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以貌识人的思维定势很强势。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日常交谈都有反映。过去说一个忠臣良相，必然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而反面人物必是“獐头鼠目，三角眼，吊脸眉”，故事还未开始，爱憎已经分明。以貌识人因此而衍生了许多故事，钟馗就是其中之一。传说中的钟馗是唐时的新科状元，因为容貌丑陋，故不被皇帝录用，就愤而自杀，在不以貌识人的阴界，做了捉鬼的专家。看起来阴界不以貌美识鬼，甚至可以说是以“丑”识鬼的。牛头马面够丑的了吧？但他们在阴间却是最重要、知名度最高的小鬼。这符合后现代派的审美观。刘备天下枭雄，对卧龙诸葛亮是三顾茅庐，礼遇有加，但亦脱不了以貌识人的窠臼：庞统乃“凤雏”，刘备初见庞统时，也是“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曹操雄才大略，对自己的长相看来是有点自卑，在接见外国使者时，让别人代替自己，甘愿做“案头捉刀人”……可见以貌识人的思维定势是多么强大。
钟馗的故事是历史传说，但正史中以貌识人确是大行其道。明洪武四年（1371年）科考，是明朝开国后的首次会试。春试者189人，原拟的状元是郭充，由于此人貌不压众而被降为榜眼，另定吴伯宗为状元（见《罪惟录》志卷十八）。成化十四年（1478年）科殿试毕，按当时的做法，确定名次的头天晚上，要召集全体新进士到内阁办公厅，一一点名看仪表。当喊到曾彦时，首席大学士万安觉得他生得俊秀伟岸，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就将曾彦确定为状元。但到正式唱名的那一天，曾彦再站出来，却是满脸髭须，其貌不扬，跟头天晚上看的大不一样。难道有障眼法？众官惊叹许久，最后只好解释为神明暗中相助，曾彦点状元是天意（见《庚已编》第203页）。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万安老眼昏花，再加上是在夜晚灯下，看走了眼。这样看起来，以貌识人是多么的不可靠。
既然一个人的外貌可以左右许多的事，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外貌美的追求是长盛不衰，甚至说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勇敢。君不见街头美容院、美发院如雨后春笋，且各个是人头攒动，各个爆满。各种美容护肤品，高档化妆品，不管价格多髙，总有人问津，即使刚准备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也不乏有出高额费用做美容手术的。美容手术是大行其道，拉皮、抽脂、隆鼻、隆胸、去皱，即使这些名称听起来，也让人够晕的，何况，也不乏听到因美容而毁容的事。但对外貌美的追求是那样的强烈，也只能是叹为观止了。
以衣识人
古话说人靠衣衫，马靠鞍，人的外貌和衣服是相互映衬，相辅相成的。中国人过去饿肚子饿怕了，以致见面就会关切地问：“吃过了没有？”，把所有的生活需求归纳为衣、食、住、行，称有恩于己的人为衣食父母，爱情很伟大，有时就会演变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基本需求，不管怎样说，可见衣所占据的地位。弗洛伊德的著名的需求层次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就不一定适用。“仓廪实而知礼仪”，符合先满足物质需求，然后才有精神需求的规律，但在中国社会，就会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事情，人可以战死沙场，“醉卧沙场君莫笑”，但追求却是“马革裹尸还”。死后，最后向世人提出的要求也是衣方面的。
我们可以很潇洒地说：“人赤条条地来，还是赤条条地去。”但真是要赤条条地去，那是令生者、死者相当忌讳的事。“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还是物质太匮乏了，杨白劳太穷了，给喜儿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将要求降到了最低。一句话，衣服啊衣服！甚至可以说“狗日的衣服”，你是国人精神和物质需求的复合体。
以貌识人不足取，随着时代的变迁，又会演变、增加成为以衣识人，衣服成了从业标志和身份的标识。现在说人“衣冠禽兽”是骂人的狠话，而在过去，那就是对一个成功人士的最好评价了。在封建社会，在一个官本位的时代，能“衣冠禽兽”那是多大的荣耀啊，衣冠可以禽兽，那就是朝廷的命官。衣服上文官为禽，武官为兽。朝廷一品大员文官身着绣着仙鹤的官袍，而七品芝麻官官服上绣的是鸳鸯，决不能搞错，穿错后是谮越，是要杀头的。这一点倒像现代社会的军衔，令人一目了然。衣冠禽兽，是封建社会读书人、将军士兵毕生的追求，是那个时代成功人士的最好赞誉了。
时至今日，以衣识人也无可厚非，贝雷冒、橄榄绿是维和部队的服装，法官开庭要着法袍，警察、军人更有服装加以识别，即使僧侣也穿僧袍。时代在演变，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但似乎有许多东西不变化，以服识人的观念似乎变化不大，甚至过犹不及。衣服褴褛者，必定是落魄人，以蓝领、白领、金领来引申为职业区别，有时想起来，真叫“准”、“绝”，太形象，也太传神了，把个职业环境，勾画得惟妙惟肖。白领者，领白也，让人想起出入有车，不必为奔波挤公交车而香汗淋漓，也不必在骄阳下奔波而娇喘吁吁，坐在宽敞的空调房中，神定气闲地呷呷咖啡，听着音乐干干工作，不会有出汗的机会，如果要出汗的话，那也在健身房，高尔夫球场这些场所。对于金领而言，那就更不必说了。
