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论是天文学家根据地球自转速度在缓慢减速这一规律推断出的。后来，古生物学家根据珊瑚外壳上的“年轮”，证实了这一推断的正确性。根据这一规律推知：在地球形成之初，一天约为4小时；30亿年前，一天约为10至11小时；13亿年前，一天只有18小时左右；5亿年前，一天约有21小时；2亿年前，一天是23小时；6000万年前，一天约为23．7小时；而现在，一天是24小时。
如果地球自转仍然均匀减速，那么，2亿年以后，一天将会有25个小时，10亿年以后，一天就会有30多个小时；在更加遥远的将来，一天的时间会变得更长，到那时，真可谓是“度日如年”了！
中秋之夜月亮分外明吗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就把农历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有许多人认为中秋节晚上的月亮比一年中其他时候的月亮要亮一些。在一些歌词中也有体现，如：“十五的月亮亮又圆”等等。但是从现代天文学角度来看，中秋节的月亮并不比一年里其他时候的望月更亮。月球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转的，因此，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中秋佳节时，月亮常常不在离地球最近处，自然不一定比其他月份的望月亮了。
从满月到满月，平均要经过29天12小时44分钟，这叫做一个朔望月，朔规定在每月的初一，“朔”以后平均经过14天18小时22分钟才是“望”。所以只有当“朔”发生在初一清晨时，“望”才会发生在十五晚上，但这十分罕见。多数情况是望月不在十五晚上，而在十六晚上。朔望月的长短可以比平均值多或少6小时，因此有时“望”会延迟到十七日凌晨才发生。所以，中秋节晚上的月亮往往没有下一天的月亮圆和亮。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秋节晚上的月亮分外明，是由于主观感觉和多年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造成的，另外还和季节有关，春天天气较冷，人们不习惯户外观赏月亮；夏天月亮较低，月光较少，不适合观赏月亮；冬天天气寒冷，什么人会喜欢出外观赏月亮呢？秋天不冷不热，秋高气爽，月亮自然成为观赏的对象了，人们也自然就有“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个说法了。
六十花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
以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相配合，排列起来，天干在上，地支在下，天干由甲起地支由子起，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阳干不配阴支，阴干不配阳支），共有60个组合，叫做“六十花甲”。我国以六十花甲循环纪年月日时，由来已久，尤以纪年为普遍，例如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之句，壬戌即指壬戌年而言。以六十花甲纪数，较之以数目字来记数，不易错误，例如先师孔子庭辰之干支为庚子，或以为系阴历八月二十一日，或以为系八月二十七日，或以为系八月二十八日，颇有争论，嗣因在载籍上赖有年月日干支之可考，始得由考正。兹将六十花甲排列如下：
以六十花甲纪年，六十年循环一次，3个60年共180年，循环3个甲子，名之曰“上元甲子”、“中元甲子”、“下元甲子”。
民风民俗
“正”字记票的由来
小型投票选举统计票数时，写票人总是用“正”字来记票数。这种习俗是怎么来的呢？它缘于上海旧戏院统计观众的方法。
那时的戏院，都称为茶园，如上海有丹桂园、天仙园等。这种戏院，舞台是方型的，楼上的座位叫花楼，左右为包厢，大多是达官富人预先包下的。楼下为正厅，设八仙桌，可品茶饮酒。后座是长凳排列的，票价最低廉。楼上、楼下都有大水牌，牌上写着一行行“正”字。因为当时戏院无戏票，是由一些“案目”（相当于现在的服务人员）站在戏院门口招徕看客，领他们入座。每领来5人，司事就在水牌上写一个“正”字，并注明某案目的名字。这样记数，十分简便，算账也很清楚。后来有了戏票，这种办法自然废除了。但以后小型投票记数借用了这种方法，在应用计算机前，一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简便方法。
重阳赏菊始于谁
赏菊自古以来便与文人雅士有关。屈原有诗云“餐秋菊之落英”，三国魏文帝曹丕（也是文学家）在给他的部下的一封信里就谈到“九月九日，草木遍枯，而菊芬然独秀，今奉一束……”但是，民间传说重阳节赏菊习俗始于东晋陶渊明。
陶渊明一生酷爱菊花，以菊为伴，号称“菊友”，是“菊迷”，深得菊之佳趣，被人们奉为“九月花神”。他一生性格正直，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后过着田园生活，专门辟了个大菊花园。每日从田间回来，他便到菊园浇水、培土、捉虫，把心血灌注在菊花上，种菊成了他最大的嗜好。
