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身处时弊提倡在家学佛论
清末民初以来，佛教一方面外迫于庙产兴学及反宗教迷信等运动，导致了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另一方面又内困于子孙传庙、经忏佛事等俗流，修学道风亦日益败坏，闲散懈怠及赖佛偷生竟成了普遍的现象。在这种内忧外扰的形势下，印光法师一面主张应严格剃度出家之拣择以正本清源，一面又鼓励广大信众应以居尘学道为适时利效之修学要则。
印光法师认为，佛教在近代的迅速衰败，虽与上述因素密切相关，但滥度和任意出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更为根本和深远。
1、佛法之衰，实基于此
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在当时高人林立，似乎有益。（《增广文钞卷一·与佛学报馆书》）
大清朝满洲族爱新觉罗氏兴起后，至太宗（皇太极）即位，始定国号曰“清”(公元1644--1911年)。传至世祖（福临，即顺治），入关，代明而有中国。自世祖至溥仪，凡九世十帝，共268年。
印祖谓：清初诸帝对于佛教尤为崇重；就是隐逸于林泉的高僧，多有蒙受帝主礼敬者，如：玉林、憨璞、木陈等禅师。古时要出家并不容易，必须经过考试及格，才得度为僧。如《佛祖统纪》五一载：唐中宗景龙初，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无滞者，度之使为僧。试经度僧，自此始。所谓“度牒”，是允许出家之公验。又名“祠部牒”，是因为从尚书省的祠部司批准的缘故。《隆兴编年通论》一六：“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者，自是而始。”
至清世祖顺治皇帝，乃罢除试僧，令民众得以随意出家。既然免除了度牒，出家人只要有戒牒，就可以到处云游，所谓“天下丛林饭似山，钵孟到处任君馔”。既然自由出家，不必考试，久之，难免“良莠不齐”，“龙蛇混杂”。印祖认为大清以来，佛教衰落，实由于此。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间，高僧辈出，佛法兴隆，看起来，顺治免除度牒，似有益于佛教。
而世宗以大权乘愿，建中立极。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制拣魔辩异录》，八卷四册，系吾友子任氏，乞食京师，于书肆中得之，送于杨仁山，令寄东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内。想其书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试一读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学识文章，当顿高十倍矣。呜呼盛哉！世宗实为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其君如此，则宰官僧侣，概可知矣。迨至高庙以后，哲人日希，愚夫日多。加以频经兵燹，则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增广文钞卷一·与佛学报馆书》）
世宗，即雍正帝。其著作，所谓“已入藏流通”者：谅即指“御选语录”，四十卷，龙藏自林字函至即字函。卍续藏第一一九册，作十九卷。
“拣魔辩异录”，在卍续藏第一一四册。扬州藏经院木刻本，前有印祖撰重刻序，此序见印祖文钞卷三：“拣魔辩异录重刻序”及“拣魔辩异录石印序”。欲知此录内容，读此二序可知。此从略。又、雍正七年，当颁行“大义觉迷录”。萧一山著“清史”云：“至于颁行大义觉迷录、拣魔辩异录，以帝王之尊，和秀才和尚作学术上的辩论，其精神、值得钦佩。”
雍正帝既喜研宗乘，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卷十三），帝自序云：“云栖法汇一书，皆正如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四类。
帝主张佛、道、儒三教并行；于佛教中，调和教、禅、净；于宗门中，说五家宗旨之一味──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辩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耳。
至于世间法，萧著清史云：“只有雍正帝懂得中国文化精义和孔子的中庸之道，所以他的政治是超乎寻常的。”又云：“他对于清朝的政治，关系甚大，如果没有他，康熙六十年培养的政绩，表现不出来；乾隆六十年的威权，发挥不出来。”可惜他在位不久，仅有十三年。寿五二八岁（据“清史稿”九、世宗本纪）。
“高庙”，指清高宗乾隆帝。自乾隆以后，至清末，一百余年间，佛教日渐衰落，僧团龙蛇混杂，且有德真修之出家人少，而“混饭”者多，“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
