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上午，九时三十二分。起飞线上，飞行员陆金生报告：“七六零请求起飞。”
塔台：“可以。”
一架歼击机呼啸而起，向左转弯，进入祁连山区上空。此时，天气多云，正好飞云中空域科目。飞机逐渐爬高，一会儿就扎入云层不见了。远处，祁连山的雪峰和白云难解难分。
十时三分。塔台指挥员听到七六零报告：“我全罗盘不好。”声音很小。
指挥员喊：“七六零，不要下降高度！ ”
十时五分。塔台指挥员反复大叫：“七六零，你在哪里？ ”
又一架歼击机紧急升空。驾机的是位副团长，他盘旋在万米高空，在无线电里一遍遍地呼唤着七六零。
沉默，像机翼下的云朵和祁连山连绵的山峰，无边无际。副团长抬腕看表，心里一沉。七六零的油料早巳耗尽，迫降了？跳伞了？还是摔了？人还活着吗？
当天下午，忽然狂风大作’阴云翻飞，电闪雷鸣，雨雪交加层层叠叠的冰雪使祁连山的雪线又矮了一截。
直升机、运五、双座教练机、安三零航测机，它们分别在陆金生最大可能的飞行区域里做耕耘式飞行、地毯式照相。飞行员把飞机飞得低低的，一人保持飞机状态，一人仔细搜寻炸坑、残骸、燃烧过的黑斑……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漏过一个沟壑坡梁，高大挺拔的黑松林、低矮浓密的灌木丛、陡峭的峡谷、巍峨的雪峰、玲珑剔透的冰川在翼尖下划过。空中搜寻共用了十一个架次，飞行了十七小时五十三分。
驻地附近的各友邻部队、各地区，县政府，人武部都接到了电话电报，请求协助寻找失踪的飞行员。
部队的一辆辆卡车出发了，每辆一二十人。东至高台、张掖，西至安西、敦煌、肃北蒙古自治县，南至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及青海境内的托勒、天峻、岗察、哈拉湖，方圆拉了几百公里。人们在戈壁、丘陵、深山老林里拉网式寻找。没找到他，倒是找到了印有青天白日旗的飞机残骸。
半个月后，空中地面，仍一无所获。大部队撤回，小分队出发。只得暂时作个推测性的事故结论。没有骨灰的追悼会。陆金生在黑像框中，英俊潇洒，微微带笑地把大家看得抬不起头来。男人们狠命地抑制住眼泪，女人们呜咽起来。他的父母和兄弟，巳经被痛苦锻打得结实了些，像一排岩石兀立着。
出了会场。人们又昂起头，面对天空。天空依然年轻俊美，无边无际，神秘坦然，悠远诱人。生活就是这样。人类发明了千万种机器，也就同时制造了千万种伤害自己的利刃。错误迷失、挫折失败、遗忘疏忽，是人类向科学进军中自身的障碍和痼疾追悼会上，人们悲痛无语，那不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屈服，而是对牺牲者的追怀和悼念，是对死亡的宣战！死亡不能阻止他们对天空的探索和征服！
机场上，飞机又震耳欲聋地轰鸣起来了。
几个月后，派出的小分队陆续回来了。他们或徒步或骑马，在少数民族向导的陪同下，走遍了祁连山深处大大小小的山头，草原牧场，向遇见的每一个厂矿、村镇、居民点、帐篷或是路人打探。他们穿着皮大衣、背着枪，风餐露宿、啃干馍喝凉水，有时还要乞食，又黑又瘦，头发胡子疯长，和野人一样。人们在这些队员中寻找，辨认，只是没有陆金生。
几年过去了。十一年又过去了。祁连山始终不肯交出谜底。
“他失踪的时候，对象还没谈成。别人给我俩介绍了陆军第二十五医院里的女朋友。我跟他开玩笑，以后我俩就是邻居啦。他脸就红了。他不经逗，一逗就恼了。后来女方和他吹了，嫌他太腼腆，一讲话脸就红，不像个男子汉……”
巳任副团长的裴中来对我说。当时他和陆金生一起改装某型歼击机。出事那天，他正在天上飞航行科目。“这样的事故极少发生，就是掉到海里、滇池、太湖里都能找到，怎么掉到祁连山里就找不到了呢？祁连山太大了，太神秘了。”裴中来深长地叹了 口气。
一张照片就是一段凝固的历史。陆金生站在草原上，戴着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穿一身褐色的单飞行皮夹克，脚踏飞行靴，手里提着印着“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皮包。他面带笑容，目光对着天空，背后是隐约可见的祁连山。
打开相册，回忆使历史化开来。飞行团参谋长林德友是陆金生的同乡同学好朋友。他深怀婉惜地对我说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一米七六的个儿，肩宽腰细、热情活泼、好助人。我的头发从来都是他理的。笛子吹得特好，还会做木工。学飞行很刻苦。那天临上飞机前，我还看见他用冰棍杆在暗语板上画穿云图，核对数据呢。”
军区空军司令部军训处办公室。一排明亮的玻璃柜。陆金生变成一个厚厚的资料夹站在那里。资料夹是蓝色的，像一方被剪裁下来的天空。在事故等级栏里，至今没有填写。空着。拿起卷宗，满脸大胡子的中校科长对我说说不定哪天，他会赶着牛羊从祁连山里走出来呢。’
198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