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相楚，明法审令”。明法，就是制定法律并将它公之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据说，吴起以李悝《法经》为蓝本，制定颁布了统一的成文法。“明法审令”，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清楚地了解国家法令，从而使法令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审令”是审核以往法令，不适用者废除，保留其适用的部分。
（二）“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封君是指贵族受封一定面积的土地，子孙世代相传，享其爵，受其禄。这种世禄制度，不但阻塞人才晋升之路，而且他们根深势大，因而造成“上逼主而下虐民”的政局。他们占据大量肥沃的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吴起认为楚国“封君太众”是使国家贫弱的症结，于是提出革除封君的世官世禄制，取消旧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
吴起为了打散旧贵族的势力，还实行“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徙豪民政策。吴起对楚悼王说，楚国地多民少，现在楚国却是把人集中在地少人多的地区，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这种现象应纠正。解决的办法是将贵族迁到边地人少地多的地区去，充实边地。这既可以开发边地，又可打散贵族势力。这一法令，不仅对于边远地区的开发、生产的发展、增强楚国的经济实力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削弱和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使之脱离其盘根错节的故地，亦是一项有力的措施。这种措施自秦汉以来，遂成为历代皇帝用来打击豪强旧贵族的一种有力手段。
（三）限制大臣的权力
吴起认为楚国的大臣权太重，是楚国国力弱的原因之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吴起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要求楚国官吏“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都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家效力，就不至于使大臣的权太重而左右国政。二是“塞私门之请”。吴起杜塞私门请托，使官场中不能用此手段结私党，不能形成一股与国家政权对抗的势力集团。
（四）裁汰冗官，抚养“选练之士”
吴起在改革中实行“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枝官”即是无用的官，只吃俸禄而无事可办的官吏。“选练之士”即是战斗力强的武士。《史记？吴起列传》说他“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将精简机构省下的财物，供养军队，增强楚国的军事力量。
（五）鼓励垦荒
吴起继承发扬了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民众大量开垦荒地，开出来的土地一律归个人占有。
（六）控制舆论
《战国策？秦策三》记蔡泽语说吴起在楚国“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史记？吴起列传》也说，吴起“破驰说之言从（纵）横者”。战国时的纵横家，并不设计和实施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措施，而是谋划政治外交的游说之士。纵横家的投机和飘移不定性，会动摇改革措施的实行，所以，吴起和其他改革家一样，都要禁止纵横家的活动，不准他们对改革说三道四，动摇国君和官民对改革的信心。
四、吴起变法之评析
吴起改革在楚国“行之期年”，效果十分显著，楚“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正在吴起的变法如日中天的时候，楚悼王死了。
吴起在变法中，打击了旧贵族，被迁往边地的贵族“皆甚苦之”。楚悼王死后，他们借送葬的机会，杀掉吴起。
吴起被杀，他在楚国推行的改革也就夭折了。不过，吴起变法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吴起变法是战国时代中继李悝变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吴起的变法可以说成是李悝变法的继续和发展。在整个战国变法运动中，就其改革的范围、规模和深度而言，唯有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此后的商鞅变法，具有典型的意义，远非其他四国的社会改革（赵国的公仲连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所可以与之相比拟的。
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被认为是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社会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次，由此奠定了秦国对东方六国胜利的基础。但它更大的意义并非“强国”，而是那些“非预结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
一、商鞅之前的秦国
秦国的兴起，似乎可归之为偶然。
周幽王时，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以兵救之。周幽王被杀后，秦襄公参与拥戴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
由于护驾有功，秦襄公被封为诸侯，成为秦国列为诸侯的第一代君主。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将镐京等“沦陷区”交给秦襄公，承诺说如果能攻克犬戎，这块土地就分封给他。秦襄公后来平定了犬戎，原西周王畿的西半不再为周天子实际拥有。
由于获得了原属于周人的岐以西之地，秦国的发展获得了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秦人又日渐吸收了周人先进的农耕技术，经过数百年的艰辛经营，到秦穆公时，秦国的农业经济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周边诸国了。
秦穆公意欲插手中原，便与晋结下“秦晋之好”，先后拥立晋惠公、晋文公来安定晋国的混乱局面。然而，晋文公反借秦之力而强大晋国、称霸中原。崤之战中，秦军主力全军阵亡，秦穆公染指中原的计划破产。
秦穆公调整战略，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史称“称霸西戎”。
公元前424年，公子连出生，即是后来的秦献公。然而，其父秦灵公死后，公子连的君位被他的叔叔秦简公抢去了。10岁的公子连为防不测，逃到东边的邻国魏国，开始了长达29年的流亡生涯。
魏国当时是中原各国中的超级强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变法，国力强盛，奠定了此后魏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而此时的秦国国力疲弱，政权不稳，国君的废立经常是由几个庶长说了算。
公元前385年，公子连回国即位，是为秦献公。秦献公当政之后，仿效魏国的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推行“初租禾”。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产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农夫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秦国的初租禾在东部边防地区推行得比较顺利，在封建贵族聚集的以雍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则受到抵制。秦献公把都城迁到东部的栎阳，就是要得到在那里占优势的新兴农夫集团的支持，而对西部的封建贵族则没有硬性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为了稳定农夫和贵族两大集团，秦献公采用了折中的办法。
而“为户籍相伍”，是把户籍重新组织。这一编制的意义在于取消了“国”和“野”的界限，凡秦国统治下的人民一律被编入“伍”。把原来居住于城邦郊外的“野人”，与邑内的“国人”混同编组、纳入户籍，等于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野人”的身份地位，和“国人”同等。
秦献公还积极推广县制。秦国的县制，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一开始，秦国所置的“县”是带有军事性质、于新取得土地或边陲区域设立。战国时期，随着领土的扩大，秦国不断增置“县”级行政组织。
而公元前374年在首都栎阳的设县，意义更显重大。此举说明，地方行政组织也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统一以后为郡县制），作了进一步准备。
这些措施，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完成不少前置作业。秦献公的改革目的，是想要达到秦国于秦缪公时期的强盛国势。秦献公的改革，虽有其成效，但秦国相较于当时的关东诸侯国，仍位处劣势。秦孝公富强秦国的愿望亦相同于秦献公，因此，秦孝公即位后，下令国中曰：
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赐伯，诸侯毕贺，甚光美……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使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上述文字所说的，就是商鞅入秦前，秦国的概略情形。
二、商鞅变法内容举要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卫国国君之妾所生。因他是卫国人，又名卫鞅，后被封于商，故名商鞅。
商鞅深受李悝、吴起等人的思想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刑名”之学（即“刑名法术之学”。其中，“刑”指刑罚、刑法，“名”指循名则实，赏罚分明。“法术”是指古代君王实行统治的策略、手段），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时，又得以学习和研究李悝的《法经》。
公叔痤病危时，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继任魏相，并建议，若不用商鞅就杀之，决不能让其离开魏国，否则将会误魏江山。魏王把此话当成他病重的呓语，未予采纳。
公叔痤死后，商鞅西入秦国，投到秦孝公亲信景监门下，并通过景监的引荐，得以求见秦孝公。第一、二次见到秦孝公时，以帝业和王业的思想游说，都未被采纳。第三次以霸道说秦孝公，很投合其心意，两人“数日语不厌”，于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商鞅继承了李悝的变法思想，并发扬光大。《唐律疏义》云：“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唐六典注》云：“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法，造三族之诛，加车裂镬烹之刑。”
商鞅的主要变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
制定二十级爵。制定二十级爵的做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