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漠北大队自打公社化以后打粮食最多的一年，用漠北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袁革的话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漠北大队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粮食大丰收。粮食是收了也是空前的，至于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那就两说了。漠北大队尽管如我前面所说的有两只翅膀的两条腿的弹的弹掰的掰，把青粮食祸害够呛，但终归还是剩的多。
大约又过了二十多年，一位小个子巨人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人们的心里才像“忽喇”一下子打开两扇门，伟人就是伟人，这话说得又真实又有力量而且一下子就说到人们的心坎里。那种美好的滋味漠北大队的人们当时就体味到了。漠北大队满场院的粮食垛，金黄的玉米棒子一穗一穗地摆放得有一人来高，像一条条金黄色的巨蟒趴伏在场院的中心，一堆堆的红高粱头堆放在场院的西侧像一座座红彤彤的小山，沉甸甸的谷穗拽着谷个子堆得摇摇欲坠。这一年最亮眼的是连黄豆秸子都拉进场院垛成一个大垛的黄豆垛。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没等打完场，漠北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胸脯就已经挺起来了。上四外村子串门走亲戚时，漠北大队的人们说话的声音比早先都高了两度，外大队的人说漠北大队的人时说：“看把他们胀包的，好像谁家都开两个烧锅似的。”西辽河流域的人管人过分的得意要么说他是扬风扎冒，要么就说他胀包，大致都是这么个意思。
赵大嚷嚷在社员大会上说：“男女老少社员都给我下场院干活，打棒子的打棒子，掐谷子的掐谷子，套上马拉碌碡压高粱穗的压高粱穗，都给我干起来，一人一天记十分工补一斤粮食。”“哇！”地一声，漠北大队的会场头一回像开了锅似地沸腾起来。
过了许多年后当我和我的同龄人一起说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的广大农民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时，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天天都能填饱肚子”。再奢侈一点的就是每年都有一身单衣服一身棉衣服。大概到了七十年代末生活富裕一点的家庭才提出缝纫机、收音机和挂钟的需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有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的概念。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电视机、电冰箱、有线电话新三大件的说法。
我记得都到一九七七年了，漠北公社供销合作社拨来两块手表，我的一位亲戚在供销社当一个小头头，他把这消息偷偷地告诉己经当了民办教师的我。我问多少钱，他说：“九十八元，是天津产的东风表磨钢的。”我亲戚告诉我实际是给我留了一个后门走，我当时一听价钱还是吓了一跳，于是回家告诉妈，妈叹了口气说：“你爹一辈子就想要块怀表都没买成，你倒想起买手表了，行，今年咱们家过年不做新衣服把手表买回来，甭让人家小瞧了咱们。”就这样，在我妈做出我们家最重大的经济决策后，我的手腕上戴上我生平的第一块手表，一块掩在衣袖里轻易不让别人看见的手表。那时候漠北人把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必需品都当作一种奢侈和一种显示用漠北话说就是显摆。我记得当时漠北人有一句顺口溜叫“镶金牙裂大嘴，穿皮鞋高抬腿，戴上手表腕子美”。漠北人似乎觉得饱暖之外所有用品的意义不是为了生活与生存，而是为了显示或显摆。
庄稼人盼着多打粮食，粮食多了口粮分得多，劳动日的钱也多，儿子也好说媳妇，闺女的身价也会高起来，所以漠北大队的人们打庄稼一进场院就有了喜兴劲儿。
