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的时候我尚年幼。在这以前，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样的懵懂无知、咫尺天涯。它远远地发生在我知道外公是怎么回事、以及与外公有关的世界大致又是怎么回事以前。所以说，一切又都太早了。我们又都相识在那种太早的时间里。
只有一些瞬间是永恒的。虽然它们被保存下来的也并不多。太少了。真是太少了。
有时候，我仿佛又听到房间里那种细微的声响了。悉悉索索的，还有一些忽高忽低的人声。我仿佛看到外婆突然走进来了。她打着饱嗝，腰板挺直而又神情疲倦。就像我童年的时候，那些阳光灿烂或者阴雨绵绵的午后，她就那样从外面走了进来，坐在我现在这张放了软垫的椅子上。她也不说话，看了看我放在椅子旁边的那个包，那个我生日的时候四舅送给我的亮闪闪的小包。房间里正放着录像，一个欧洲的卷发小伙子把摩托车开得像飞一样。外婆也抬头看了看。后来，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了。她站起来把窗帘拉开一点，看看外面的天气。再后来她好像有点困了。太阳懒洋洋地晒进来，这样的午后总是容易感到疲惫的。于是她又坐回到椅子那里，头慢慢地垂下来，垂下来，开始打瞌睡。
有时候，她打瞌睡的时候会突然冒出来几句梦话。她的上海话里带着一种奇怪的鼻音。难得她也会高兴起来。她高兴的时候讲话就有点尖声尖气的。和她平时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像是另一个人说出来的。像一个沉睡了很久的人，突然醒过来了，然后说出来的。
在让人刺眼发困的阳光下面，那只银灰色小包亮闪闪的。一半是阳光的关系，另一半则是由于它本身的材质。
椅子也是很好的椅子。给出一个适合身体的完美曲线。外婆坐在上面，即便只是垂着头，即便只是打瞌睡，一定也是舒心安适的。一定是这样。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她一定是会舒心安适的。但这好像又不完全是物质上的问题。当然物质上的原因是有的，但好像还有着其他的什么东西，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
现在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窗台。我童年时那个老屋的窗台。上午的时候窗帘总是拉开着的，可以看见对面女贞树鹅卵形的叶子。阳光长驱直入。我们家有一只用了很长时间的藤椅，椅背那里被我抽掉了几根藤条，可以同时把大拇指和食指伸进去。就在这张破破烂烂的藤椅上放了一只垫子。外婆就坐在那张垫子上。她坐在那里，听有线广播，挑菜拣菜，发呆，打瞌睡，或者说梦话。她好像一直就是这样，做着这些事情，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一直就是这样。除了这些她也无事可做。反正她也不像一个很慈祥的外婆。有时候她看着我，就像看着一团体积比较小的空气。她会像被阳光刺着了眼睛一样，眯起一点，或者干脆闭上。
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寒假的时候，只有外婆和我这团体积比较小的空气在家里。但太阳是好的。那时候的太阳真的是好。满屋子都是圆形或者棱形的太阳光。可能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也已经明白了。阳光被分割成很多不同的奇怪的形状。有些抓上去就是空的。但同样很温暖。
那时候我是个孤僻自闭的孩子。矮矮的，小小的。外婆是多么高大呵，她长得很高，老是穿着黑衣服。她就像一座小黑山一样坐在那张藤椅上，坐在那张垫子上。都说外婆年轻的时候很美，我母亲也常常这么说。她老是小心翼翼地走近那张藤椅和外婆说话。她好像很爱外婆。有时候她和我父亲嘀嘀咕咕的。有时候她会哭。
这些事情都是多么奇怪呵。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懂呢。
我们只有两间屋子。外面的小间是吃饭的。里面一间要大些，也就是能晒到太阳的那间。在那间屋子里，我们休息，聊天，看报，写字，睡觉，吵架，我做功课，我挨父母的骂，养了几盆花，后来陆续死掉了，养的金鱼也越来越瘦……
我们只有一张大床。
等我上了小学以后，又硬塞进了一张小床。
在大床和小床之间的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只红漆马桶。
但是外婆要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等到外婆来了以后，睡觉应该怎么睡呢？毫无疑问，大床应该给她睡了。她睡大床。她应该睡得舒服一点，踏实一点。这是非常肯定的了。但外婆是那么的胖，那么的高大，她一睡上去，那张大床就已经占去了很多。就已经很难再睡下其他人了。再说，我母亲是知道的，我母亲自然更为了解她的母亲。我母亲说，外婆很久以来就是有这个习惯的，要是她睡觉的时候旁边再躺了一个人，她就会整个晚上睡不着。整个晚上做恶梦。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整个脸都是铁青的。
