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尖刀夺西宁
彭铭鼎趁乱夺生路，马继援临难收残兵
彭德怀正式打响兰州战役的头一天，蒋介石飞抵重庆。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是中国1949年最别致的交响。
蒋介石是怀揣着满腹自信重返山城的。他一直对大西南的期待值颇高。当年的抗日战争，中方先失一局，最后不就是依靠着川省及西南地区的支撑，才得以打败日本的吗？蒋介石说：“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他此行就是要让幸存的军政大员们，接受“西南制胜”这个救国方略。所以，从下飞机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谈话。
这是8月27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三天，马步芳心事重重地踏上重庆山洞林园官邸的石级。飞机从西宁起飞时，他就心乱如麻；到达重庆，更有几分慌张；此刻，在慌乱之中忽又掺进一丝丝羞愧。
蒋介石毕竟见过大世面，见到马步芳，若无其事地迎上去，说：“子香，辛苦了！”弄得马步芳站在那里张口结舌，老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
“坐、坐啊。”蒋介石操着带奉化尾巴的国语热情招呼着，自己在对面沙发上先坐下来。
马步芳按照蒋介石的指点，笨拙地落座，脸涨红着，说：“兰州完了……”
“晓得了！”蒋介石平静地挥着手，“不是还有西宁吗？还有宁夏，还有新疆……我这次来，就是要考虑建立复国基地。有西南在，西北就完不了！要好好检讨一下，兰州的防务漏洞不少。”
马步芳敏感地意识到，会不会是“中央派”的那班家伙恶人先告状。于是，立刻忿忿然地说：“刘任和彭铭鼎在兰州作战中没有起到好作用。关键时刻，汉中和宁夏也都冷眼旁观，若是哪一方面以党国利益为重，增援一下，也不至于如此！内无良臣、外无接应，我是孤军苦战……”
蒋介石打断马步芳的牢骚，宽怀地说：“宁夏和汉中都有苦衷，宁夏图自保，汉中嘛，嗯……这个……尚在整补之中。至于刘任，他有什么情况总是会向李代总统报告的，我不太清楚此人。不过，彭铭鼎应该很得力呀，不是听说他同令郎合作得不错吗？”
马步芳不以为然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怕是同陶峙岳合作得不错吧！”
“唔——”蒋介石眼中寒光一闪，“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世道人心，能撞钟的和尚还是好的。能撞钟又能念几句经文，就更加难得。一人容天下，天下容一人嘛，是不是啊子香？”
马步芳一笑，觉得蒋介石滑稽有趣，居然还有脸皮借一个鸡毛蒜皮的彭铭鼎来谈论什么“天下”。他正要转移话题，忽见外面有人匆忙禀报，说宋希濂和胡宗南求见。马顿时显得坐立不安，脸上有尴尬之色，欲起身告退。蒋介石忙摆手：“不要走，又不是别人，大家一起坐下来谈谈。”
宋和胡是来向蒋补充陈述“进军滇西”方案的。这是他们躲在汉中密谋了近一个月的成果。两人从方案呈送之日起，就充满自信，断定蒋介石对方案必感兴趣。所以今天踏进这个门，始终情绪饱满，简直可以说神气活现！
这让本来就气不顺、心不平的马步芳浑身不自在。淡淡地握手寒暄过后，马步芳便唱开洋腔，说：“如果不到总裁这里来，我们见一面比登天还难，发个电报又怕收不到，就是收到了也怕没工夫看啊……”
胡宗南明知马话中有话，也不答理，只问蒋介石对“进军滇西”一案的看法。似乎要故意给马显摆显摆。好让马知道我胡宗南不援兰州是因为我另有雄才大略，正忙着大事业。
蒋介石见大家话不投机，也就趁机岔开话题，按照他固有的思路，对“进军滇西”大泼冷水：“我认真考虑过了，不打算同意此案。其一，两广恐难保持，大陆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反攻复国；其二，国际地位问题……”
宋希濂和胡宗南无比沮丧地对视着，觉得突然，连申辩的理由一时都想不出。
“怪不得呢，你们是不把西北当地方啊！”马步芳冷眼抢白，话说出来像是枪子。
蒋介石忙出来打圆场：“子香，你误会了，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我们可以接着谈西北，刚才讲到哪里？噢，彭铭鼎这个人……”他将整个身体与思维都给马步芳，而将宋、胡二人晾在旁边。
马步芳突然失去胃口。而且在蒋介石面前谈彭铭鼎，既危险又可笑，何况还有宋、胡在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外人面前抖搂“家丑”。再不顺眼，彭也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嘛！若是8月25日晚上彭铭鼎最后时刻是死在兰州的指挥位置上，一切是是非非还得重新评说呢！
可惜，彭铭鼎没能如马步芳的意。他在尚未坚持到“最后时刻”时，便回望一眼三爱堂，没有出息地挤入撤退的人流。