可这时漠北人民公社大当家的袁革书记正在坐蜡。全公社八个大队四个减产，两个将将巴巴与去年持平，只有漠北大队和丁家窝铺大队增产，尤其是漠北大队增产的幅度还比较大，成了辽河县产粮最多增产最多的一个大队。袁革书记连襟那个大队在决算时，据说把碾道里的碾子、碾盘都作了价顶了收入，全大队一个劳动日才值两角五分钱，最好的人家干了一年在队里才存一百多元钱，大多数人家干了一年一家才分几十元钱，有的人家把口粮款一扣干了一年还欠大队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袁革书记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香臭，什么味儿都有。他偏着向着捧着的大队粮食产量一个也没上，而且到了交公购粮的关键时刻，他们各个克着抠着谁都想少交点。只有漠北大队和丁家窝铺两个大队硬逼着超额完成了公购粮的任务。尽管袁革书记亲自去那六个大队几乎是一斤一斤往外抠，最后全公社照县里下达的公购粮任务还差一万斤，这在那时候可是个天大的数字。
袁革书记两只胳膊肘拄在办公桌上，两只手托着下巴，两只眼睛眯缝着，他穷思苦想地有一个时辰了，没办法还得去找赵大嚷嚷。
这一段时间和赵大嚷嚷的接触中不知为什么，打心眼里觉得和他有些格格不入，心里还有些发怵，就好像赵大嚷嚷身上有一种什么力量挡在他和他之间。这次公社完不成公购粮任务，他心里多少次地想找赵大嚷嚷又多少次地打了退堂鼓。现在县粮食局那个新造反上来的是叫局长还是叫主任的更不客气，早晨的电话里明确对他说，交够交不够公购粮是他袁革书记的路线问题立场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袁革书记拧拧着鼻子死逼梁山也得去漠北大队去找赵大嚷嚷。
秋末冬初的西辽河，河水静静地涌流着，天气凉了，好像水分子的密度大了，河水的流速也减慢了许多。袁革书记带着公社的秘书和农业助理一人骑一匹马就奔了漠北大队。他们三个人虽然也都是西辽河边长大的，但西辽河的河道常要发生一些变化，特别到初冬河水冰冻之前要拉清沟，河底有些地方会突然变深。他们三人骑着马从人们常走的道上下了河。开始还好，马踏清波马蹄子带起一溜的水花，三个人骑在马上觉得还很惬意，天虽然冷了点，但河两岸落光了叶子的杨树林河滩上枯黄的水草映衬着一条碧玉带般的西辽河有着一种单调的美。袁革书记深深地吸了一口清爽的空气，这空气好像把五脏六腑都洗了个遍，觉得凉凉的。三个人骑着马该蹚大流了，就是主河道，河水一下子深了许多，开始水到马肚皮时把脚抬一抬还可以，但河水越来越深三个人就是把腿蜷了起来，也还是无济于事。那个公社秘书一马当先带头进了一个流沙坑，另两匹马也跟着就进去了，河水一下子就淹到了马背，马都得仰着头防止呛了水。袁革书记三个人可就惨了，无一幸免地把鞋和裤子都让河水洇湿了。马在河水中拚力地跋涉着，后腿留下河水的漩涡，迎水的一侧隆起一道水波。几十米宽的河水，他们一直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蹚过去。上了河岸，三个人冻得直打哆嗦打马紧往漠北大队跑。
赵大嚷嚷领着木匠刘三还有大队的会计、保管正在大队等着，他是昨天晚上才到家的，一路上刘三把公社这一阵子上缴公粮和购粮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也把袁革书记上别的大队鸡飞狗跳地催交公购粮的情况都说给了赵大嚷嚷听，赵大嚷嚷心中也就有数了。
看见袁革书记几个人让河水湿了半身的狼狈相，赵大嚷嚷马上让刘三他们赶紧端几筐玉米穰，漠北人叫棒子穰，浇上柴油点起火来，让袁革他们几个站在火堆旁烘烤。袁革几个人上牙下牙随着浑身筛糠似地哆嗦打得“嘎嘎”响，全身呼呼地冒着水汽，正面烤完再转过身烤背面，烤了一个多时辰才算缓过点劲来。这时候赵大嚷嚷把鲁富贵给他的两瓶五十四度的辽河大曲，用吃饭的大瓷碗给他们分了，一人一碗边烤着火边喝着酒，一会儿的工夫袁革书记他们几个里外就都热了上来，身子也不抖了，上牙下牙也老实了。袁革书记也倒出嘴来说话了。
袁革说：“赵主任，我们这次来还是为公购粮的事来的。”
赵大嚷嚷装聋作傻地问：“公购粮咋的，我们漠北大队不都交超了吗？会计你过来把咱们每次交公购粮的数，总共该交多少实交多少给袁书记汇报一遍。”会计、保管就端着账本走了过来。
袁革书记摆摆手说：“不用念了，我知道你们公购粮都完成任务了，还超额了五千斤。”赵大嚷嚷说：“那公购粮还有我们啥事？都开始商量返销粮的事了？”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对公购粮完成较好的大队，到收购工作结束时国家要拿出一些粮食奖励叫返销粮。袁革书记的眼珠转了几转说：“你们交是交了，奖励的事下一步再说，现在县里知道你们黄豆收成了，跟你们要两万斤黄豆。”赵大嚷嚷说：“那点黄豆早就有指向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去河北省借粮当时就把黄豆质给人家了。”袁革书记说：“这事我知道，你就不会还他们棒子少给点黄豆嘛。”