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曾记述：“有一年过重阳节，陶渊明没有酒喝，便‘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陶渊明种菊既食用又观赏。每逢秋日，当菊花盛开的时候，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友，常到他家作客赏菊。他就摊煎饼、烧菊茶款待亲朋，大家走时采菊相送，“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迎东方朋”。来赏菊的人们川流不息，常使他不能按时去田园耕作。他常想，要是能让菊花一日开客人一开来，那该多好啊！后来，他灌园浇菊时，自语祝愿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说来奇怪，到九月九日那天，含苞欲放的菊花真的争奇斗艳地一齐盛开了，客人们也都在那天来了。亲朋诗友笑逐颜开，望着五彩缤纷、芳香四溢的满园菊花，吟诗作赋，都夸菊有情，不负陶公心。亲朋好友相约，年年重阳一日来赏菊，重阳赏菊的习惯便由此而形成，流传至今。崇红心理剖析古今中国有一种崇尚红色的民族心理。传说中的神农氏被称为炎帝，炎与红色有关。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显然老夫子讨厌紫色，喜欢红色。楚文化是一种崇红的文化，刘邦依楚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此后汉家人马尽崇红色，红色被作为权贵的象征。有大功的诸侯住朱门，坐朱轩，穿朱衣，再后来朱红是朝廷命官服色，通常是三品以上方可服朱。低层的人则只能穿青衫，平民又称白丁，以示与穿朱衣的人有高低之分。
不仅如此，下层人民也崇尚红色。西汉有赤眉军，金中期有红袄军，元末有红巾军，义和团有妙龄少女身穿红衣的“红灯照”。老百姓有了喜事，要用红色来装饰，新娘要穿红衣，新郎佩带红花。一个人走了运，人们称为走了“红运”；某人受到重用，就被称为“红人”；影界和剧界极有作为与威望的人，谓之“红星”、“红角”；连女性出的汗被誉为“红汗”；民间赏喜钱，给压岁钱，分红利用的是“红包”。
颜色在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中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在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民心目中，红色热烈，象征着庄严、吉祥、喜庆、鲜艳，与“福”、“禄”、“进步”、“革命”等相联，因此十分崇尚红色。国人所喜的红色是与火相似的正红，在古人看来这才是五行中的正色。
龙袍的奥秘
中国帝王服装绣织龙的图案，迄今为止已有近三千年历史。早在周代，就出现了龙头朝上的“升龙”和龙头朝下的“降龙”衣服。不过这时龙是绣在衣上，因而这种衣服不叫龙袍，而称“龙衣”。秦汉以后，帝王平日虽穿的是上下相连的袍衫，可上面并无龙纹，仅用黄色作为标识。直到元明时期，才出现了龙纹。将“龙袍”作为一种专用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并列入冠服制度，是清代的事情。清代龙袍的颜色以明黄为主，袍上绣有金龙和彩云，龙云之间，还分布着“十二章”图纹。按清代礼仪，皇帝的龙袍属于一种“吉服”，只能在一般的庆典活动时穿。遇有重大朝会，皇帝不是穿龙袍，而是穿比龙袍更高一等的朝服。据史籍记载，当时的龙袍皆绣有9条龙，然实物及图像上往往只能见到8条龙，即胸前、背后各一，前后膝盖处各二，左右两肩各一。看来似缺一条。有人说，这条龙就是皇帝自己。其实，这条龙是被绣在一般不易被看见的里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皇帝是“九五之尊”，必须绣9条龙，但9又是一个奇数，在服装上很难做到均衡对称，所以将一条龙绣在里襟。这样，每件龙袍的龙纹仍为9条，而在正面或背面看时，所见又都是5条（两肩之龙前后都能看到）与“九五”之数正相符合。麻将牌探源据《辞海》所注：麻将牌是由明代的马吊牌演变而成，马吊牌又是由唐代的叶子戏发展而来的。
叶子戏是唐代中叶产生的一种娱乐品，相传是唐代李合阝所制，发展到明代天启年间演变为马吊牌。马吊牌盛行于明末清初，并且这类纸牌于14世纪前后作为纸的媒介、印刷技术的先导传入欧洲。马吊牌在清代乾隆年间很流行，但这时它已受宣和牌及碰和牌的影响，变为默和牌。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提到了一种斗牌就是默和牌。它有文钱、索子、万贯三门，每门皆一至九共27色，又有么头三色，每色4张，共120张牌。默和牌又受一种称为花将牌的影响，加上了东、南、西、北四门风牌即形成了136张的麻将牌。在20年代初流入西方和日本，这时的麻将牌在西方很受欢迎。
“福”字倒贴的由来
春节，民间都愿在自家的门窗外倒贴个红“福”字，人们约定俗成，图个喜庆、吉利。
此俗传说起源于清代恭亲王府。那年正值春节前夕，大管家为讨主人欢心，按例写了几个斗大的“福”字，叫人贴于库房和王府大门上。有一家人因目不识丁，竟将大门上的“福”字贴倒了。为此，恭亲王福晋十分气恼，欲鞭罚惩戒。幸好大管家是个能说善辩之人，他怕福晋怪罪下来瓜葛自身，慌忙跪倒陈述：“奴才常听人说，恭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到（倒）了，乃吉庆之兆。”恭亲王福晋一听，觉得也合情理。心想：“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恭亲王府福到（倒）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没学问的奴才，还真想不出这种招式呢！”遂赏管家和家丁各50两银子。后来，倒贴“福”字之俗由达官府第传入陌巷人家，贴过后都愿过往行人或顽童们念叨几句：“福到了！福到了！”以图吉利。
死人盖蒙头布的由来
