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做了一个姿势！两只脚尖努力向外撇开’成一字形’两臂平行张开，双目紧闭，足足站了两三分钟。
他解释说这叫伦伯尔试验，是检验平衡机能最简便的方法。”
“我要飞到五十五岁。“他极认真地对我说。
作为一个部队飞行员的目标，这不现实。歼击机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年限是四十五岁。那还对师团领导干部来说的，而且要经过特批。
一般人只能飞到四十二三岁。他参军二十二年，飞了十九年，职务只是个领航参谋。
“你看我身体结实得像根铁棒，可就要因身体原因停飞了。”
我大惑不解。
那年一月，高等教练机教员任富从祁连山下的机场出发，到海边去完成一年一度的例行疗养。火车上买了靠门的卧铺，恰巧那夜车上没暖气，他感冒了。疗养院给他打青霉素做皮试时，他头晕心闷，眼前的东西悠悠直晃。中毒反应，他说，不行。护士说，行。
“就这，药物中毒了，像刚才一样，闭眼一站，就向左摔。站一次，摔一次。给了个飞行不合格的结论。”他懊丧地说。
后来治好了。现在他闭眼并足张臂能站十几分钟。但要改飞行暂不合格的结论却不那么容易了。
任富极爱飞行。从小考入滑翔学校，把一颗心挂在机翼上飞来飞去，浪漫得很。可到空军学飞行，却不那么浪漫了。在陆军锻炼的那年，真是苦极。几百公里的徒步行军，奔袭，开山洞，修国防工事，常常累得晕过去。
“有次向山头冲锋，难受得我就盼着赶快昏过去，昏过去就什么也不用管啦。”
那时，正是“文革”初期。他十六岁，极富幻想和热情，再加上献身国防的雄心壮志，那情绪自然是高得不能再高了。退一步讲，就是苦死，也要咬牙挺住。比起那些陆军战士，他总会回到空军，还有出头之曰。
“后来再怎么苦，我都不怕了，那时苦到头了，一辈子难忘呵。现在的戈壁滩算个啥？ ”任富说起这段经历，像是对着一堆财富。
当然，除了苦外，也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他常常和战友们被人撵得漫山遍野地跑，那是革命造反派要抢枪打派仗。他们只好每人背几支，和造反派们藏猫猫。
说起学飞行，简直像儿戏一般。学初教机时，正赶上“九大”召开，军营里“火烧蓝皮书”(即飞行教科书），不讲飞行原理和理论。一位空军的大人物说，不懂自行车手表理论，不是照骑照戴吗？教员只讲讲操纵动作，学员就上了飞机。
“上飞机前要背毛主席语录。空中遇到困难，先要看看机翼，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座舱正前方有个毛主席大像章。上级规定：危急跳伞前，必须先拧下像章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岂止不可思议，简直有些像天方夜谭了，但他们的确是这么飞过来的初教机毕业了，任富给家里写了信，母亲高兴得哭了一场，给毛主席像跪下，磕了头。山沟里祖辈的庄稼人，这下有开飞机的啦。
他现在是一级飞行员，带出了十二期飞行学员，足够一个团的战斗力了。他和所带学员从没出过事故，连事故征候也没有，得了 “教育尖子”证书。他曾创下了一年飞二百小时高教机的团记录。有次，半年就飞了一百一十小时，团长一高兴，顺手给他个三等功。
这么一个优秀的飞行教官，又是从那样的年代飞过来的，多么珍贵和不容易呀，可被护士轻轻一针就断送了。
“你怎么能飞到五十五呢？ ”
“这是秘密，给你透露一点。”他小声地说停飞是铁定了，领导也同意我联系好工作就放人。在戈壁滩待了二十多年，人都待傻了。
想来想去，我还能干啥？我就能飞。部队不行了，就到地方飞去。我给一家民航公司去了信，讲了情况，想不到人家还真重视。他们要扩大，买了进口飞机，正要人。我也不用从头学起，改装一下就可以上。还能为他们飞十几年。他们给我寄来一大本飞机资料，我巳经学了一个多月了，正在预习默画座舱图呢。将来考核一下，就能上飞机了。
“这事要是弄成了，我要写信到报纸、电台去表扬他们。现在转业干部拿几百元、几千元没地方送。我一封信，人家就这么热情。”
一针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临别时，当得知我要骑自行车去新疆采访时，任富非要送我一顶潮汕出的竹草帽不可。
“带上，带上，西北的太阳毒。”他说。
“草帽我收了，把‘前程似锦’回赠给你吧。”我指着草帽上印的字他微微地仰起头来，笑了。
我看到一片蓝天白云在他瞳仁里闪亮。那片天空正等着他呢。
198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