谁都不想看到一个满脸铁青的外婆，所以我们决定把整张大床都让给她了。
我们全家就撤退到阁楼上去了。
那是一种七十年代末简易公房里小阁楼。因为是顶层，才有的那样一种小隔层。人在上面，只能半弯着腰。但空间却是不小的，所以可以半弯着腰在上面奔跑。有一架木梯子悬挂在外屋的墙上。我们每天就像建筑工人一样的在上面爬上爬下。除了有种悬空的恐惧，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
但是外婆不快乐。谁都可以看出外婆不快乐。她也一点都不想掩饰她的这种不快乐。一个人竟然可以是如此的不快乐，我大概就是从外婆那里懂得的。
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她就是不快乐。那么坚决。毫不妥协。
我母亲开始和我父亲嘀嘀咕咕的。她说怎么办呢，她看着我父亲。我父亲叹了口气，说是呵，该怎么办呢，他也看着我母亲。
有时候他们好像也找到些方法了。比如说休息天的时候，我们一家陪着外婆到园林里去。那时园林里的人很少，好多鸟在叫，花儿都开着。我父亲拿着一只借来的笨重相机，给外婆拍黑白照片。
他说站好呵，站好呵。
外婆就站站好。
他说要拍啦，要拍啦。
外婆就理理头发。
他说笑一笑呵，笑一笑。
有时候外婆还真的会笑一笑。
但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经常性的。更为经常性的时间里，是外婆把窗帘全都拉开，她坐在那张破破烂烂的藤椅上，她就那样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她一句话都不说。她真是可以心肠狠到那种程度。不说就是不说。也不管儿女们会不会胡思乱想。她是早已不顾忌这个了。这个外婆直到今天我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我胆战心惊的在她眼皮底下走来走去。我老是有一种幻觉，我老觉得她会突然之间跳起来，骂起来，把别人或者把自己狠狠地揍一顿。她身上有这种东西，这种疯狂的东西。她的力量有时候就像那种巫婆的力量。我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了。
我胆战心惊地抬起头来看她。
她很安静地坐在那里。有几次甚至还对我笑了笑。这更让我害怕了。有时候她也会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她说你放学了呀。她想起了什么，问我说，学校司令台那里的蝴蝶兰谢了没有？她竟然还记得那丛花。有一次她接我放学的时候看到的。已经很长时间了，她竟然还记得。
但是很快，紧接着，她立刻又恢复到常态里去了。仿佛那丛幽蓝色的蝴蝶兰在现实中并没有凋败，但在她的心里却早已凋败了那样。
我母亲和父亲的嘀咕声却一直在延续着。坚持着。只要外婆还住在我们家，这种嘀咕声就一直在延续，在坚持。一只热水袋？一床缎被？一台电扇？黑白电视机……后面的那些已经太奢侈了。其实嘀咕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一只热水袋。有时候我们连热水袋都不用。我们用那种玻璃做的盐水瓶，外面包着一块布。一块做成盐水瓶形状的布。我们用包了布的盐水瓶暖手，暖脚，暖身子。但是玻璃是多么奇怪的一种东西呵。它要么热得烫脚，要么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脚边就像是捅到了一块冰。
我们用有时候冷得像冰一样的东西取暖。这种事情天生就是矛盾的。当然了，这样的事情终究还是不长久的。
外婆终于还是要走了。她还没有对我母亲说，我要走了；她也还没有对我父亲说，我还是走吧；她谁也没说，但谁都看出来了。她还是要走了，她终究是要走的。心里的蝴蝶兰早已经凋败了，我父亲母亲再嘀嘀咕咕也没有用。有时候突然之间就不能坚持了，就垮下去了，就让步了。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来，什么时候会来，但有时候它就是来了。
外婆站在满屋子的阳光里，外婆坐在那张破破烂烂的旧藤椅上，外婆终于告诉我们说，她要走了。
我们从阁楼重新回到了那张大床上。外婆昨天还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上。被子和床单还没来得及换掉，还是外婆昨天用过的，盖在身上的。大为伤感的母亲沉默着躺了进去。她也完全不行了，没法坚持了，垮下去了，完全让步了。她甚至连话都不想说了。但那条被子上一定还有着外婆的气息。让人觉得她其实并没有走。让人产生一种甜蜜但也更为伤感的幻觉。就在这种幻觉中，我那母亲沉沉睡去了。
那是一种弥漫在家庭里的非常致命的失败感。连我那么小的年纪也已经感受到了。外婆走了，比原来说好的时间提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整个家庭的失败。就是失败了。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也没有什么能够作为理由的。连做梦都会想着这个事情。