旧时丧俗，人死了脸上要用一块布遮盖，苏杭一带用的是红布，名叫“遮羞布”，北方一些地区用的是白布，称为“蒙头布”。东汉袁康撰《越绝书》记载：春秋末，公元前516年，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阖闾败，重伤而死。其子吴王夫差即位后，誓报父仇，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大败越兵，许越为属国。从此以后，夫差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连年穷兵黩武，重用奸臣，排斥忠良，纵情酒色，穷奢极欲。不听伍子胥劝告，开凿邗沟（今扬州至淮安间古运河），从海上攻齐，捷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又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伍子胥屡屡进谏，夫差充耳不闻。公元前484年，听信太宰伯喜否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杀。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认为良机已到，乘虚袭吴，夫差连连败退。其后10年，勾践大举攻吴，将夫差围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夫差求和不准，绝望之下自刭而死。死前含泪对人说：“我悔不该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死后也没脸去见他，请你们在我的脸上蒙上一块遮羞布吧”。
交杯酒的由来
我国民间的婚礼宴席上，有新郎、新娘互饮交杯酒的习俗。这一习俗源于先秦。《礼记·昏羲》载：新郎、新娘各执一爿一剖为二的瓢饮酒。其意是象征一对新人自此合二为一，夫妻间有相同的地位，婚后相亲相爱，百事和谐。到了唐代，除了沿用瓢作酒器外，亦可以杯替代。至宋代，新婚夫妇喝交杯酒时用的是两个酒杯，先饮一半后再换杯共饮，饮完后则将酒杯一正一反掷于床下，以示婚后百年合好。清末民初，交杯酒仪式已发展成为“合卺”、“交杯”、“攥金钱”三个部分。今婚仪中，“安杯于床下”之礼已革除，“攥金钱”则为“掷纸花”所代，惟“交杯酒”之礼仪仍实行。
“红盖头”的由来
过去举行婚礼时，人们往往看到新娘头上顶着一面别致的大红缎料，名之曰盖头。
盖头的出现，约在南北朝时的齐朝。当时是劳动妇女在劳动中避风御寒使用的。以后各族人民纷纷仿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盖头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时为民间遮风沙和御寒的实用物，仅仅只盖住头顶。到唐朝初期，便演变成一种从头披到肩的帷帽，用以遮羞。据传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为了标新立异，有意突破旧习，指令宫女以“透额罗”罩头，也就是妇女在唐初的帷帽上再盖一块薄纱遮住面额，作为一种装饰物。从后晋到元朝，盖头在民间流行不废，并成为新娘不可缺少的喜庆装饰。后来，发展到戏剧中青年男女举行婚礼时，新娘头上顶着盖头，成为传统剧目中服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制作质料和工艺也变得日益考究。
闹洞房的由来
这种风俗大约在汉代就有了。
《全后汉文》记了这样的一件事：汝南的张妙去杜士家，正逢杜家娶亲，酒宴后闹洞房。大概是杜士不顺从张妙的摆布，张便把杜捆了，系住双脚倒悬于梁上，不慎致杜于非命。这个故事说明，在汉代民间闹洞房已很普遍，并且习俗粗陋得很。现在，闹洞房已很少再有野蛮、淫邪的内容，而成为邻里亲朋向新婚夫妇表示祝贺的一种形式了。
另有一说，闹洞房的倡导者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说他登基之初，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一日在京都城郊出访时，看到一户人家为儿娶亲时，因家境贫寒雇不起吹打班子。就假扮吹打班头，召来军师苗先生及御乐班为民助兴贺喜。到了晚间，他想到今日乃五鬼之日，婚丧嫁娶皆为不利，深恐这家小户人家遭到不测，就借口与苗先生弈棋，留了下来，并趁新郎新娘向父母问安之时，移棋于花烛之下。时值三更，果见一恶鬼翻落院中。赵匡胤抄起一把笤帚追至门外，将恶鬼打倒在地，众人一看，原来是个戴假面具的强盗，平时专门打探盗窃新婚之家的喜财。赵匡胤回宫后，亲笔御书榜文，昭示天下：凡百姓嫁娶之期，务必享用鼓乐之仪，花烛之夜务邀亲朋厚友，喧闹通宵，以防不测。于是，民间始有闹洞房之习俗。
火车票的由来
铁路初创时期，旅客乘坐火车如同现在托运货物一样，需要填写一张“旅客路运单”，上有旅客姓名、座号、起讫站名、付款金额等项目。“运单”填毕，售票员还要另写一份付款收据。以后，进一步简化为凭付款收据乘车，但需加盖站长名章方有效。现在所通行的卡片式车票，是经过多次改进后才实行起来的。
我国清朝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所修建的铁路线，所用的车票式样、内容、颜色也不同。如京汉铁路（法国人修），头等车票为红色，二等为黄色，三等为蓝色；沪宁线（英国人修的）头等车票为黄色，二等为绿色，三等为红色，中东铁路（俄国人修的）头等为白色，二等为蓝色，三等为红色。旅客长途旅行，乘哪条线上的车要买哪条线上的票，守哪条线上的章程，给旅客带来诸多不便。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铁路收归国有，1921年元旦，政府才公布了全国铁路统一章程，统一了车票的内容、样式和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