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艾青
艾青走了。他静静地卧在花丛之中，面对我们的，仍是那充盈着智慧的硕大的头颅，和由于出生的艰难而突起的额角。那常浮现在脸上的艾青的微笑已经消失，紧闭的口唇再也不会发出幽默的声音。他留下的是真正的宁静，由于大师的逝去而无法弥补的空寂与清冷。当我对着遗容深深地三鞠躬之后，泪眼迷离的我顿感眼前的一切都已模糊不清，眼泪的背后已没有了世界，只留下深深的哀痛和瞬间的虚无。
艾青的微笑是哪一天消失的呢？似乎有好几年了。当他跌了一跤，断臂后住进医院，此后他便断断续续地在病房进进出出。每次住院后我去看他，都感到那种萧索与落寞，其间虽有精神好转的时候，但面容已趋于平板，不言不语，似乎说话都没有了气力。看到他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一张小木桌横在胸前，用手抓食着儿童食品，并用手示意请客人食用的时候，我曾心酸地慨叹：再伟大的人物，也会有风烛残年的日子。
晚年的艾青是孤独且寂寞的。有时他一天一天地坐在写字台前，看那置于窗沿上的几尊雕塑，偶尔有了机缘，他会断续地说出关于雕塑的奇思异想。他渴望真正的朋友去看他，说他有几个朋友，死也打不散这样至情至性的话语；可他也厌恶应酬，当一批人一个一个地握他的手说着老话告别，后来的握手已经变成了推挡，并发出“嗷嗷”的声音，从他的眼睛里我已看出了愤怒。
还在前年，听说他又一次住院，我便去协和医院探望。在床边静静地坐了半小时，等候他醒来。看着老人花白稀疏的头发，瘦弱的四肢，只有肚腹臃肿地隆起，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及至艾老醒来，他握住了我的手，便一直没有放开，且抓得很紧，无言的我也只能以手的紧握表达尊敬与亲近。老人以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和我说：“常来看看我，等我好了，再去看你。”听着艾老这样的话，我感到了心灵的震颤；这是何等的孤独与寂寞才会说出的话啊。于是，在两只手长久的紧握之后，离开医院，见到艾老熟悉的人我便往医院轰，让艾老常常看到熟悉的面孔，会是一种安慰；虽然这时有人去看他，他也会装作不认识地说：“你是谁呀？”
我也常常在想，假如那个冬夜，如果有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在侧，有一台封闭良好的轿车，不只是高瑛大姐和一位保姆拼力抬着轮椅上的艾老，在深夜只能拦一辆车窗残破、八面透风的面的去医院导尿，艾老便不会得肺炎，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可命运如此，为此懊悔也无济于事了。在他八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因编辑部要退校样，早早便同徐刚赶到了艾宅，见到的却是高瑛大姐疲惫不堪、面带伤痛的神情和艾丹熬得红红的眼睛；并得知，刚入医院的艾老一口痰憋住，窒息了近十分钟，经千方百计抢救，电击四次，才缓缓有了跳动的心音。当时，我们和艾丹还说，大难不死，说不定还能恢复如昨，平平稳稳地再过几年的。可命运却是那么无情，在持续的昏睡期间，除偶尔睁开了眼睛，看一眼这最后的世界，他竟一直没有醒来，终在1996年5月5日淅沥的雨中，在凌晨逝去了。
今天，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今天，当艾青已与土地凝结为一体的时候，我想到了英国作家乔治·吉星的话：“我深愿每个国土都能钟爱它自己的诗人：因为诗人就是这些国土本身，是它的全部伟大与芳馨之所寄，是那里一切人们生死与共的不可言传的国宝。”是的，谁能说雨果不是法兰西的国宝，歌德不是德意志的国宝，普希金不是俄罗斯的国宝呢？且不必讲《荷马史诗》、《吠陀经》、《万叶集》、《诗经》这些伟大的诗歌对不同民族灵魂的塑造，这宗教、哲学的来源了。
说起来惭愧，我真正认真而系统地读艾青的诗，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听惯了直着嗓子喊，看惯了政治性、社会性的文字替代诗歌的所谓“诗”之后，惊喜地发现，原来中国的诗人也可以这样写诗。由于对艾青诗的喜爱与尊崇，我便常常与几个年轻朋友去看他。那时，诗人刚刚从新疆回到北京，暂住在北纬饭店，离我当时工作的单位诗刊社很近。初时见艾青的我是拘谨的，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看着他总是带着微笑的面容，谈吐的随意不拘，听着他机智幽默的话语，我的拘谨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记得当时也曾为艾青祝寿，诗刊社的一些同志齐聚在饭店他的下榻处，由荻帆用英文朗诵国外来的贺电，最后大家均在一张贺卡上签名留念，分食蛋糕。艾青在这期间写出了《在浪尖上》这首献给“四五运动”的诗，诗在上千人聚集的朗诵会上朗诵，曾引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获得极大的轰动。
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是艾青复出后诗如泉涌的几年，这些被后来收到《归来的歌》集中的篇什，如《光的赞歌》、《古罗马大斗技场》、《莱茵河流过的地方》、《鱼化石》、《盆景》等作品，刚发表的时候就引来纷纷的赞誉，读之令人爱不释手，其产量之丰，质量之高，在艾青的创作史上也并不多见。