赵大嚷嚷立时就火了，大声嚷嚷道：“你袁书记也忒熊人了，操******，我要少给靠山屯一粒黄豆我还是人吗？我那时候一句话答应出去就是吐出的一颗钉落在地上，就得算数！我******下生时老娘婆摸一把那叫小子，要是说话办事翻棰掉打地往后咋出去办事！”
袁革这人做人处事就是不仗义缺点厚道，你刚烤热了身子喝完了人家的酒回过头来就打人家的主意也忒不地道了。他心里那点小九九他一张口就让赵大嚷嚷给看出来了，漠北的俗话说，你一撅尾巴就知道你要拉几个粪蛋儿，你公社公购粮任务还差一万斤玉米，县里不会要黄豆，你袁革跟我要两万斤黄豆你又超了斤数又换了粮食的品种，县里也自然乐不得地要黄豆，好人都让你当了，你******狼藏狈掖地想糊弄我老赵你还嫩点。
于是赵大嚷嚷接着嚷：“操，咋的？你这叫鞭打快牛，没有你这么干的。我老赵哪点对不住你袁书记？于家窝铺，你做瘪子，我老赵给你解了，交公购粮我一开始就给你多交着，你刚在我屋里烤热乎了，刚撂下我的酒碗就打我的主意，你明明知道我那点豆子答应出去了，你还跟我要豆子，操，为人做事还讲点哥们儿情义不？袁书记你不能是属骆驼****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赵大嚷嚷这后一句话是漠北人在人格人品上骂人很重的一句。公骆驼的生殖器不与母骆驼****时朝后长着，只有****时才朝前伸去。这是骂那种用着别人时热脸逢迎，不用别人时冷眼相待的小人。
袁革书记哪儿疼，赵大嚷嚷就往哪儿捅，你还别说，袁革还真就吃这一套。漠北人讥讽那些为人做事发贱的人，是像毛驴一样牵着不走打倒退，什么事你好模好样地跟他商量怎么说都不行，你非得连损带挖苦甚至连骂带地整一顿他就咋说咋是了。
袁革书记见赵大嚷嚷变了脸立时就熊了下来，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哥们儿，咋的啦，我也没说啥过分的话还犯这么急头白脸的？啥都好商量嘛，我来就是跟你商量来的，咱哥俩一向配合不错，这咋还说急就急了呢，咱哥俩还犯这样吗？”
木匠刘三这时候插话说：“袁书记，不是我们赵主任跟你急，他最近心情不好，你也知道，别人家的人上他们家炕上鼓捣事让他弟弟打了，本来是捉奸拿双的事，反倒是让县群专把他弟弟给抓了这么多天，这事要是你我摊上八成比他还急！”
袁革书记一拍大腿说：“你看我这记性，我咋就把个事给忘了呢，昨儿个县群专来电话说了，让曹树林家带上钱去县医院算住院费，然后把他整回来，闹了半天他是个双开除的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他排老四，这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过去咱们就没看透他的阶级本质，结果他自我爆炸了，把他整回来后交给你们大队，要严格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赵老蔫的事县群专让咱们公社拿意见，咱哥俩你兄弟的事就是我兄弟的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上县里去把他领回来。”
形势急转直下，像四川人演的变脸戏一样，突然间在场的人们脸上都露出了笑模样，情绪好起来，事情自然也就好办了。赵大嚷嚷和会计保管还有木匠刘三掰着手指头算了一阵子决定再卖一万斤玉米，帮助袁革书记完成漠北公社公购粮任务。这一万斤玉米他原打算过年春天春耕、耪地时要给社员发的补助粮，他只好另外再想法掂兑了，不过他心里还有个账，他再卖一万斤，国家下一步给的返销粮不会少于五千斤，他实际只损失了五千斤。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回了一趟漠北村，我看见家家户户满仓满囤的粮食，看到孙大裤裆他们正为卖不了粮犯愁，我真可怜当时的袁革书记。为了一万斤粮食，一位正科级的公社也就是后来的乡或镇的书记竟然低声下气地求一位大队主任，也就是后来的村长，真会让今天的人们大惑不解。今天像他这一级官员筹集几十万上百万斤粮食大概都不费吹灰之力吧。
赵大嚷嚷又答应卖一万斤玉米，袁革书记甭提有多高兴了，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大姆指举在赵大嚷嚷鼻子下连连说道：“不怪人家说你爷们，你是爷们，就冲你做这事，你真爷们儿。”他在漠北大队连午饭都不吃急着赶回公社，他肚子里刚才在火堆旁喝下的那一大瓷碗酒加上乐呵也就饱了。赵大嚷嚷看袁革执意要走，就让木匠刘三送他们过河。刘三领着袁革他们在他们来时过河的地方又往上走了半里路，那里河水平缓，最深的地方水面也就刚搭马肚皮，袁革书记一行顺顺当当地过了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