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格林伯格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想见的人。号称“打不倒”的他，是一个性格鲜明、自信心非常强的犹太老人。在华尔街，他更是一位堪称教父的重量级人物，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一样，被尊称为“格老”。
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是由AIG国际事务部副总裁内德·克卢尼和助理副总裁张安菽全程陪同的。去的路上，克卢尼特意请我和彭博市长提一提AIG。虽然和彭博见面的时间很短，我还是见缝插针，对他说，AIG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了，我们希望他们能走出困境。彭博和李柏副市长均表示：“AIG有很多雇员，帮助他们走出风暴对稳定局势很重要。”
会见活动结束之后，刚刚步出纽约市市政厅，克卢尼和张安菽将我悄悄拉到一边，表情沉重地告诉我说，“马行长，格林伯格病了，恐怕原定于下午举行的会见他无法参加了。”我听后非常吃惊：纵横华尔街40多年的“打不倒的格林伯格”，这一次居然倒下了！
面前的克卢尼一副沮丧的样子，眼圈泛红地谈到AIG现在的危急形势。克卢尼是AIG的老员工了，在AIG已经工作了几十年。印象中他永远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神采奕奕，一派绅士的斯文优雅。如今他衣裳依旧挺括，眉头却不再舒展。我不禁心中感慨，AIG，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居然濒临倒塌！足以说明这次金融危机的杀伤力。
感慨之余，我心中更惦念着格林伯格。
倾盖如故
莫里斯·格林伯格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想见的人。号称“打不倒”的他，是一个性格鲜明、自信心非常强的犹太老人。在华尔街，他更是一位堪称教父的重量级人物，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一样，被尊称为“格老”。
格林伯格1925年出生于纽约。1944年，19岁的他参加了二战的诺曼底登陆。听他讲起那段经历时，我的脑海中浮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寒冷的夜晚，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在战舰上抱着步枪，和战友们一起紧张地等待着与希特勒的钢铁部队拼杀。子弹在耳边飞过，战友在身边倒下。缺水少粮，到处都是德国兵。他必须战胜饥饿和恐惧，在面对敌人时，毫不犹豫地将刺刀插入对方的胸膛……经历过真实的枪林弹雨的考验，商海中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止这个勇敢的人前行？
从欧洲战场归来，格林伯格进入了迈阿密大学，在1948年获得法律系文凭；1950年在纽约法律学院获法律学士学位。
从1968年开始，格林伯格执掌AIG长达38年之久。军旅生涯对格林伯格的性格和AIG的管理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严厉急躁、说一不二、不知疲倦、不屈不挠、斗志十足、野心勃勃，被誉为“华尔街老兵”。直到今天，很多保险业界人士仍然在说--“别的公司能模仿AIG做的事，却不能模仿AIG如何思考。”
1919年AIG在上海成立。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格林伯格一直以来对中国都情有独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不久，格林伯格就将AIG一位高级雇员召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我想第一个回去。”随后，AIG就开始了“回归”中国的努力。8年之后的1980年，AIG终于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资成立了中美保险公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1992年，AIG在上海设立子公司--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为庆祝回到上海，他们更是在美国媒体上打出“回老家”三个汉字的广告，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我每次到他的办公室，他都会带我观看那些AIG当年在上海时的老照片。这个可敬的犹太老人的浓厚中国情结，处处可见。