那一刻很快便被黑夜吞没，包括对往昔的记忆。彭铭鼎拼命想象着这座被自己亲手放弃的城市，将会怎样地去迎接新生，而他自己——他无法确定未来的生活。他想，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赤条条地投进共产党怀抱，像一条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而同时，又将是变节失贞的下三烂。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哪怕前途……唉，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彭铭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想着，夹在人流之中，不知道要往哪儿去。
“喂，是我！”黑暗中不知是谁拉了彭铭鼎一下：“快过来，那边有车！”
彭铭鼎听出声音很熟，便顺从地走出人群，转过一个屋角，果然街路旁停着一辆吉普车。这时，他认出了对方，原来是骆驼团团长贺新民。便随嘴问道：“队伍呢？”
贺不耐烦地答：“你呀，这时候还提队伍！”
彭铭鼎勃然大怒：“你身为国军上校团长，怎可丢掉自己的队伍？过去我是咋跟你谈的？糊涂！”
贺新民嘿嘿一乐：“老兄啊，我的队伍早拉着物资上路了！要是等到这会儿，只怕连城也出不去呢！”
显然，贺新民是只身带车专程来接彭铭鼎的。彭大受感动，摸黑在贺的手背上使劲拍了拍。
黄河铁桥还不算太挤，贺新民的车喇叭哇哇叫着，勉强通过。之后，就加足油门横冲直撞，不到五分钟便驶向兰州的郊外。疯跑了一段，彭铭鼎问：“前面是什么地方？”
“老兄放心，反正不是共产党军队的营子，先赶到河口再说吧。”
彭铭鼎不假思考：“开，一直开到永登！”
贺新民的车开到永登，天还没亮。他把彭铭鼎扔在一个铺子里，自己找队伍去了。当然这也是彭的意思。彭拍着贺的肩膀说：“兄弟，一兵一卒、一匹骆驼都不敢丢啊，这都是本钱！”
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彭铭鼎见到马继援。
经过这一夜的折腾，马继援与前日判若两人。他光头鹄面、狼狈不堪地从红城子方向蹒跚走来，身后只有包括他的家眷（大小老婆）在内不足一个排的随从。见到彭铭鼎，马继援的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彭铭鼎也作出掩面悲泣的样子，说：“事已至此，不必难过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想想怎么走吧。”
“我以为谭呈祥的一○○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马继援忍不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山上没撤下几个人，一○○师在东岗坡一带，战事也不算激烈，阵地损失并不太大，想不到退到桥边，左冲右突，阵亡惨重。共产党军队抢先一步封锁了桥头，谭呈祥只好率部转到雁滩，想从那里强渡。结果，水深流急，又没渡河工具，只有少数门板、木片一类的东西，河水那么大，光靠这些怎么泅渡？官兵溺亡者不在少数，况且共产党军队又追到雁滩……”
这都是后半夜发生的事，马继援一本清册，了如指掌，可见他并未离开兰州多远，倒是声称留下坚守的彭铭鼎，早早跑到了百里之外的永登。
此刻，五十步笑百步也没什么意思了。马继援比撤离兰州指挥部之前，心境要平和得多，共产党的子弹并未像他诅咒的那样射穿彭铭鼎，反而彭好端端地活着，而自己却丧魂落魄，不成样子。这个世界原本事事有定。马继援觉得自己和彭压根就不是一个林子里的鸟，只是偶尔飞做一处罢了！这样想着心里就痛快得多，无所谓嫉恨，无所谓宠信。他对彭说：“你愿留就留下，不留就不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彭铭鼎试探地问：“不知你作何打算？”
马叹口气说：“我不能走，还得在这里把队伍收整归拢一下，突出来多少算多少……”
彭铭鼎的脑子极快地转动，有了新主意，说：“长官既在这里，彭某哪有自去之理！”
人在极虚弱、极孤单时是不拒绝任何伴侣的。马继援想着自我解脱的那些道理，把兰州一役的怨气都记在刘任的账上，而对彭铭鼎采取容忍的态度，以使他成为自己落魄时新的合作伴侣。
接着，他们便在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容残兵败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得6000多人，其中有在兰州到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还算完整，马继援让韩有禄带领着驻守秦王川，以掩护收容。其余收起来的人都是老残勤杂，有一部分是前不久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起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本来还想整补几个漂亮点儿的师，拉到凉州（武威），同新疆的骑五军会合，闹出一点名堂。一见是这么些破铜烂铁，心凉了半截。再说这时的西宁又连连来电，催促他从速返回青海。
