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个花瓣一样消失了，那么不真切，我就像做了个白日梦。
忽然，有口哨声，就如云雀扑拉着翅膀在小孩子的手里挣扎。我警惕起来。可来人不过是奥涅金。他那张三角脸晃来晃去，才让我回到自己还在站岗受罚的现实。
“把小鸽子惊走了是不是？”他就是那么油腔滑调。
“是你干的好事——奥涅金，那姑娘认识索科洛夫上尉！”
“是嘛！”
“她叫他‘别佳’。”
“‘别——佳’？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你猜会是什么？”
“我猜——”
“她是他的女朋友，情人！他们晚上偷偷地快活，索科洛夫上尉能抓到你擅离职守完全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幽会，是顺便的事儿！”
我眼前又浮现那姑娘在树灌间转圈圈儿的景象……阳光缀成小铃铛撒在她身上……
“别把我当傻瓜，我只是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
“阿廖沙阿廖沙，你还是个雏儿吧！”奥涅金推搡着我。
“见你的鬼去！”
“你瞒不过我，你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是姑娘呢。”
“是兄弟就别这么说话。”我没好气。
“你哥哥就不一样了。”
“柯利亚？你凭什么这么说？”
“经验。”
“奥涅金，”我的枪对准了他，“你不是专程来这里告诉我这个吧？”
他无视虚张声势的枪口，“阿廖沙呀，营长说，‘叫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子回来！’他还说，‘在晚点名之前让他赶紧洗澡换衣服，否则他们班的卫生就要扣分！’”
我有办法对付营长索科洛夫上尉的无理取闹了。有一次他准备要罚我——天知道为什么总是看我不顺眼——刷洗我们兵舍里全部的厕所，我打完立正后从铺位上拽出一张被单裹在头上，在他面前扭扭捏捏走了几步，他果然张皇失措，不得不取消了命令。
“说说看，我们的营长，‘别——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跟柯利亚和奥涅金闲聊时，我这么问。
“是很奇怪，他这年龄也该娶媳妇儿了，有个把情人一点儿都不稀罕。”奥涅金说，一边还抽着“红场”牌香烟，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但奥涅金违纪总能蒙混过关。“也许他那点儿可怜的工资还养不活人家。”
“我看是害羞。”柯利亚说。
“害羞？”奥涅金大笑着走掉，他觉得这理由太荒唐。
而我也觉得，“害羞”这字眼儿完全用不到营长身上。但是柯利亚说的那样笃定，似乎是摸透了上尉的心思。
“阿廖沙，少跟奥涅金来往吧。”柯利亚突然冒出这样一句。
“你想你的弟弟了，是吗？”我又开始无赖。
“小坏蛋，记住我的话。”
的确，进了新兵营，我倒不像以往那样天天缠着柯利亚，而更乐意听奥涅金吹牛。我虽然不介意让大家拿我们俩比较，却也不想被当做永远长不大、只能粘着哥哥的小娃娃。可实际上，我的某一根纤细的神经，永远都跟柯利亚紧紧维系着。
山区早早入冬，我经常竖起耳朵听罡风吹过林间的声音，它是个沉重的老年人，喜欢摆谱。
二〇〇四年初，大雪封山，我们这批新兵即将分配到各个地区。一种莫名的恐惧袭攫了我——如果柯利亚和我被派往车臣，我们也许永远都见不到妈妈和卡嘉了。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分配，柯利亚和我动辄为要不要给妈妈写信透露实情而争吵。我们家无权无势，去车臣简直是板子上钉钉儿的事。
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哥们儿一拨一拨被卡车拉走，新兵们除了偷偷喝点酒，就是抱头大哭一场。我们的情感太单纯，只知道曾经的过往是最美好的，在生命结束前，这段摸爬滚打是永远值得拿出来珍视的记忆。
新兵快走光了，有一天营长叫了柯利亚、我和奥涅金到他办公室，给我们看一张调令，说“祝你们好运！”
伏龙芝军事学院！我们被分到那里的通讯营！就在首都附近！
柯利亚和我惊喜交加，惟有奥涅金鼻子里“哼”了一声：
