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宣传部长刘瑞芳汇报了一条经验：利用俘虏兵作宣传。说有一次看到有个小战士给俘虏兵讲话，聊家常似的，把许多人眼泪都讲出来了。小战士说：“大家不要害怕，一切敌军官兵，只要放下武器，解放军就优待。你们拿枪打我们，又不是你们的自愿。你们也都是劳苦人家子弟，是马步芳逼你们干的……我们同志中也有许多人过去给国民党当过兵，解放过来了，就成了人民的子弟兵。没关系，革命不分先后。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大家愿留就留，不愿留把帽子上的十二角星摘掉，就可以回家，我们每人发两块银圆做盘缠，大家回去好好种地，跟家乡人讲讲，不要相信马步芳‘杀回灭教’那套鬼话……”后来部队到新地方，真有许多穿国民党军装的俘虏兵帮着带路，进山找阿訇讲道理，现身说法。这些人都是领到解放军两块银圆返乡的，跟当地群众讲话，很有说服力。
王震受了启发，说：“一军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是贺老总亲手带出来的，能打仗，政策纪律执行得又好，英雄人物多得很，光是独臂英雄就有好几个吧！贺炳炎军长就是个老战斗英雄嘛，是不是以他的事迹为主，写一个剧本，给部队演一演。可别小看演戏啊，《白毛女》《穷人恨》这些戏，对部队起了多大的教育作用啊！俘虏兵解放过来，一诉苦、一看戏，立场很快就端正了，打仗就成了英雄！”
刘瑞芳听了王震这番话，一拍脑门说：“对呀，贺军长那些事迹要是演出来，保证会把人感动死！不说别的，就是湘中突围锯胳膊那一段，铁石心肠也得跟着落泪……我一定组织人来写！”
这事给贺炳炎知道了，一个劲地说不行：“要说英雄，我们一军一抓一大把，我哪里算得上什么‘英雄’，别听王胡子瞎说，他才是英雄哩！”贺炳炎边说边使劲地摆着那只剩下来的手，坚决不接受采访，说是没时间。
这倒也是实话。贺炳炎正忙着和政委廖汉生落实一项重要任务。兰州就要炸窝，青马回窜青海是意料之中的事，部队必须抢先一部赶到西宁，争取主动。因此，他们决定抽调军直及一、二、三师四个骑兵侦察连和九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共600余骑，组成一个军的先遣侦察部队，急驱西宁，查明进军西宁的沿途敌情、道路、地形等情况，为大部队夺取西宁当开路先锋。
率领600轻骑飞驰西宁的是军侦察科长孙巩。他生得单薄，双眼有神，脑子很好用。过去历次战役如沙家店、宜瓦、扶眉等，他都有出色的表现，从未失过手，深得贺、廖信任。
即便如此，贺炳炎和廖汉生两人还是一起找到孙巩，详细交代任务、琢磨细节。三人坐在一处山坡脚的土窝窝边，从兵团的任务到军的任务一点一点谈过来。之后，贺、廖问孙巩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孙巩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地图，好久，只咽唾沫不说话。显然，困难是有的——不是“有的”而是太多，但那时接受任务从来就没有讲困难的习惯。孙巩憋了半天，说：“我用生命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豪迈但并不空洞。此去西宁数百里高山峻岭，均为多民族居住地区，群众语言不通，何况一路上还流落着大量青马的散兵游勇！孙巩手中只有一份老掉牙的地图和一部老掉牙的电台。因为要轻装，讲究速度，给养带得极为有限，而多半还是马料，不说别的，就是出发不远处便面临的这个黄河莲花池渡口，也够他吃一壶的！
黄河屏障是马步芳固守西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他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大，从上游的贵德顺流而下，到尖扎、到化隆、到临夏、到永靖这一段，稍稍像样点的渡口，通通下过手，渡船全都破坏一空，连木料、绳索及可以捆扎成皮筏子之类的牛、羊皮材料，也清理得干干净净。给王震一兵团留下的，只有一条滔滔的黄河。
当然，还有沿岸的老百姓。只要有老百姓、有穷人，事情就不会铁板一块。这是王震的一贯信条。他从不怀疑群众。总说，群众不理解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即便是跟马家军沾亲带故或者中毒很深的那些回民群众，他也抱有很大的信心。王震的世界很简单：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吃饱了撑着，一种人肚子咕咕叫。