但外婆刚来的时候是多么充满了希望呵--我们还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这件以前被我们忽略掉的事情。希望并不是没有存在过。它明明是存在过的。这更让人受不了了。
我父亲还是挣扎了几下。他原来是想宽慰我母亲的。因为多少总得找点理由，要不人是会憋死的。是会窒息的。总得再说说那只有时烫脚、有时又像块冰的盐水瓶，总得再说说因为年久而有些下陷的棕棚床，总得再说说我们的贫穷。谁都是这样的，不是吗，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不是吗，难道外婆是因为想起了年轻时的那幢小楼？上海外滩旁的小院子？那些雕花的栏杆？或者还有空气里那种早已消散了的、暖融融香喷喷的气息？我父亲多少知道些外婆年轻时的经历，他是知道这个的。但还有些话他也就不便说了。说出来总是不妥的。说出来非但不能宽慰我那母亲，反而有可能会让她暴怒的。毕竟也是外婆的女儿，难免没有相同的习性，说不定也会突然之间跳起来，骂起来。说不定我母亲身上也有这种东西，这种疯狂的东西……所以有些话我父亲是没有说出口的。但心里难免不会嘀嘀咕咕。
那房子就像一个美丽的牢笼。那一里一外、一前一后的两间屋子，还有那个低矮的阁楼。有时我突然又看见那间窗帘大开的房间，屋里被阳光分割成一块块切面。墙面，家俱，大床，还有那张藤椅……后来我慢慢就看清楚了，慢慢可以体会一些藏得更深的东西。有些说不清楚的情绪突然明确了起来。所以我想，很多事情其实我父母他们很早就是明确的。一定是这样。即便外婆心里也清楚。他们都是清楚明白的。虽然发生的是一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原因的事情，但他们几个仍然是清楚的。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一个早晚要来的结果。那个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人其实是我。就只是我一个人。只有像我那样小的孩子，才能无忧无虑地从阁楼爬到大床上，打两个滚。我看着坐在藤椅上发呆的外婆。阳光无遮无拦地直射进来，我头晕目眩，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了，就在外婆临走前的一天，我们全家还一起到饭店去吃了一顿。也是个好太阳的日子，我很兴奋，兴奋得几乎头晕目眩。我们坐在一家老饭店的大厅里，地上油腻腻的，我差点因此摔了一跤。不过这很好，即便摔了一跤这种事情也是喜庆的。旁边也有人会善意地笑起来。因为这种油腻本身就是喜庆的。几乎就是富裕的象征。服务员也是喜气洋洋的，他们像唱歌一样尽可能高声地说着话。他们端着菜盘的姿式就像在喝酒跳舞。饭菜很快一样样地拿了上来。母亲不断地对外婆说，多吃呵，多吃呵，你看这条鱼挺好，还有这盘肉。我父亲也说，说多吃点，多吃点，这条鱼是新鲜的，眼珠还瞪着呢。然后他们又抢着给外婆夹菜，那些鱼呵肉呵，很快又魔术般变成了一堆堆骨头……我也吃，吃得满嘴油乎乎的。我动了动身体，差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这多好呵，多温暖呵。
外婆突然变得和颜悦色了起来。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清楚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情绪，有什么表现。这里面的呼应与微妙。而当时当地是看不清楚的。很多东西是想不到的。一个暴烈而抑郁的人突然和颜悦色了。她甚至还主动地交待了几个细节。她对我母亲说，家里那个煤球炉大概封口那里不太紧了，加过煤球，一个晚上下来还是要熄，要快点找人来修一修的。她又说，盐水瓶的布套子也有点薄了，还是要换一个新的才好，一不小心水太热了会烫着的……
我父亲一直在点头。说嗯嗯嗯。
我母亲也点头，嗯嗯嗯的。但头慢慢地低下去了。她还是伤感。女人总是容易这样。
但外婆是和颜悦色了。要么突然发起疯来，要么就好像什么都想明白了。什么都看得到了。她的力量已经用到其他地方去了，永远不再伤感了。
外婆像影子一样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
我们家再也没有来过长客。
有时候我放学回家，把里屋的窗户打开。对着女贞树的鹅卵形叶子发一会呆。
那些树上要是躲了一只猫就好了--有时候我想。我是多么希望有一只小花猫呵。
那些树上要是藏了一个人就好了--有时候我又想。这样我就又想到外婆了。她穿着那件黑色的衣服，像座小山一样地坐在藤椅上。我常常以为她在打瞌睡，以为她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进了屋。但她突然睁开眼睛来了。她突然就朝我笑笑，或者看着我就像看着一团空气。她什么都没有看见，就是睁开了眼睛。
这些事情都是多么奇怪呵。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