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两延”破清涧
彭德怀对刘子奇坦言去留，贺老总主大局面一升半斗
前东原村的欢笑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炊事班给每人端上一碗小米汤。是“汤”不是“粥”。大家低头，从海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这人便是贺龙。
一个多月前，贺龙在小河村会议上有句口头禅：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喝小米稀饭！那时候，所谓“大胜仗”，只是一种预设。这个预设是以不在陕北打大仗为前提的，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粮食问题。彭德怀当时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
于是，陈赓太岳纵队的箭头，从陕北扳到豫西，以协助刘、邓经略中原，来一个反向牵制，间接地为陕北军民歼敌创造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个计划，同意“边区、陈赓两部分开打”，主要是考虑到“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他当时预计用五年“解决”蒋介石。那么，对于胡宗南自然也就有一个从“削弱”到“消灭”的过程。不管怎样“精简节约”，以陕北的物质条件而言，这个过程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3月以来，兵荒马乱的陕北什么庄稼也种不下，打粮食当然就没指望。彭德怀尝够了缺粮的苦头。北上“三边”那阵子，部队饿急了，连老乡地里尚未成熟的包谷都一片一片买下来，连秆子带棒一块吃，甚至那些能架起来烧火的叶子也舍不得丢，一锅煮起来细嚼慢咽。到了打榆林，南瓜结了，啃南瓜。南瓜啃光了，宰马……
毛泽东寄希望于贺龙。让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身份统一指挥后方，包含着毛泽东无比精细的苦心。
沙家店战役之前，毛泽东和“三支队”八百人队伍刚转移到佳县，吃饭成了大问题。佳县的粮食都拿去支援部队打榆林了，剩下零头，地方部队食用尚且不够，哪能供得了中央机关？万般无奈，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提出杀驴，毛泽东一听不同意，杀了驴，老百姓来年拿什么种庄稼？又有人提出让战士们放开肚皮吃枣子，佳县人有习惯，树上枣子熟了随便吃，不分你的我的。毛泽东也不同意，枣子是当地群众的“救命果”，一颗也吃不得。那怎么办？周恩来和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大眼瞪小眼。毛泽东只好打贺龙这张牌。
那几天中共中央前委几个人是一天一个地点，这天又转到神泉堡，与晋西北临县隔河相望，毛泽东心潮起伏地给贺龙和习仲勋拟发了一份电报，说：“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纵队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区（无定河黄河之间）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迅速分赴神、府、佳、米、绥、吴六县用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七千至一万石粮食，即可供给一个月完成作战计划。如情况允许还可以考虑再攻榆林。”贺龙从电报中一眼看出粮食的举足轻重。
自小河会议后，晋绥军区筹粮工作已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抢时间争速度，贺龙曾把脑子动到晋南，想从富流了油的太岳方面解决些问题。然而，毕竟山高水远，杯水车薪。现在看来，还得就地挖潜。毛泽东点到河西六县，事实上都在国民党直接间接控制之下。尽管毛泽东轻松地告诉贺龙，说“敌七个旅在镇川以北，绥德仅一个旅，无定河东西两侧广大地方均无敌踪，然后该敌只能同我主力在不大地区内周旋，不可能再行乱窜。在我军胜利鼓舞下，筹粮一万石还是可能的”，但真的要想在当时的神木、府谷、佳县、米脂、绥德和吴堡这些地区搞到粮食，无异于虎口拔牙！
贺龙亲自武装齐整地站在筹粮工作队面前作动员。他跷起绑腿，在布鞋底上磕掉烟灰，神情严肃：“有人说，不就是搞点粮食嘛！粮食，大问题呀！哪个给我搞到粮食，我给他记大功！野战军主力的同志们在那里饿着肚皮打仗，包谷秆秆都吃不上哩，毛主席也饿肚子！了得哟！”这些调粮干部大多来自河东各分区，像崞县、静乐这些地方，近年风调雨顺，又没打什么大仗，公仓私仓都有几粒存粮，最不济肚子也能搞得饱。听了陕北战场上种种粮荒的困境，特别是听了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都饿肚子的消息，个个很有触动。
