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李元鼎应于右任（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邀请到南京，被聘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他力求史实，多为公众赞许。随后任审计部副部长，旋升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审计部部长。
李元鼎主持审计部，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当时南京政府因军费开支庞大，经审计部审批受阻，成立了第三厅（审计厅），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三厅刚成立，便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令审计部，要审计部照发支付命令。蒋介石命令，是神圣难犯的，审计部大小官员均主张照办，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拿不定主意，李元鼎却力排众议。他认为：审计部行使审计职权，是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连国民政府主席账项都要检查，凡不符合开支规定，有权停签支付命令。军事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审核权理应在审计部职权范围，如果认为不妥，可由中央政治会议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将军事委员会另行独立，否则是不能同意的。并以此为理由咨复了军事委员会。第二天，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刘厅长亲自到审计部致歉，撤销了原件。临走时一再叮嘱：“此事万万不可让委员长知道。”
1933年，于右任为了推行监察、审计制度，准备在全国各地设立监察、审计分支机构。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让国民政府财政部拟定了一个有关财政预算的规定，其中有“未列入预算者严禁开支”，这样各地监察署和审计处的增设经费就无法解决。后来问题提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研究，李元鼎以审计部长身份参加会议。会议主持人孔祥熙要大家发表意见，李元鼎便慷慨陈词。他说：“设立监察、审计分支机构，有其特殊需要，应与其他新设机构区别对待。如果监察、审计职权能真正发挥作用，每年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不必要的开支，同时在整饬吏治方面，将能收到不可估量的效果。”他还针对国民政府发布的“困难期间各方面的开支以八成执行，困难以后不予补发”的命令，愤怒指出：“同属国民政府隶属下的机构，事实上两样待遇。没有收入的如审计、教育等部只能按命令执行，相反有收入的如铁道、交通等部，非但不执行命令，更有每月以十二成支付职工薪给者，年终还有发放双薪的。这能说是为国家节省开支吗？”在他据理力争下，会议终于通过了监察院、审计部提出的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预算。事后，上海一家小报作了这样的报道：李部长在中政会上摔破火柴匣声震屋瓦，获得新预算。他的言辞确实是振聋发聩的。
李元鼎是以清正廉洁著称的。1934年，审计部总务处出售了历年积存的汽油桶、废报纸和其他杂物，获得两万元。总务科长认为此款在预算之外，建议科长以上人员分润。李元鼎听后严加申斥：“审计机关的人员私分国家财产，与理与法均属难容，己身不正，焉能正人！”此后用这款项购置汽车，供职工外出办公和上下班乘坐。
1935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派侍从室人员给李元鼎送来五十万元支票，想让他在非法的财政开支中给以方便。李元鼎洞察其奸，觉得南京不能再留了。他断然派人将支票送还侍从室，接着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递了辞呈，携带家眷回陕。从此与南京政府脱离了关系。
七、抗战时期
李元鼎回陕后，脱离政界，潜心诗文。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号召共赴国难，并标榜民主，设立了国民参政会，躬请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李元鼎因极高的社会声望，被遴选为第一、二、三届参政员。1940年元月，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团员有卢冀野、梁漱溟等十余人。李元鼎率慰劳视察团遍历山西、河南、湖北、陕西等省抗日前线和广大后方。回到重庆撰写了考察报告，揭露了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专事反共的行径，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疾苦。这个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送交国民政府，便石沉大海。以后，中共方面将全文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在设立国民参政会的同时，各省也成立了参议会。李元鼎在各方面的敦促下，1942年出任陕西省第三届参议会会长，1943年连任。他在任职期间，领导参议员为减轻全省百姓负担，与省当局及中央有关部进行斗争。他对征购军粮和田赋改征实物等事，每每向上反映。在蒋介石来陕时，他当面陈告军食与民食共重。当时蒋介石立即应承，但终未见实施。他历年奔走呼吁，声嘶力竭，直至临终还以未使陕西百姓负担减轻为念，其忧民疾苦之心让人感动。
