主意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周恩来伸手在脸上抹把雨水问毛泽东的意见，毛不回话，却将双手伸进口袋里摸索，边摸边问任弼时：“我可不可以吃一根烟？”任弼时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对。毛泽东无可奈何，不满意地自语道：“烟也吃不得一根！”随即火冒冒地问，“彭德怀联络上没有？”周恩来回答正在联络。毛泽东回望白天的来路，下了决心，把手中的木棍往泥地上一戳：“老子杀个回马枪！”大家都惊讶得张着嘴，有人小声嘀咕，“敌人还在小河村哩，怎么回？”毛泽东别人不问，只问周恩来：“你以为如何？”周恩来沉默半天，说：“有道理，‘安’和‘危’既矛盾又统一，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又开始说笑起来，队伍的情绪也有明显改观。大家信心百倍地爬上刚翻过来的那座山，爬着爬着，雨也停了，小风也吹起来，天空渐渐净朗，一切都好像在昭示着什么，愉快的心情随之而浮升。可是，到了山顶一看，人人都吓傻了，只见几百米远的山岭上，蹲满了一片敌军。看上去他们正在享用晚餐，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围住一堆火苗：热热闹闹，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若以火光判断，这是敌人的主力部队无疑，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大咧咧放着胆子，毫无惧戒。任弼时急忙传下口令，让大家蹲下来，保持肃静。
毛泽东不蹲。奇怪的是，他反倒显得更加坦然，一个人站在坡上，双手叉腰，很豪迈的样子。他由远及近向绵延不绝的火光瞭望许久，那意思似乎还有作诗的兴致，急得任弼时等几人直跺脚，压低声催道：“李得胜同志，快蹲下呀……”，“李得胜同志”神情自若，说：“用不着怕，现在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向山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不晓得我们在此，否则还敢明目张胆的烧火？人怕鬼，鬼亦怕人嘛！不用着急，最迟明天12点，他们就可能要走。”
毛泽东的话正好说到刘戡心坎上。在烂泥地里露宿山头，对于吃粮当兵的国民党军人来说，当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与毛泽东“三支队”隔山相望表演京戏“三岔口”的那个晚上，刘戡给胡宗南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大堆判断。他站在山头上遥望靖边朔关，再往北去就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了！况且，左有“马家军”，右有邓宝珊，各有各的防区、各有各的责任，何必由自己来充这个冤大头呢？再说，毛泽东自投沙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更不会硬着头皮去碰“马家军”和邓宝珊。那么，他唯一的可能，只有向陇东的彭德怀靠拢。于是，刘戡顺理成章地盯上保安与吴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