队伍一出发，几天就见到成效。到收粮的日子，黄河水码头上运粮队伍一支比一支有声势，牲口驮子一片驴铃叮当：肩挑背扛的人们唱着歌子、叫着号子，气氛很不一般。这些动人的情景，同金灿灿的玉米粒、小米粒，同红团团、白生生的高粱米，同圆鼓鼓的大红豆，同肥嘟嘟的大南瓜，一起转运到陕北前线及毛泽东的餐桌上，便成就了一个不朽的话题。
陕北打仗，就是打粮食。这一点，彭德怀感受最深。他不但知道粮食的重要，更知道粮食后面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支撑力。刘子奇当初被俘时与他相见，两人叙起同乡，谈得很随便。刘子奇千不明白万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了俘虏。他的一二三旅共有三个团，除一个团留守山西运城，余两个团加上旅直属队1万多人，装备那么硬，为什么跟共产党一接火，就垮得抓不上手！刘子奇觉得不光彩，也不甘心，他想走。
彭德怀说：“你想走，我不拦你。去年整一旅旅长黄正诚在晋南被俘，不就放你回去了吗？问题是，你得把国民党同共产党比较比较，不要戴墨色眼镜看世界。军人当了俘虏自然不光彩，可你是回到人民的怀抱，这就很光荣。”
听到“人民”二字，刘子奇情动于衷。你是军人，可你也是人民一分子！他读过很多书，道理没有不懂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党放在桌面上一比较，刘子奇开了窍。那个黄正诚死抱着胡宗南不放，后来听说给枪毙了。而共产党奉行的是革命，第一是“人民”，第二才是“队伍”。正如彭德怀所说，当个师长、旅长并不是说地位就高了，在人民队伍里，只要你革命，你要干什么都行，你要当总司令都可以。
就这么几句并不复杂的话，使刘子奇明白过来，过去为什么大部队出动总是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而小部队出动一不留神又被吃掉，人多武器好，却始终不能主宰战场，反而处处陷于被动，说来说去，他的“国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刘子奇作出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这位从二等兵干到旅长的老“行伍”，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连汤恩伯的参谋长都当过，如今，甘心情愿做了一名“俘虏”。他觉得自己不是作为一名军人为敌手所俘，而是为正义所俘、为人民所俘。
刘子奇似乎完全成了个自由人。彭德怀没有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只说，你认为共产党好，我们一起干；你认为共产党不好，我把你送回去。刘子奇权衡再三，同意一起干。彭德怀让他给西安的家眷写封信，报个平安，并说“随便你派什么人送去”。
刘子奇就写封信，还附拍了一张照片，让和他同俘的副官送去。就这样，刘子奇换了个队伍。后来，他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当参谋，取其所长，主编一本名叫《野战军》的杂志。他丢掉一个“旅长”的头衔。却找回一个“人”的位置，终生庆幸不已。这从彭、刘谈话不久《晋绥日报》全文登出的一份电报可以见证。那是陕北战场陆续被俘的一批“阶下囚”联名致刘子奇的，像整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都在其列。电报这样写道：“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备受优待，生活毫无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读着这样一份内涵丰富的电报，别说身在其中的刘子奇，就是几十年后的局外人，也不能不产生一大堆人生感悟。
可见，国共两党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角逐。虽然，它在某些细部环节上不乏技巧性操作，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赤裸裸的世俗人心在较量。谁不喜欢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专制独裁统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人心。蒋介石、胡宗南那一套为人，对国民党中上层造成的精神桎梏及全社会的广泛压迫，注定其垮台的命运，只是这“台”究竟如何“垮”法，需要有个军事上的操作过程。