“他们还算在乎我，仅仅是怕我去送死。我跟他们说，不让我到车臣可以，得把我的朋友一起派到好地方。他们都说这事挺难操作的，但到底是办成了，不是吗？”
原来柯利亚和我是沾了这哥们儿的光！
“别感谢我，我只是为我自己着想，我不想在陌生的地方连个伴儿都没有。”
奥涅金的三角脸上好似深秋般的寥落。
丹尼拉
柯利亚、我和奥涅金，我们仨跟别的兵营里的光头们一起汇总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就在我们一队人去营部报到时，一位大婶，从一间办公室里被两个士兵架出来。
“廖尼亚！把我的廖尼亚还给我！”她像头受伤的棕熊，撕心裂肺地哭喊，没命地捶打着，那两个士兵都快招架不住了。
办公室门口站出一个中尉，他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
“太太，对列奥尼德·彼什科夫的死我们深表遗憾，我们跟您一样悲哀，我们一定竭尽全力调查他自杀的原因。请您节哀顺变。”
“廖尼亚绝对不会自杀！”那大婶哭喊过度，抽噎个不停，“他那么可爱，对任何人都友好，怎么会自杀？！”
“我说过了，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才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上帝啊，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那大婶快昏厥过去。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被勒令到其他屋子里待命。我们谁都不敢轻言妄语，只有感受着彼此的心跳。
等了片刻，外边声嚣渐歇，中尉回转进来，从我们眼前挨个儿过了一遍，然后坐下来在文件上飞快地签字。他长了一对儿保尔·柯察金式的眉毛，气势汹汹地挑在眉弓上。
“意志不坚定的士兵不是好兵。”他头也不抬地说，“自杀是懦弱可耻的行为，明白吗？不值得同情，更不提倡！”
他把我们打发到各自的班里，补充道：
“士兵们，你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
我们的班长是个老兵，已经看不出实际年龄了。奥涅金拐弯抹角地向他打听白天的一幕。
“列奥尼德·彼什科夫，就是我们班的，我们都叫他廖尼亚，他是个快乐的小伙子，没心眼儿，乐于助人……事发前，他稍微顶撞了一下连长的命令……”班长说着，语重心长，“半夜，我们在他的哨位上发现他，头部中了两枪，这儿和这儿。”他指着自己的后颅和左侧太阳穴。
“可是一个要自杀的人怎么能给自己两枪呢？从后边开一枪，再从旁边开一枪？”奥涅金不依不饶地问。
“还有胸口中了五枪的，也说是‘自杀’。”班长道，“‘自杀’——上方统一口径让这么说，几乎每年都有十来号人‘自杀’，大家都……习惯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柯利亚忧心忡忡。
“没几天你就学会什么都不要问了。”班长闭上眼睛，“不是没有士兵的父母来找过，大吵大闹，可是都徒劳无功，上方给挡得严严实实，一口咬定是‘训练致死’。”
“的确有人是‘训练致死’——负重越野，超强度的，跑到口吐白沫跟死鱼一样，倒在地上永远起不来。”有人插话。
班里另一个士兵，扯开领口给我们看：不知什么暴力留下的痕迹，像天生的装饰物一样分布在他胸膛上。
“灯泡。”
“什么？”我奇怪道。
“灯泡烫的，五百瓦的大灯泡四个，通上电，轮流伺候你，舒服吧？”那个兵讪笑。
“这是谁干的？无法无天！”我怒不可遏。
沉默了片刻。
“小家伙，你还真单纯，连‘祖父’都不知道吗？”班长轻蔑地说。
丹尼拉·沃伦斯基中尉是我们的连长，就是办公室那位，人冷酷得过了头。在他的喜好中（如果把随时随地变着花样折磨新兵当做喜好的话），稍微平庸一点的就是半夜冲进随便谁的宿舍，扯起随便谁的被单，命令随便谁立刻做上两百个俯卧撑，有时是几个人在宿舍里，有时就干脆把整个班给赶到操场上。摄氏零下四十度，我们穿着单薄的内衣裤，跟坚实的泥地较劲，最后竟然都能做到大汗淋漓！但是，第二天的训练仍一成不变啊。
俄罗斯需要钢铁筑成的军人！俄罗斯军队是挡住了拿破仑铁蹄和希特勒魔爪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必须由以一当百的精兵构成！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苏沃洛夫的孙子，夏伯阳的儿子！