1981年春天，我曾做了一件令艾青大为恼火的事。这一年2月我从《诗刊》调到《人民文学》任诗歌编辑，想到第一件事便是要发艾青的诗，于是，我便悄悄地从高瑛大姐处拿走了艾老未定稿的一组短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对此，艾青第一次和我发了脾气，令我十分懊悔。后来我知道，艾青的诗都是反复斟酌，择其优者拿出来发表的，有的作品和一些断章写的不理想便毁弃，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作为一个诗人，他在八十年代末便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十多年来，除了多年前在《诗刊》读到他发表的《我的思念是圆的》这最后一首短章外，我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新作。这正如他在八十年代末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所言：“写诗需要灵感，我现在没有灵感了，不写了。”这是一位真正诗人的选择，他没有糟蹋诗坛，更没有糟蹋自己，而这样不再写诗的艾青，却令人更加敬重。
与艾青交往多年，从北纬饭店，史家胡同、丰收胡同到东四十三条，他的居处是几个朋友常去打扰的地方，艾老和高瑛大姐也常常留我们吃饭。爱喝一杯加饭酒、爱吃烧得烂烂的烧肉的艾青，即使在住院的时候，有时也要和高瑛讲要请朋友吃饭。我们常称艾老为“老艾”，见了面几乎无话不谈，诉说着喜悦、欢快的艾青，经常面带微笑的艾青，有时也诉说着痛苦、忧伤与无奈，和难以言传的一切……
但他更多的时候是轻松、豁达的，像个大孩子。十多年前，艾青和高瑛大姐、徐刚一家，我一家和姜德明曾一起在兴城海滨住过一周，每日朝夕相处，颇为轻松、愉快。当时艾青住在二楼，看着他缓慢地费力蹬着楼梯，我则说：“咱们应当换换房间，可一楼没有洗澡间。”艾青却说：“我就不愿意洗澡，身上有泥土也不愿意洗。”说到这里，姜德明打趣说：“艾老身上的泥土都会长出诗来。”可艾青又说：“身上泥真能长出诗来就好了。”听着这样的话，我则想起艾老在广州的事情，一家饭店的经理请艾老题一首诗，艾老却挥笔写下“饭好吃，诗不好作”这样几个字。在我看来，这样的题词比装腔作势的诗行要好上百倍，同时，也说明了艾老对诗的敬重，他并不轻易写诗的。
在兴城海滨，艾老经常坐在二楼的窗前凝视海洋，让我想起此前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面向海洋》的长诗。是的，从戴着枷锁的时钟和芦笛，至覆雪的大堰河草盖的坟墓；从骆驼峰瘤上褐黄的沙尘、战马的蹄窝贮着的汪汪血水，到手推车唯一的轮子那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携带着叛乱的书籍和狂热画幅的诗人，曾以气流摩擦号角的铜皮，歌唱着：“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艾青是个以火发音的诗人，是太阳的歌者，那些既发射着光芒又蕴含着热力的诗行，曾给我以温暖和光明。而当时，他在海边望着日出，让我想起他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艾青说过，初到智利访问时，人家以为他是个商人，待他写出这首诗时，人们惊叹了。而陪同他在海边行走的聂鲁达，弯腰在海滨捡起一枚石子，用笔在石子上画了一只眼睛，送给了艾青。在诗人面前，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不仅石头能睁开眼睛，海豚能划破大海，甚至墨水都能够痛哭。
作为一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诗人，他去意大利访问，当地报纸竟将他的签名“艾青”两个拳头大的字印倒了，看来让人发笑。聂鲁达称他为“中国的诗坛泰斗”；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0年获奖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在他的名作《持续》的标题之下，摘引了艾青的诗句--“雷与风，持续不停”，来统率全篇，写出“你睡在我的血液里/我在你的额上醒来”这样的佳句。
前些年的一天，我曾应邀在法国大使宅邸，参加大使代表法国总统授予艾青最高勋章的仪式和酒会。在大厅内，众人站立着交谈，品着鸡尾酒，而艾青坐在一张椅子上，仍旧那么平常，所穿的中山服上衣甚至未经熨烫，有些皱巴巴的。老人在接受勋章时也只是随意说了几句话，无非是感谢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之类。这种对荣誉的淡然与稳重，确表现了一位诗人的风范。记得王蒙当时曾和我说：“我就喜欢老头这个样子。”
1991年8月，“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世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艾青研究者与国内百余位诗人、诗评家聚在一起探讨艾青的作品。作为代表，我没有写出论文，却写了一首150余行的诗《赞颂：太阳的歌者》献给大会，后来发表在《诗刊》上。在这次讨论会上，艾老依然只有个简短的发言，只是表示了感谢，并说自己老了，不再写诗了，中国的诗歌寄希望于青年诗人。