彭德怀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但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取这大的宿命中“必然”二字而已。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许多较大规模的军事举措，实际上都是让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这“东西”就是粮食。所以，在彭德怀的心目中，贺龙仍旧是西北战场总指挥，到1954年他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的主创人员时，还郑重强调，写西北战场，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他还念念不忘沙家店战役之后，从河东弄来的十万石粮食。据说为了这点粮食，贺龙亲自指挥护粮队同阎锡山的“响马”打了好几仗，连延安大学转移到临县的师生都上阵筹粮设站，参加搬运。好不容易才把粮食转手交到河西，任弼时接着运。他是受毛泽东之托担此重任的。陕北不比晋西，任弼时只好给个政策：运粮者可以吃粮。到黄河边背1斗半粮食，回来交半斗给公家就可以了。这才从清涧、延川、吴堡等渡口，拉出一条粮道。战士们得到这一斗半小米，真是下不了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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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捧豌豆面糊糊，一口一口喝得艰难。这都是当地老乡把坚壁下的麦种、豌豆刨出来，磨成细面给送来的。他亲眼看见西野指挥部驻地那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庄子上，家家都在吃糠咽菜，可听说他彭德怀在这里指挥打仗，就都跑到地头把要成熟没成熟的高粱穗子剪下来，搓些米子，在碾子上脱了糠，和那些尚未咧嘴硬被剥出来、来不及晒干的豆子，一口袋一口袋装了，用毛驴往部队驮。彭德怀嘴在碗沿上稀溜着，眼睛一直不离开地图，似乎只有这样他才配喝碗里的糊糊，否则，他心里就亏得慌。
地图上，陈、谢兵团那个大箭头已由晋南、豫北交界处南越黄河，直插豫西，威逼潼关。西安的危机显而易见。那么，痛失三十六师再加上后院起火，胡宗南你的定力是否经得住新鲜伤口撒上一把胡椒面呢？彭德怀一向不轻视胡宗南，但也从不把这个对手看得太重，他知道杨七郎脖颈底下那块肉和阿喀琉斯的脚踵，知道胡宗南此时此刻的六神无主。沙家店战役之后，种种迹象表明胡军在陕北有点心猿意马的意思，但侦察情报需要消化，每当这种时候，彭德怀就得像嚼豆面糊糊那样，把胡宗南的心思揉碎了细细地咂摸。
的确，审时度势的胡宗南，再次决定收缩羽翼，对陕北战势取以守为攻的态度。在延安以北广大腹地之中，他只固守绥德、清涧、瓦窑堡三个支撑点，作为延安的屏障。大批主力部队通通龟缩到延安或者更加靠近西安的关中地区整补。这样，不仅对陕北仍可维持狮子大开口的架势，重要的是，西安的后方安全有了可靠保证。想不到如此万全之策，竟不被一些高级僚属所看重。
正式决定尚未出台，就有人跳出来反对。那位驻守清涧的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就是最起劲的一位“不敢苟同”者。廖认为胡宗南欲固守延安以北三个据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守兵不足相对孤立易被共产党军队分而治之姑且不论，各据点离延安那么远，又能起到多大的“屏障”作用呢？
一听口气便知廖昂绝非等闲之辈。他虽早在山城堡就曾败在彭德怀手下，落得个全军覆没、只身幸免的下场，但其战术眼光还是有一点的。主张撤出延安以北三个支撑点、集中兵力巩固延安外围据点，不无道理！可是胡宗南的道理更大，绥德、清涧和瓦窑堡一放弃，不就等于宣布整个陕北拱手让给共产党了吗？这种明目张胆的败退，还不叫蒋介石气歪嘴巴！胡宗南可不想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最后的结论当然是廖昂的小道理服从胡宗南的大道理。想一想看吧，这不是上苍赐予彭德怀的良机又是什么呢？
彭德怀由内线转向外线、内外线配合主动向胡军地盘出击的决心，如长风出峡，呼呼有声。中央军委根据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的要求，将原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一旅、第二旅和骑兵第六师，组建成立了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阎揆要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稍后，又以教导旅和新四旅组建成了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政委徐立清，张贤约任副司令员。现在，彭德怀将五个纵队在沙盘上一摆，陕北战场的气势立刻大不一样。他让野司亲率一、三、六共三个纵队，在延安东北拔除胡宗南视作屏障的那几个支撑点，而将二纵与四纵组成外线兵团，交给王震统一指挥。令二纵由甘（泉）、富（县）、洛（川）一线节节击敌，渐与王世泰的四纵合为一股，出击延安以南的黄龙山区，发动黄龙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