既然许多人还那么看重以衣识人，就会演变成另一个极端，有些骗子往往是衣冠楚楚，却做着龌龊的勾当。一个人越相信美丽外表，越看重服装打扮的人，其上当受骗的几率越大。前几年有西装革履，皮鞋贼亮冒充归国华侨、冒充厂长、经理骗才、骗色的事，到现在还有冒充军人进行招兵、入学的事，如果读者有兴趣，只要留意一下社会类新闻，总会发现这方面的报道，真应了那句老话：“有卖当的就有上当的。”这些上当受骗者，与其说是被衣服所迷惑，倒不如说被自己的贪婪心、虚荣心所迷惑，并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以袜识人
有人把婚姻比做穿鞋子，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婚姻幸福不幸福，只有当事人知道。我想袜子是最有资格和最先知道鞋合不合脚的吧。“灶不好费炭，老婆不好费汉”，鞋不好费袜子是肯定的。
以貌识人、以衣识人带有很大的不可靠性，因为一个人即使再无钱，再落魄，倾其全力购置一些应时的服装，还是可以做到的，现代美容业的技术进步，已经初步能做到“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要求。这也大大增加了容易看走眼，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风险。外国人一般不会以衣评价人。一个人着什么服饰、怎样打扮，都不大构成对你身份地位的猜想，也不大可能对号入座。他们更趋于务实，以车识人，以居住地识人，能驾乘奔弛、劳斯来斯、林肯、卡迪拉克车的，居住在富人区的，绝对是有钱的主。
有人以袜识人，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企业都必须在产品或服务的细节上精益求精，这样才能赢得最大化的顾客群和市场。以袜识人符合这个规律。一个人可以西装革履，浑身上下都是名牌，但对处在身体最底层，装在鞋子中的袜子未必有衣服那么重视。有些人可以把法国香水喷得满身馥郁，奇香无比，但脱鞋却是怪味连连，令人掩鼻，至少说明是个不太追求细节的人。国人许多行为，表面一套，实际一套，许多东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就以国人对待卫生清洁的事来说，家中可以打扫得一尘不染，却把垃圾随手从窗户中往外一扔，外边环境再龌龊，那是可以不必管的，或者关起门来，可以与大伙脸不红、心不跳地大发“有些人公共道德就是差”的高论，把刚扔过的垃圾忘得干干净净。恋爱中的男女可以为对方买上上千枝玫瑰，甜言蜜语、山盟海誓的话可以说一箩筐，可以为你织围脖、毛衣，为你洗衣服，这有可能是表面现象，但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为对方洗洗袜子，接受了你的优点、缺点，哪怕是天下第一臭脚，这才是真正的有戏。
“一钱斩吏”不宜提倡
《鹤林玉露》一书记载：一日崇阳县令巧遇一库吏从库房中走出，发现其鬓旁的巾子下藏着一文钱，问明情况后要杖责这名库吏。库吏感到委屈而喊冤道：“一钱何足道！你能打我，还能杀我吗？”县令听罢，勃然挥毫写成：“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遂拔剑怒斩小吏其首。
封建社会中，此则故事被当做吏治的正面教材在不时地被传播、颂扬；在反腐倡廉的今天，此则故事又被屡屡拿来用做防微杜渐，从一钱一物，从小事做起的范例来大加推崇。笔者以为“一钱斩吏”故事的反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此思想不宜提倡，理由有三：
库吏罪不该死。崇阳县令发现库吏从库房中走出，其鬓旁的巾子下藏着一文钱，问明情况后要杖责这名库吏。理由是充分的，措施、处罚是适当的。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事情就走向了极端。因为，库吏的申诉中尽管有“一文钱何足道”的错误论断和挑衅语调，但不一定就会推出崇阳县令“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的论断，就要产生“一钱斩吏”的行为。崇阳县令凭主观臆断和推想，以想当然的理由将库吏斩杀。整个过程看起来倒像是个人情绪的极端宣泄和封建官吏口中带法，感情用事，妄戮人命的真实写照。
人为扩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符合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县令“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的推论在主观上是成立的，但并不能说此件事的发生就是必然。如果经查实，库吏确已累计“贪污”达到“一千”的后果，按律量刑斩首另当别论。可故事并非这样。现实中鸡生蛋、蛋生鸡的理论是成立的，但凭一枚损坏的鸡蛋而索要一座现代化的鸡场则是荒谬的。在此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