于是，打江山的共产党才有一个叫作“群众工作”的法宝，坐江山的国民党才一听到“老百姓”三字就头痛。因为有渡河任务压在头上，一兵团这一段的群众工作有了最实际的需要和最实在的内容。连日来，各师各团都组成工作组，挨家挨户搞宣传、做动员。这是个多民族居住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感情很复杂。过去马家那一套统治，一向是回民老大，别族都是孙子。听说解放军要打姓马的，情绪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接着，空空荡荡的渡口，奇迹一个接一个产生出来。几百里河岸上，部队在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下，修船造筏，忙做一团。有人问一个四十出头的撒拉族汉子：“你们把那些棕绳、木料和羊皮筏子都藏到什么地方才没给马匪发觉呢？”汉子幽默地指着自己的心窝：“不瞒大军说，都藏在这里头呢！马家就是把我杀了也搜不去。只要我身板在，马家把什么都搜光了，我还可以凫水送大军过河！”
王震听说这个小故事，兴奋得哈哈大笑。兵团进驻临夏已经第三天，王震像这样开怀的大笑还不多见，所以把警卫员都高兴坏了，忙去告诉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孙住在一位知名人士的宅子里，他也正有一件喜事挂在脸上，见王震的小警卫员过来，隔着窗户就大声吆喝道：“喂，小鬼，快去报告王司令员，我们的房东回来了！”
明大义旧人奉心力，渡天堑激流只等闲
中共中央军委已大体明确：一军将来可能驻守西宁，二军则与西宁擦肩而去，翻越祁连山，准备先占玉门再进新疆。
这样，黄河仿佛就成了摆在一、二两军面前的起跑线。王震的兵团部设在临夏，右手的永靖渡口集结着一军。它将由此渡过黄河，经民和、乐都，沿着湟水和兰州至西宁的大路，由东向西进军；王震左手的循化渡口集结着二军。它将由此北渡黄河，经甘都、化隆等地一直往北。从地图上看，王震一肩双挑，很有点担当重任的意思。
王震手里举着发令枪，似乎等待什么触发的机缘。
也许就是孙志远所说的那位“房东”吧！此人名叫马丕烈，跟马步芳有亲戚关系。1940年前，还当过国民党八十二军的少将副官长，后来又当了伪青海省政府的财政厅长，还当选为伪国大代表，到南京开过会，跟蒋介石颇亲密……王震想，此时此刻的历史篇章，就该有这样一位有点小名堂的人物站出来，稍稍点拨一下方可运笔。而他，却在一兵团进驻临夏之前逃之夭夭。
马丕烈并没有走远，只是躲到乡下七上八下地揣测了三两天，便又决定带着妻儿重新回到县城。结果，正像他所猜测的那样，家里满屋子住着解放军部队，里外家什，所有的东西丝毫都没人碰过，他马丕烈以及临夏所有马家大户的财产，一概保护得十分周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身为旧人物，却还受到包括解放军普通战士在内的所有人员，恭恭敬敬的礼遇。这使他体会到眼下的军队，并非流言蜚语所糟蹋的那样让人厌恶，而纪律严明显然超出自己的想象，和国民党军的官长与士兵完全不同。
马丕烈被引到兵团司令部所在的临夏“东公馆”来见王震。
如果不是人介绍，马丕烈怎么也不会把王震的威名同跟前这个大大咧咧的男子汉联系在一起。他很客气地把马丕烈让进屋。招呼落座后，马还在小声地问：“王震司令员在哪里？”
王震哈哈大笑：“我就是王震！”
马丕烈如雷贯耳，来不及地起身，连声“噢、噢……”“失敬”二字都不会说了。
“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个看法呢？”
“很及时！很好！我很高兴！完全拥护，欢迎！”
马丕烈没有意料到王震会称他为“先生”，而且省去一个“马”字。这种在他看来过高的礼遇，让他的双肩承受不住，身体情不自禁地战栗起来，额上也渗出细汗，以至于后面的答话语无伦次，有些结巴。
不管如何紧张，马丕烈还是恰到好处地控诉了青马，而对人民解放军予以力所能及的赞颂。
王震听完马丕烈的话，笑了笑说：“你是开明人士，在西安时我们就知道你。”他担心马听不懂，特意举个例子：“在陕北，有个李鼎铭先生，他就是一位开明人士，很进步，精兵简政的意见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评价很高。”
这一席话让马丕烈吃了定心丸，踏实下来。
王震又让马丕烈看墙上贴的人民解放军大布告，那是毛泽东和朱德共署的“约法八章”，王震边念边讲解，态度、作风全都无可挑剔。马丕烈动了感情：“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内心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火候已到，王震一步到台口：“你可不可以到兰州找马继援说说，叫他不要玩什么花样了，他能打掉第一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二、第三野战军。你与他有亲戚关系，你考虑能不能去一趟呢？”
