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下命令者一定要以身作则。工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榜样效应”。
第三，下命令者一定要能换位思考，所下命令一定要是员工能够灵活执行的。因为最贴近市场、最了解市场的是员工，一切策略的执行者也是员工，上级在下达任务时，有认识上的高度，但从任务的周密性、可执行性及结合市场实际等方面来讲，位于一线的员工反而更清楚。下命令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做到了这些，领导者的管理素质就上升了一步。
道法自然
指令是否明确，决定了员工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效率。领导者在下达指令时，应通过观察下属的神情和行为，敏感地发现他们是否准确地了解了指令内容；应以明了、准确的方式下达指令和提出正式要求，同时询问和检查下属了解指令的程度。
“知人善任”方可“人尽其才”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道德经》
能了解、认识别人叫做智慧，能认识、了解自己叫做聪明。
用人是管理者的基本职能和必备能力，管理者要做到知人善任，才能使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企业充满生机，成为最终的大赢家。
“知人善任”是我国对某些当权者的赞美之词，人们也常常把它作为对领导者用人才能的一种要求。然而，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所谓知人难，善任尤难。
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了解人，用好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能否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是对一个领导者品行修养与领导能力的检验，也直接关系到其事业的兴衰成败。
唐朝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局面，与唐太宗李世民能“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登基时，国内刚平息了太子建成的叛乱，北方边陲还面临着突厥人的威胁，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百废待兴。
唐太宗大胆启用了敢于直谏的魏征，重用以谋略见长的房玄龄和善于决断的杜如晦，派遣让突厥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李靖镇守北部边疆。唐太宗还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家的强盛需要领袖的知人善用，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引进人才。人才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专家学者是人才，有特长的员工也是人才。尊重人，信任人，就容易发现人才。
要想掌握辨才的本领，就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道德经》中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用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如果人们被事物的现象所迷惑，而不深入探究，往往要犯错误。在用人上，如果只看表面，看眼前，忽视本质，便会和真正优秀的人才失之交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则进一步告诉人们：善于卖弄者未必有真才实学，领导者应该注重在埋头苦干、不比嗓门的人中发掘俊才。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每个人都是优缺点并存，长短处同在，有的人内秀而外拙，才不外露，很难发现；有的人博学多智，却只会纸上谈兵，易见而难用；有的人才智过人，但性格古怪，难以相处。而要学会辨才，首先就要从信任出发，从了解入手，知其德才学识，明其优劣长短，并从发展的前景中把握。要准确地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文凭和档案，也不能只靠感觉和印象，而需要深入调查，跟踪考察，全面分析，这样才能辨明其本质和能力，做到合理使用。
发现了人才，还要能善任。
善任，要用其所长。人才不一定是全才，如，达尔文是生物进化理论的奠基人，可是他对化学一窍不通；陈景润研究数学有卓越贡献，可是他不善言辞，当中学教员差点被哄下台；梅兰芳艺精青衣，可是他不攻花脸；诸葛亮运筹帷幄，可他无力阵前交战……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面对性格、能力、专长、嗜好各异的人，作为他的上司，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一起，让他们按照固定的模式和思维去工作，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去认真地了解每个人，然后用其所长，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善任，要不求全责备。清朝诗人顾嗣在《杂兴》一诗中说：“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领导者在用人的时候，要才重一技，只有求才若渴，方能短中见长。
善任，要善于揽过。人非草木，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一些错误。下属犯了错误，不能一棒子打死，要指出不足，促使其改正。当然，善于揽过，并不是无原则地包容，而是要分清是非，分清事情的大小，对于事关大局的事情，一定不能姑息迁就。善于揽过，是一种处世艺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宽容大度的人总是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
有的人善于发现问题，具有独到见解，敢于提出看法，但如果领导者虚荣自尊，只喜欢顺从，不爱听逆耳，就难以发现其才能；有的人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勇于创新，但如果领导者思想保守，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也不可能加以使用。因此，领导者只有破除私心杂念，摒弃个人陈见，才能不拘一格用好人才，使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道法自然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唯有知人，才能明智地用人。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发现被用者的长处和优点，这样企业里就不会有遭遗弃的“废人”。
用人要赏罚分明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道德经》
老子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们想改变是不可能的，只能顺从自然的摆布，不要去争取，不然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说不定还会有害处。
这句话后来引申的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对于领导来说，赏罚分明得当是用人的根本原则，切莫随心所欲，无原则地对员工进行赏罚。
赏是为了激励，罚是为了警醒，赏罚分明是用人的重要原则。作为领导者，当柔则柔，当刚则刚。
只有刚不能成事，只有柔不能立威。作为领导，要善于体察部属的思想变化、心理和生活需要等，使其能够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积极努力地工作。同时，还必须用严肃的纪律来约束，使部属有敬畏之感。刚柔相济或者刚中见柔、柔中藏刚，才能做到号令如山，最充分地发挥领导才能，游刃有余地用人，最终获得成功。
永乐年间，臣僚勤于职守，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这与明成祖朱棣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明成祖朱棣用人赏罚分明，量才适用，不拘品级，且能以诚待人。明成祖即位后，重用了一批藩府旧人。这些人随明成祖起兵靖难，出生入死，胜利后身居高位，但仍不敢骄横。明成祖即位不久，就告诫这些旧臣：“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朕数年，万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
后来，明成祖在授予薛禄等靖难功臣铁券时，又诫谕他们说：“位高易骄，禄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惟艰。则安荣始终，传及后嗣，勉之勉之！”他经常教导这些旧日功臣，要他们擅自保全，不要重蹈历史上经常见到的骄横致祸的覆辙。
明成祖执法严厉，对那些失职造成恶果的，轻则降级或免职，重则下狱或处死。监察御史王愈和刑部、锦衣卫官共四人，误杀无罪者四人。明成祖知道后，立命刑部将王愈等四人逮捕，处以重刑。明成祖对臣下有威的一面，也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吧。
解绪和胡广是同乡，又是同学，在朝中又同为内阁学士，明成祖居然为他们两家的子女做起媒来。后来，解绪虽下狱致死，但他的儿子仍娶了胡广的女儿。
明成祖对臣下的升降十分慎重，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明成祖的这段话并不深奥，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也仍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