得啦，这样的话我早听腻了。唯一欣慰的是索科洛夫上尉的训练让我承受住了地狱生活。有时候，甚至怀念那个抓我壮丁的人，坏脾气直肠子的别佳营长。
不、不，沃伦斯基中尉跟索科洛夫上尉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说严苛的操练是军营生活的例行过场，那么中尉冷脸子下的喜怒无常和上尉的恨铁不成钢是全然不同的。沃伦斯基中尉，我们尊称他“祖父丹尼拉”。
“祖父”有着绝对权威，他可以命令任何军阶比他低的兵士做任何事，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祖父”和其他军官，仿佛是长时间寄生在牛身上的水虱，特别清楚如何能在枯燥的军营生活中取乐。他们还开展比赛，看谁手下的兵忍受能力更强——比如通讯营的和运输营的赤臂互殴（跟送冬节没关系，我们不需要靠这个取暖），我们淌着眼泪和鼻水，毫无道理的在自己兄弟身上留下重创，口眼歪斜，血涎横流，直到接二连三地倒下；我们不可能假装晕厥好逃过殴斗，“祖父”们的眼光刁毒如眼镜王蛇；仍旧站立的士兵并没有褒奖，而输者的下场就是……请尽可能的展开想象吧。
这不是某个“祖父”的心血来潮，不是偶尔为之的余兴节目，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物。有那么一种叫“虐待狂”的霉菌，势如破竹，早就霸占了军营的角角落落。我的心脏来不及抽痛，我也没时间伤春悲秋，唯一庆幸的就是，晚上头一挨枕头，发现柯利亚和我还全胳膊全腿儿的活着。我们无力改变现状，要么沦为“祖父”制度的牺牲，要么摆脱新兵的身份努力当上“祖父”。
再熬上一年，我们争取从军队里全身而退。
某天晚上，奥涅金被单独叫到“祖父丹尼拉”的宿舍里，说是让伶俐的人给军官们打个杂。我们班其他的人都睡下了，我也稀里糊涂进入梦乡。早起床号吹响时，我一个激灵醒来——奥涅金彻夜未归！
但他随即就出现在兵舍门口，目光涣散，嘴角淤青，步履蹒跚，灵魂似乎还在西伯利亚飘荡着。他一下子歪在柯利亚的铺位旁，阂眼之前只喃喃了一声“帮帮我……”
柯利亚和我把奥涅金抬到铺位上，觉得他非常的不对劲。柯利亚小心地脱下他的作训服，立刻，他腿上大大小小形状恐怖的新鲜淤斑就横在我们眼前！
“柯利亚，这是什么？”我慌张地问。
柯利亚把手指放在唇边，然后在奥涅金耳畔说：“兄弟，你忍一忍，我们得先去早操……”
早点名唱到德卢日宁也就是奥涅金时，我报告说他发烧了，“祖父丹尼拉”瞟了我一眼，似乎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柯利亚和我利用洗漱时间赶紧给奥涅金擦拭伤痕，连那些隐秘的部位。我的双手颤抖得同心跳一样厉害，我抓狂得要命，就想扔下毛巾到雪地里大吼几声。柯利亚比我坚强，他温暖轻柔地一遍遍抚摩我的后颈，想化解我心口腥腻的戾气。
我不能想象奥涅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拒绝往最接近真实的地方假设！
班里其他的士兵对此见怪不怪，他们的善良就是缄默不语。这之后，奥涅金又活泼了起来，但他不说话时阴森得要命。柯利亚说的对，已经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生根了。
六月下旬，莫斯科市北郊也就是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在之处，气温迥乎寻常的飚高起来。一个星期三，也许是星期四，我们照常操练。我们戴着可笑的防毒面具，全副武装在烈日下穿越铁丝网、飞跨壕沟、举着五十公斤的预制石板速跑一百米，然后跟军官们对搏。防毒面具裹着脑袋，汗水跟面具里的胶皮金属合力营造了令人窒息的氛围……这套规定动作像丧心病狂的接力赛一样，令人绝望地循环着。不知何时能听到“祖父”们喊停。
突然，一个士兵在负重跑时晕倒在地，班长把他揪起来，摘下他的防毒面具。“祖父丹尼拉”煞气腾腾走过去。
“不害臊吗？拖大家的后腿！”
“长官，请……”
“什么？大声说！”“祖父”像打雷一样。
“长官……请让我休息一下……我正拉痢疾……”那个士兵简直气若游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