1990年3月16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组织召开了首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亲自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与会的国际企业家都被朱镕基的魅力所折服，包括格林伯格。他跟我说，这次咨询会后，他不但没有撤资，反而做出加大对华投资的决定。而且，他和朱镕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为加入WTO几经挫折的时候，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通过各种方式敦促政府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2000年，我为了申请设立招商银行美国代表处的事赴纽约，在克卢尼的办公室里，他给我看格林伯格写给美国国会，要求给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信。他告诉我，格林伯格为了支持中国最惠国待遇，亲笔起草了这封信，发给几万名员工，让他们签字后，寄给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格林伯格一生交游甚广，全世界的政界、商界都有他的朋友。他和基辛格是多年的老朋友，从1982年开始，格林伯格就聘用基辛格担任他的国际顾问。
我第一次见到格林伯格是在2000年7月。那是我为了申请成立美国代表处一事专程赴美，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纽约首席代表的张凤鸣一起去见格林伯格。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他就像中国的北方人一样，性格直爽，个性鲜明，重情重义。所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我与格老之间的情谊也正是如此。第一次会见就相谈甚欢，随着交往的增多，我们的交情也不断加深，互相引为知己。熟悉格林伯格的人都会提起一件事，佐证我们的亲密。格林伯格在纽约郊区有个私人高尔夫球场，起了个中文名叫“更远庄”。这个私家球场只有十四个会员。格林伯格???情地对我说：“马行长，你就是我的第15名会员！”
那座球场在一座小山上。深秋时节，从山顶望去，万紫千红，层林尽染，蓝天如洗，湖水澄碧，仿佛天堂。山坡和平地上到处都是苹果树，春天开满芬芳洁白的苹果花；一到秋季，成熟的苹果因无人采摘自然掉落，堆在地上……每次前往，我都陶醉在满眼如画的美景中。
更让我感动的是，格林伯格曾应邀专门改道到招商银行总部与我见面。那是2003年7月，我去美国期间登门拜访他，交谈中他提到马上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向他发出邀请：能不能经停深圳，到招商银行总部看看？格林伯格乘坐的是私人飞机，航程早已订好，更改起来很复杂，日程也安排特别紧张，但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叫秘书马上联系各方更改航程。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格林伯格夫妇来到招商银行总行大厦。尽管长途跋涉，但他依然神采奕奕。在46楼中式风格的会客厅，我们热烈地交谈着，似乎一刻也没有停顿，每分每秒都充满愉悦。中午，我特地请深圳市长出面宴请这位尊贵的客人。午宴后，我们又匆匆赶到宝安机场的停机坪。看着格林伯格健步登上飞机旋梯，在机舱门口回头与我挥手作别的那一个个瞬间，我的内心一直被超越国界与年龄的真挚情谊所温暖着。
朋友间的感动是相互的。两年后，他因为被当时的纽约州检察官斯皮策指控而下台，从AIG大楼搬到公园大道花旗银行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而当年AIG的一些部下也离他而去，人走茶凉。
那一年正好是他80大寿。我去美国时，特地到他的办公室去看望他，并给他亲自挑选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日礼物--一个玉制的寿星。看得出来，这位驰骋沙场和商场几十年的老人非常激动，眼角泛起泪花，深情地与我拥抱在一起，并用拳头在我的肩上用力地捶打。老人不加掩饰的情感流露，让我的内心也涌起了一股暖流。
2006年9月，我因招商银行H股上市去纽约路演，再次见到格林伯格。他特意带着儿子来宴请我，显得特别高兴。席间，他将一个小镜框作为礼物相送。我打开一看，镜框里裱糊了一份报纸，内容则是他被“平反”的新闻报道：美国司法部门证明格林伯格无罪！欣慰之余，我更觉得这位老人的可爱，如此率真，如此恩怨分明。
2007年，斯皮策在任纽约州州长时因嫖妓丑闻下台。对此，格林伯格平静地说：“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可如今，不倒的格林伯格却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下了。这让我想起一首著名的美国乡村民谣：“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慢慢地凋零……”