今天，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仍是那艾青式的微笑和那幽默的话语。我想起那沾在他下巴上的饭粒，提醒他时，他笑着说：“留着下顿吃的。”想起我们一起出门，请他先走时，他讲的笑话：“一对双胞胎在母亲的肚子里谦让，谁也不肯先出生，等到生下来，两个人都长出了胡子……”如今，有再好的饭他也吃不上了，从出生到逝世，在始与终之间存在的生命已消失，可他留下的诗是不朽的。写到此，我想起了艾青的一则故事：在离开金华的列车上，当车轮滚动，一位青年边随着列车奔跑边呼唤--“给我火把！给我火把！”艾青则说：“大白天，要什么火把。”是的，纵然火把熄灭了，可它变成了声音，诗，不会毁灭。因为，“要毁灭艺术，先得毁灭人心。”
如果说，在那黑暗的年代，所谓“只有顶着风，鸟儿才飞得出色”，艾青是一位“有翅的诗神”；而他从新疆归来，再次复出，其后期诗作《归来的歌》，则是与人心、大地凝于一体，凝重、深厚，透出丰饶的诗意与智慧，成为坚实、神圣的诗的里程碑。
对于艾青，我只有尊崇与深深的缅怀。他原名蒋海澄，据说“艾青”的笔名，系其不愿意姓蒋，于是在草字头下面打了个“×”；可我揣度，“艾青”与“爱情”谐音，或许，那种博大、深厚的爱才是他笔名的本义。对于诗人评价，我是难以概括的，或许用雨果的话来说明是恰切的--“在两次骚乱中保持写诗权力的诗人，是一个伟人，一个天才。”
受难的囚徒与垂首的玫瑰
--怀念诗人昌耀
昌耀走了，他是堕楼走的。这个源于土地，又与大地山川融于一体的诗人，是他拥抱泥土，还是土地敞开胸怀拥抱着他？他是那样义无反顾，只在几分钟无人照看的时间里，便登上了三层楼的阳台，奋身而下，窗前的树枝都没有扯住他。
这是一个冰冷的日子，心脏疼痛的日子，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此消失，让人再也见不到他。那一天是2000年3月23日，时间是9时45分。
春节期间，我曾专程去西宁看望病重的昌耀，并为他带去中国诗歌学会首届年度诗歌奖的奖杯和奖金，还带去了另一位获奖者，将军诗人朱增泉转赠他用来治病的5000元奖金，以及诸多诗友的问候。面对荣誉和友情，情动于衷的昌耀哽咽着，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被理解和抚爱中断断续续地倾诉，鼻孔仍插着输氧的软管，靠在一把椅子上，艰难而又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可那时的昌耀病入膏肓，几近油尽灯枯。看他纸一样单薄的身子，腿上的皮肤用手一捏便能合拢，原来方阔的脸已被病魔削成了三角形，且面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我已感到恐怕回天无力了。或许是回光返照，也许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撑持，据说原来喘息着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昌耀，竟神奇地坐了起来，和我们交谈了十几分钟。他吩咐照顾他的女友为我们拿饮料，并固执地说不要矿泉水，一定要那种葡萄原汁的饮料；他让人找出诗友们写给他的信件，以及原部队文工队老战友的通讯录，神往于友情和年轻时的岁月。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眼睛都已潮润的时候，他床边的闹钟响了。他告诉我：闹钟18点10分已响过一次，那是你下车的时间，这次响，该是你到宾馆的时间，可你却直接到了医院……
朋友告诉我，我来看他的几天是昌耀病重后状态最好的几天，我带来的一万元奖金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的生活窘困，有限的收入每月需支付前妻的生活费，还要抚养三个孩子。大儿子木箫的工作并不稳定，女儿路漫开了个小卖店，因常有流氓滋扰业已关门，小儿子俏也正在读电大。昌耀在遗嘱中将几万元积蓄大部分留给了正在读书的幼子，嘱文联的同志每月分期支付，期望用这笔钱让小儿子读完大学。作为父亲，他在用逐渐丧失的生命来维护着孩子，病重时都不想去治疗。当他疼痛难忍的时候，便用双膝顶着胸部，伏在床上嚎叫；后来强行把他送往医院，也只住八个人一间的病房。因为自己支付20%的医疗费，对他来说也难以承担。八个人的病房分外嘈杂，无法入眠，他便自己坚持要住走廊，于是他便常常伏在走廊的折叠床上，双手抱着头痛楚地呻吟。省委宣传部田部长和文联的领导得知了情况，予以关照，才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干部病房。
在他的病榻前，我用里尔克的诗句激励他--“顶住就是一切”，并叮嘱他这一万元奖金一定用来治病，钱不够，朋友们再设法筹集，不要为钱而担忧。可他清楚自己的病情，用他的话说，“癌症在我的体内正突飞猛进”，但他答应积极治疗，不辜负诸多朋友的心意。在谈话间，我不愿涉及死亡这个字眼，他却并不忌讳。我说坚持治疗，未必不会有奇迹发生，他却说，死也没有关系，我不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吗？”说这话时他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微笑，但眼里已是泪花晶莹。这是四年前昌耀写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让我着实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