“很好，能去，我能去的。”马丕烈爽快地回答。
“这会不会为难你？”
“我认为不会，即便有点为难，也只在我一人身上。没关系的，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没过两天，王震的话应验了：兰州宣告解放。马丕烈不用跑冤枉路。
那就去青海。马丕烈说他过去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愿意为解放青海出一份力，并且推荐马步芳的叔叔马良以及另外两名汉族代表一同去，说：“在临夏，过去有些事情都是回汉一块办。”王震满口答应。
说走就走，王震的发令枪终于打响。
这是8月27日，在一军的永靖渡口，先头二师和军直属炮兵二团部队，纷纷把几天来辛苦筹备的那点家当拿出来，什么铁链、绳索、木盆、门板，甚至还有几只小船。靠着这些本钱，试着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架设浮桥。
永靖渡口是甘肃省进入青海省的一个传统渡口，原先有铁索桥，守敌逃入青海时，把铁索桥全都弄断了，大小船只也被抢走的抢走、烧毁的烧毁，现在只剩下架设浮桥一条路了！
由于水流湍急，最初的几次努力一一失败。代价是惨重的：仅有的几只小船全被冲走！有只船上载着一个班，出岸10来米远就控制不住，王尚荣师长在岸上一句话还没喊出口，就下去了200多米，一个浪头打翻了……
这时，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过来，向王尚荣了解情况。王尚荣实际上是副军长，二师师长是兼职，所以他有责任考虑全局问题。贺炳炎一见面就喊了嗓子：“喂老王，怎么搞的？比大渡河还难吗？！”
王尚荣紧锁双眉：“怎么能不难！你看，河水这么宽，水流又急得不得了，两分钟前一个班扔进去了……浮桥没法架！”
贺炳炎盯着王尚荣想说句蛮话，又觉得不合适，就跺了一脚，拉起廖汉生说：“走，到别的河口看看！”
没走多远，一眼看见军侦察科长孙巩。他的先遣侦察队整好了队，就要下河。孙巩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老乡，在比比划划地讲解渡河方法，说是用船从上游下水，边划边随着水流往下游漂，就是距离长一点，只要船不打横，是可以过河的。那几个老乡都是弄水好手，对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过河最有经验，他们都愿意充当驭船水手，胸脯拍得嘭嘭响。
“马怎么办？”贺炳炎插进来问。
老乡说：“好办，往水里赶！牲口都会划水，淹不死的！”
贺炳炎太阳穴上暴着青筋说：“那就快吧，两个钟头内拿出经验来。”
事实上这一带老百姓祖祖辈辈都习惯于用牛皮筏过黄河，往来于波涛之中胜似闲庭，年轻人个个有“两把刷子”，自告奋勇当驭船手的大多手段高强，有成功把握。虽说坐筏子的人有点胆怯，但肯定是有惊无险。
这种皮筏子并不难做，就是把整张牛皮或者羊皮，缝制成皮筒，四边扎紧，吹足气，形成一个浮筒。如果是单人，就抱着一个浮筒游过河去。要是人多，就得把几个皮筒绑到木架下面，组成一组大木筏子，一次可以渡过3～4个人，大的甚至能渡十几个人。过河时，只要死死抓住，不要翻过来，连划带漂就过去了。
孙巩成功了！贺、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到处传扬。军政治部组织了好几批人到沿岸老百姓家从头做工作，中心内容就是收购牛、羊皮，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扎筏子，一晚上就赶出100多只。随之，上百名弄水好手也组织齐了，一筏一个当地水手，摇摇晃晃地来回渡载部队。
28日凌晨，先头的二师五团三营紧随军侦察队后面，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一登岸，部队立即展开，突如其来，把敌兵占领的制高点拿到了手。渡口一下就控制住了。按约定，他们立刻打了三发红色信号弹。全军各师团按预定计划，分秒必争，一筏子一筏子送过河。
孙巩的侦察队在控制渡口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他们派出两个侦察连，配合先头营作战。打垮敌渡口防守之后，立即随队前进。
从甘肃永靖莲花池渡口，到青海的民和县，是真正的省界边境，山高路险不说，因离兰州近，青马溃逃的散兵还很多，侦察兵们走得实在不容易！但刚刚出发，那股猛劲旺得惊人，虽然边走边问、边侦察，有时还要对付一下不太老实的逃敌，行进速度仍是相当快。600轻骑昼夜兼程，一天一夜就过了王家大山、杨家大山，到达民和地界，大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