在格林伯格担任AIG主席的38年里，他一手将AIG打造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业务遍及135个国家，旗下拥有4300个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万亿美元。直到危机爆发之前，AIG都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大公司之一，30多年来，公司股票价格只有一年下跌过，其余时间都以年均15%的速度攀升。
而就在他离任3年后，这个全球最大的保险帝国竟然一夜之间濒临崩溃！作为AIG的最大个人股东，数十亿美元个人资产的蒸发不会令格林伯格心痛得倒下。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付出了一生心血的宏伟事业灰飞烟灭，物是人非，强悍的格林伯格终于挺不住了……
蚁穴之害
我这次来美国约见的美国金融业高管们，都为AIG和格林伯格感到惋惜。而谁能想到，让拥有10.6万名员工的大集团几乎陷入绝境的，竟然是设于伦敦的一个377人的小公司。
回顾AIG的兴衰成败，我深深感到一个企业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企业的命运。
AIG的创始人斯塔尔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冰激凌销售商，1919年他移民到中国，开设了美亚保险公司，并且雇有两个中国助手。业务是向俄罗斯移民社区、英租界兜售人寿保险，以及担保由俄国开往欧洲载满难民的轮船的安全。后来他们又向中国人销售人寿保险、商业保险。在当时的保险业中，没有几家和中国人做生意，而正是这部分别人不染指的领域保证了公司的利润节节攀高。发展到后来，“向竞争对手无法染指的市场发展”的观念，就演变为AIG的企业文化。
20世纪60年代，AIG开始通过为非传统风险提供有条件保障、注重免赔额等手段吸引了市场的注意。之后AIG的新险种业务不断得到挖掘，其中颇具新意的就有网络身份被窃险、劫机险、海上油田保险，还领先同行推出黑客保险业务。
1968年，格林伯格接替斯塔尔担任CEO。他继承了创始人勇往直前、力争第一的精神与风格，建立起了几乎遍布全球的网络，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业务，几乎为任何东西提供保险。格林伯格在AIG内部拥有极高的威信，他决定开设的新业务，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
1987年，AIG雇佣了一个来自破产的投资银行德崇证券的团队，组建了AIG金融产品公司（AIG Financial Products，简称AIGFP），格林伯格任命一个名叫卡萨纳的资深交易员掌管该公司。AIGFP成立后不久，卡萨纳就开始进军金融衍生品市场。刚开始时，交易的是简单的利率掉期产品（Interest Rate Swap，IRS）。在这类产品交易中，A方向B方支付固定利息，而B方向A方支付浮动利息，如LIBOR。
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的发明，是金融衍生产品的里程碑事件，而它也正是导致AIG濒临崩溃的罪魁祸首。10年前，母公司AIG是AAA评级的公司，不必任何抵押，便可以提供担保。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AIGFP从事CDS交易成本低廉，盈利丰厚。
涉足CDS尝到甜头后，AIGFP便开始与华尔街多家投行、商业银行进行CDS交易，自身的角色多数是担保人一方，专门收取交易对手的保费。到2005年，AIGFP账上的CDS交易面额达到5000亿美元，成为其主要业务。卡萨纳对自己无限制地为CDS进行担保毫不担心。在2007年8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中，他说CDS决不会违约，“我已经重复说过，这些CDS都是精挑细选的，不可能违约。”
金融创新一度给AIGFP带来了高额的利润。1999年到2005年之间，其营业额从7.37亿美元增长到32.6亿美元，营业收入在AIG全部营收中所占比率从4.2%上升至17.5%，累计净赚超过50亿美元的利润。同时，这也给AIGFP的管理团队带来了丰厚的红利，过去7年中其高管薪酬总数为35.6亿美元。
到2007年，AIGFP的CDS市值高达45万亿美元，甚至有数据表明达到62万亿美元，并与众多复杂的交易对手有数不清的多角债务。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CDS资产不断缩水。2007年下半年，AIGFP在认识到潜在的巨大危险之后，开始对账上资产减计，累计减计了3.52亿美元。由于损失越来越大，AIGFP无力偿还，只能由母公司AIG承担。到2008年第二季度结束，AIG资产减计达250亿美元。11月10日，AIG公布第三季度净亏损达到244.7亿美元，而2007年同期公司曾实现净利润30.9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