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关进去后，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她为家里无米断炊号啕大哭，绝望时就想自杀。我是家里的老大，晚上总不敢完全睡着，等妹妹们睡着以后，我和弟弟轮流看守着她。
一天半夜，母亲哭过以后，突然离开家门，披着蓬乱的头发跑在马路上，我紧紧地跟在后面，她一直跑到靠十六铺码头的黄浦江边。初冬的夜晚，乌黑的江水拍打着低矮的堤岸，我的心也像那江水，一阵一阵地起伏不平。 我一边哭一边跟在后面叫喊：“妈，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五个人就活不成了，也长不大了。”母亲猛回头用双手抱着我的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她哽咽着对我说：“祥骅，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我擦干自己脸上的眼泪坚定地对母亲说：“妈，你再苦两年，我们很快就长大了，我和弟弟就可以工作了，到那时我们一家有三个人干活，日子就好过了。”
长大，对一个苦难的家庭，对于失望的母亲，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希望和力量之所在。
母亲听我这么一说，深深地吐了口气说：“我真是走投无路，想死又不能死，我死了，你们就成了孤儿了。”
我陪着母亲在呼呼寒风中沿着黄浦江破旧的水泥堤往回走，从小东门的马路穿过人民路回家。
夜已深了，路上没有了行人，昏暗的路灯下，只见马路两旁一些拖儿带女的乡下人蜷缩在屋檐下露宿。
解放初，每逢安徽、浙江、江苏一带闹灾荒时，一些难民就坐船涌向上海，他们在十六铺码头下船，肩上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前后筐里睡着或坐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孩，这些人到了上海，白天四处流浪，在码头附近靠捡垃圾、干苦力糊口，晚上一家大小露宿街头。
看到他们，我想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呢，我们虽苦，还有个睡觉的地方，还是上海常住户口，这些难民更可怜了，他们不也照样要活下去吗！
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是小姐，吃穿不愁，溧水洪蓝埠的家里，有保姆佣人。离开自己家庭后，在黄浦军校过的是集体生活，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后，也从不为生计烦恼，家务由几个勤务兵包揽。如今的日子，像过鬼门关，她实在无法承受，只能靠痛哭来排解心中的焦虑。但是作为母亲，面对着嗷嗷待哺的几张嘴，她不得不继续撑起来，带着我们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老城厢十六铺小东门一带，是穷人高度集中的地方之一，东街、西姚家弄、学院路、三牌楼路、四牌楼路一带的棚户区，房子低矮，街道狭小，尽是由石子铺成的路，每家的门口横七竖八挂着洗晒的破烂衣服……这里，几乎家家居民的衣食住行都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下，都是自顾自地养家糊口。与此同时，政治运动每年都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它是那时国家的另一道风景。
街头到处贴着政治漫画和标语，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革命的歌曲，警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
母亲家的亲戚大都是地主出身，在解放前多少与国民党、三青团或黄埔军校有点关系。大家只求自保，还有谁没事找事，愿与我们这样的家庭保持联系呢？母亲曾登门求助，但都是碰壁，我们一家就像瘟神，人们都远远的躲开。
母亲对我们说：“还是找政府吧！”
冬天来了，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大的，抱着一岁的小妹去区民政科请求救济。一位女干部接待了我们，她见我们骨瘦如柴，衣衫破烂，一把拖着母亲，进了一间存放救济衣物的仓库，那里面堆满灰色的旧军棉衣。女干部说：“路瑞凤，你拣几件可以穿的，给孩子们。”临走时，她又给了母亲几元补助费，并说：“这钱可买点肥皂、草纸，给小孩子零用。至于小孩的书费，你先回去，我们再想办法，开学前，会通知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