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从兹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虽不少，识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扬大教，普利众生耶？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须深谋远虑，随机设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时制宜之道，亦不可不及及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庶不致颠覆而不能够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倘诸君不乘时利见，吾恐此时震旦国中，已无佛法声迹矣。呜呼！险哉！佛法高深，非浅见所能窥。若欲深知，必须由教而入，次及禅宗，方可无弊。（《增广文钞卷一·与佛学报馆书》）
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所以不能够宏教利生。宏扬佛法，使佛法在时空中永远流传下去，必须在不违佛制的原则下，通权达变，因时制宜，才能成就。“必须由教而入”，这是印祖彻底悲心，示人学佛入门途径。
以上已把清代以来佛教衰落的原因道出。请再参阅后文“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更能了了。
若或稍有信心，无大志向。欲藉为僧之名，游手好闲，赖佛偷生。名为佛子，实是髡民。即令不造恶业，已是法之败种，国之废人。倘或破戒造业，贻辱佛教，纵令生逃国法，决定死堕地狱。于法于己，两无所益。如是则一尚不可，何况众多？（《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因此，印光法师提出，佛教之衰落表面上虽自清朝中叶开始，而其肇端实在清初顺治皇帝废除试僧制度时。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朝政府最终正式废除了包括试经在内的所有官方给牒制度，完全放弃了对剃度出家的行政管理措施，失去国家典制保护以后，从而使已很衰弱的僧团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僧众整体素质亦愈趋愈下，才是近代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故云：
世祖章皇帝不观时机，仰遵佛制，罢除试僧度牒，令其随意出家。在当时高人林立，实为有益。从乾隆以后，法道日微。加以（太平天国）屠戮僧侣，焚毁寺宇，****几乎停转。从兹哲人日希，典型日坠。鄙败无赖之徒，由不试僧之故，多皆混入其中。裨贩如来，造种种业。致令见浅之流，纷纷谤议，竟有逐僧毁寺等种种不法之举。虽事出无知妄作，总因僧界无人，解行俱缺，不能够以法化人之所致耳。（《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四·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一代了清师作》）
印祖还言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之际的佛教僧侣进一步颓废不振、鄙败无赖之徒混迹法门，加之儒士的诽谤乃至毁寺逐僧，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极点。并且提出“若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为训，决难收效”，以期否极泰来，与有识之士及诸上善人共同挽回世道人心。
世祖仰遵佛制，罢除试僧，及与度牒，令其随意出家。在当时高人林立，颇为有益。而佛法式微之兆，实基乎此。自后百有余年，尚复蔚然。嘉道以来，哲人日希，典型日坠。国家不事提倡，僧侣颓于奋发。加以咸同之际，兵灾绵联。前修既没，后昆无闻。以致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在家儒士，非具超格之知见者，莫不以佛法为赘疣，谓其无益于人国。而如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及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大经大法，以不研究，谁得而知？新学派出，妄以己意，肆其谤黩。遂至毁寺逐僧者，相继而起。近数年来，各界人士眼界大开。知佛法为世间唯一无二之道。不但不与一切哲学、科学、政治、法律相抵触，且能令彼一切哲学、科学、政治、法律，悉获实益。于是凡有志于亲见本来面目，及挽回世道人心者，莫不研究佛法，受三归以正三业，奉五戒而修十善。吃素念佛，戒杀放生。昔之嗤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今则伟人名士悉为之。于是各处皆设佛学研究会，佛经流通处。剥极则复，否极则泰。今之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极点。若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为训，决难收效。（《增广文钞卷四·广东高州佛学研究会缘起》，代何剑菁作）
2、提倡因果教育
印祖还论及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出因果之外。乃至一个家庭的兴衰，一个国家的治乱，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因为相信因果，就会战兢惕厉，甚至没有亲眼看到听到的，也会因为怕受恶报而去持守不犯，努力修持自己的德行。不相信因果，就会放僻邪侈，天命毫不畏惧，圣人的言辞也敢轻视侮辱，肆无忌惮。所以，书经上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世出世间一切法，均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者，谓为渺茫无稽。则成捨善因善果，取恶因恶果矣。以相信因果，则战兢惕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聿修厥德。不相信因果，则放僻邪侈，天命绝无畏惧，圣言敢于轻侮，而肆无忌惮。故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之兴衰，国之治乱，莫不因此而致。（《三编卷三·无锡佛教净业社第二期年刊序》)