马继援再度领教失势的痛楚，决定撤手。
这次，彭铭鼎彻底蒙在鼓里。他和几个原西北长官公署的大小官员还怀着某种希望，一步步由永登撤往古浪，满以为到河西还有大动作，因而彼此称呼官名，尽力保持前朝的威仪。走着走着，发现队伍不对劲，数十成群，放羊似的，且北去的少，南回的多，忍不住问士兵是怎么回事。士兵答：“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只好回家各谋生路……”
彭铭鼎这才打听到，马继援已将收容起来的队伍全部遣散。他自己则不辞而别，抄小路直奔风雨飘摇中的西宁。
兵进临夏空城不空，马到黄河绝渡不绝
西宁对马继援的吸引力，除了他的父亲马步芳之外，还有另外一丝微弱的希望。据说，谭呈祥的一○○师、韩有禄的二四八师及马振武的一九○师，都有一些青海籍官兵正在渡过大通河、翻过大坂山，向湟中、西宁方向散漫而去，处在群龙无首的境地。此外，先期赶赴西宁的马英骑兵第八旅和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所带的300多名残部，以及一些零散的新编、旧编步骑兵，也在翘首以待马继援的到来。
马继援不能再在永登浪费表情了。固守西宁、偏安一隅，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是他最根本的使命。马继援还没有糊涂到分不清孰轻孰重的地步。
现在，马继援的直接对手不是别人，是解放军一兵团大名鼎鼎的王震。
一周前的8月22日，王震踏入临夏时，临夏几乎是座空城。这对占领者来说，也许比受到强烈的抵抗更加恐惧。
王震是个从无惧色的将军，“南下北返”的往事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空城”使他警觉到一种力量的存在。这不是枪炮可以解决的问题。王震把兵团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叫来，说要召集一、二两个军宣传部长开会，研究研究当前部队的思想工作：“老孙啊，该用用你那一‘杆子’了，你给我组织个‘炮群’行不行？”
孙志远说：“枪杆子、笔杆子都听你指挥，服从党的领导嘛，你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不能报喜不报忧啊！”王震说，“我开这个会，不讲辛苦、不讲成绩，就是作检讨！”
王震所说的“忧”，侧重在群众纪律方面。西征出发之前，王震就给部队提出一句口号，叫作“依靠政策纪律打胜仗”，并且拟了个“三要五不准”的条文：一要严格执行纪律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要人人开口，个个宣传；三要坚决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辱。“五不准”是：一不准进清真寺；二不准进入回族同胞的内房；三不准吃猪肉；四不准借用回民食具；五不准私自到回民井中打水。这还不够，还明确规定了进入回民地区后，对回族男女老少的称呼。对老年人要称老大爷、老大娘，青壮年称“大哥”“大嫂”，不准笼统地叫“老乡”，更不准叫人家“老表”“老板”。
最后，王震给这些纪律条文下了个“坠子”，规定：只要谁冒犯了民族和宗教纪律，不用报告就可以枪毙。
说起来，也就是改个口的问题。但习惯这东西很古怪，你不说它，它似乎就不存在；你一说它，它就成了一座山。有的连队为了搬掉这座山，还组织战士互相问答测验，甚至在院子里排练和老乡相遇或接触的情景，一个扮老大爷或老大娘，另一个扮解放军，两个相遇，解放军恭恭敬敬地叫声“老大爷”，“老大爷”拖着长腔“哎”一声，逗得大家哈哈直乐。指导员绷着脸批评：“严肃点，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接着又去一本正经地导演：“声音不要太高，亲切一点，自然一点，脸别绷得那么紧嘛……”
王震乐呵呵地说：“这可是天大的政治工作啊！老话说官逼民反。清朝同治年间回族人造反，是清廷民族压迫政治逼出来的；民国后回族人造反，也是如此。我们人民解放军西进，是消灭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军阀马步芳，解放被压迫的民族群众，跟过去情况是两码事。有人说回族老太婆都会拿菜刀杀人，那是回族造反时对付反动统治的。我军纪律严明，回族同胞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现在人家有误解，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一个人都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