在此期间，西安发生了闻名全国的“黄金案”。李元鼎不负众望，不畏权势，排难履险，查清此案，终以弹劾省主席熊斌了结。西安东关“八仙庵”东侧空地上，群众挖出窖金一箱，经过层层上报转手分接，一箱变成了半箱。事实传出后，舆论哗然。省政府主席熊斌为熄灭众怒，将余金铸成金牌，交给商会出售，用所得之钱，建筑了一个“中正堂”，敷衍了事。李元鼎和省参议会议员，曾为此召开秘密会议，酝酿弹劾。熊斌得知，派李元鼎一位亲戚去劝说行贿。这位亲戚向来就害怕李的正直严峻，几次到李家门前不敢进去。李元鼎终于弹劾熊斌，熊斌在陕西已无法立足，上级只好将他调离。李元鼎忠于职守，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受到陕西各界人士的称颂。
日常事务中，李元鼎的气节与大义也常常表现出来。杨虎城将军数次请缨抗战而遭蒋介石禁锢，一些上攀的亲友早已对杨家疏而远之，李元鼎仍不忘旧谊。1943年杨虎城之母李太夫人病逝，李担着极大风险，慨然出面经营后事，亲自担任“题主”，其风仪为当时人所景仰，在社会各界留下了好名声。
八、晚年归乡
1943年，李元鼎回乡之念愈加深切，遂离开西安，回到故乡蒲城。蒲城县政府命他为《蒲城县志》主编，他筹划设计了县志规划，查阅了历次县志，便觉精神不佳。1944年春，病魔缠身，卧床不起。此时他忧国忧民之心未泯，仍然关心抗战，自恨体衰说：“我，党人也，无益于国，而遽死乎？后死者其有以慰我。”八月十六日，病故于蒲城荆姚中街家中，终年六十五岁。
李元鼎弥留之际，为自己墓穴撰联：一事无成胡遽死，百年如寄自当归。表现了他壮心未已，视死如归乐观旷达的性格和他襟怀坦荡的心理。
他的挚友、老上司于右任撰联悼念曰：天留议席先生老，泪湿关门后死难。
接任他审计部长的友人茹卓亭（欲立）撰联曰：一往有深情，论文自愧非敌手；卅载交游衍，感旧多惭不识音。
这些挽联无不表现出友人对他的哀念和推崇。
李元鼎一生或做官，或教书，都抱着为国为民的目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在民国时期是一位少有的刚正廉吏，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志士。他的著述颇丰，文喜桐城，诗崇袁枚。他为靖国军名将董振五、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撰写的纪念碑文，为李仲特、王典章撰写的墓志铭，文笔古朴犀利为世传诵。其诗作达五千余首，多为伤时纪事之作，可惜佚失甚多，仅有《老曼斋诗存》流传。
（录自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渭南历史名人》）
鲁连耻帝秦 程婴能存赵
——陕西民主革命先躯李元鼎
郭昭明 马文良
多少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关云长挂印封金、啧啧称赞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啊，当一个人身居高官显位时，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富贵于我若浮云呢？正因为如此，历史才没有忘记为李元鼎先生留一席之地。
东瀛求学挥斥方道
李元鼎，字子彝，又字芝逸。晚慕元道州（唐代文学家元结）为人，以家在漫泉河之西南，自号漫西曼士。诗文多署老曼。1881年1月4日（据李恂《陕西临时参议会李故议长子彝行述》“府君生于民国前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推。《陕西民国人物’（一）》作1879年1月16日，误）生于陕西省蒲城县荆姚镇中街。
父李丁昌为秀才，不幸早殁，李元鼎由祖父李云萼（字棣棠）抚育。李云萼以举人授泾阳县教谕、汉中府学教授。李云萼学识渊博，为人耿介，虽桃李满天下，却常叹：“猎科名，取时誉，非吾之所望也。”李元鼎幼承祖训，故能勇于任事，淡于功名。
李云萼收入低微，殁于任所，年甫十七的李元鼎千里扶觎。“僚友赙助，辞受有法。”服满，补县学生员。得陕西督学沈淇泉器重，拨入三原宏道学堂，肄业，充斋长。1905年，陕西派公费20名留日学生，李元鼎与张季鸾、茹欲立、李陋吾等15名宏道学堂学生遴选人。
李元鼎到日本后入济美学校，旋转明治大学分校经纬学校。毕业后入早稻田大学文科。这时，日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荟萃之地。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李元鼎率先加入，“复得与全国贤豪上下，其议论衷怀益警惕，意气益发抒。”明年，同盟会旅日陕西分会成立：李元鼎与“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为了宣传革命，组织《夏声》杂志。“名义上虽为‘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的学术研究性的刊物，实际上是反旧迎新，推动革命的宣传工具。当时指定撰稿人计有：李元鼎……等十余人。实力相当雄厚，组织分工亦比较周密，在东京小石川区早町赁下一所房屋，作为社址，指定杨铬源、李元鼎、赵世珏等住在社里，除负责处理杂志社的事务外，并兼管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事，把分会活动和《夏声》发行工作结合起来，结果既促进了社务，亦充实和提高了会务。”李元鼎“不时以‘壨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在“蒲案”发生后，《夏声》在第九期刊出《蒲案贿赂公行报告书》和《陕西藩、学臬三司会议分别拟结蒲城县令李体仁毁学一案驳议》，从而有力地声援了陕西八十多县声援蒲城学生的反压迫运动，使李体仁被清政府革职。特别是刊登了《二十世纪新思潮》这篇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的最早文献。“秘输陕甘，青年读之，皆思投袂奋起，影响辛亥革命光复者。”赵世珏《回顾录》中说：公益书局“因分销《夏声》杂志及秘售《民报》，故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又变为省城之通讯机关”，《夏声》促使留日学生总会、豫晋秦陇协会成员加入同盟会，其影响远远超出大西北。
当时全国不少革命据点被清政府查获。井勿幕回陕宣传革命，常苦机密泄露，李元鼎为此设计了“通讯横斜格”及“纵横联系法”。因而，西北革命党人机关从未暴露。
西秦舌耕赞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