印祖强调了佛教的神识不灭思想对于人改恶迁善的重要性，还进一步提出因果报应教育应该从子女幼小时着手启蒙教育。
世人不知因果，常谓人死后，则告了脱，无善恶果报，此为最误天下后世之邪见。须知人死之后，神识不灭。如人人能知神识不灭，则乐于为善。若不知神识不灭，则任意纵欲，杀父杀母，种种罪恶，由此而生。此种极恶逆之作为，皆断灭邪见所致之结果。人人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天下太平，人民安乐。……
且人之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三编·卷四·上海护国息灾****法语》）
印祖进一步强调了苦乐吉凶都是自己的罪福所感召的。不是从上天降下来的，也不是别人给予的。因此君子继承发扬先人的德业，不断挖掘和提升自己的品行，安于其职位和处境而依本分行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所以经上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以戒定慧，制服其心，让贪瞋痴念，无从生起，那么居心动念，所说所做，无非六度万行，利人济物之道，等到力极功纯的时候，福慧两足，则彻证自心，圆成佛道。
则苦乐吉凶，皆自己罪福所感，非从天降，亦非人与，是以君子聿修厥德，素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故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以戒定慧，制伏其心，俾贪瞋痴念，无从而起，其居心动念，所言所行，无非六度万行，利人济物之道，及其积极功纯，则福慧两足，彻证自心，以圆成佛道。（《增广卷四·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
3、现逢乱世，法弱魔强，在家修行好
印祖在回复郑慧洪居士的书信中说，言及现今世道衰颓，劝在家修学净土念佛法门，仰仗佛力，求生西方。
现今世道陵夷，在家修行好，出家反多障碍，切勿萌子女愿了出家之念。汝父于此劫浊之中，不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痴痴然，欲参禅明心见性。须知彼所参者非禅，乃文字知见，参到老，于禅了无所干。即令真得禅宗明心见性之实益，其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烦恼惑业未断，悟是悟，生死是生死。若谓明心见性，即无生死可得，此系门外汉，与狂禅者之所谬认者。然现时谁是明心见性之人？净土法门，全仗佛力，详看《嘉言录》、《文钞》，依之而行，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文钞续编卷上·复郑慧洪居士书》，民国二十二年）
印祖在回复杨树枝居士的书信中，为其安心在家学佛，详加分析，提出了在家学佛的便利条件，劝其在家。尤其是“以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如果出家难以偷安，乃至性命难保。
凡事当按自己之职分，以为计虑。明知其不可，而又常欲为之，岂非无事生事，徒扰心神，有何益乎？汝之所问，汝已知其不能够，何又问我，我岂能越理教汝乎？况今之学佛，甚为便利，不似昔年，非出家，遂难闻法修行也。现今邮政大通，在处之经，皆可请致，天下知识，均可请教，何必出家方能修行乎？须知今曰出家，反不若在家居士之有益。以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若处山林寂静之处，则小人竟为夺数升米、几件衣、几圆钱，而行打杀，其危险非古昔所有。即在城市，亦难免无人事往还。谁能一事不为，安受供养乎？（《文钞续编卷上·复杨树枝居士书二》，民国二十年）
鉴于乱世，多半俗人欺僧危机，印祖甚至明确提出一向不赞成人出家。
“光一向不赞成人出家，况今之乱世，多半都以俗欺僧乎。”（《印光文钞续编卷上·复杨树枝居士书四》民国二十年）
有鉴于清朝政府“试僧度牒”制度的彻底废除，私度滥度现象的日益泛滥，加之兵灾****，僧团整体素质急剧下降，“加以（太平天国）屠戮僧侣，焚毁寺宇，****几乎停转。”“遂至毁寺逐僧者，相继而起。”佛教的社会信誉和立足几乎到了濒临危绝的地步，“世道陵夷”“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若处山林寂静之处，则小人竟为夺数升米、几件衣、几圆钱，而行打杀，其危险非古昔所有。”印光大师因时制宜果断地提倡在家学佛的主张，重视和提倡因果教育，勤修三学，广行六度万行，利人济物。并特别开示学人“净土法门，全仗佛力，详看《嘉言录》、《文钞》，依之而行，决定可以往生西方。”“及其积极功纯，则福慧两足，彻证自心，以圆成佛道。”从此几则法语的学习，足见印光大师身处末法危境，勇于担当的智慧和匡复正法住世、广度众生的悲愿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