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与本土人士的情谊
梁肃戎反对过分“本土化”和“台独”，并非他与台湾的民众格格不入，有对立情绪。做律师为他人依法辩护，如为雷震、彭明敏的辩护，刚直不阿的职业道德和为人端正的品格，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和信赖，结交了许多地方籍朋友，其中也包括民进党人士，如康宁祥、陈水扁、施德明等。
1985年3月31日，绿岛狱中的施德明写一份《绝食声明》，对国民党军特暴力制造江南事件的恐怖政策誓死反对，决定无限期绝食，以示“死谏”。4月1日，正式绝食。
有关资料这样介绍江南事件：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靖江人。1949年到台湾，曾受训于政工干校，当过空军政工官。1963年至1964年间，任《台湾日报》记者，出版《香港纪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赴美，先谋学位，后转经商，闲时仍笔耕不辍，着成《蒋经国传》一书，轰动海内外，但也为此开罪于台湾当局。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自己的家巾被歹徒枪杀。
命案发生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讯监听机构监听到一则从旧金山国际机场打往台湾的国际电话，通话内容为“交易已成”。事后查明，打电话者为台湾来的黑社会组织“竹联帮”总头日、号称“旱鸭子”的陈启礼，接电话者为台湾“国防情报局上校副处长”陈虎门。
戴利市的警方夜以继日投入侦察，根据华人社区提供的线索，拘捕了当地的竹联帮分子俞大钧。俞供认出杀害江南的刺客是陈启礼和竹联帮的“总护法”吴敦和“忠堂”堂主董桂森，三凶均已撤回台湾。
在美方加紧破案的同时，台湾方面先下手为强，开展“打黑”于11月12日发动“一清专案”，在全省范围内同时行动，扫荡“黑道势力”，至12月2日晚止，已逮捕三十三人。陈启礼早被监视多同，于1当天第一个落网。吴敦一度逃脱，延至11月25日被警方拿获。董桂森在帮会分子掩护下潜逃出境，由菲律宾到泰国，又由泰国潜往巴西，后在巴西被捕，引渡回美国判刑。
按台湾官方的说法，“一清专案”策划已久，在此之前，当局已于5月26日至9月25日办理帮派自首工作，“一清专案”则是对不肯自首的黑道分子“先礼后兵”，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台湾和海外的很多刊物则认为，“一清专案”偏偏在此时发动，主要是为兜捕陈启礼等三凶，以防江南命案的内幕泄露。
陈启礼、吴敦被捕后，台湾官方只称他们是因帮会问题落网，而对其涉嫌江南命案缄口不提。
11月29日，美国方面久等不耐，联邦调查局和戴利市警局发表声明，宣布江南命案已经侦破，凶嫌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均已逃回台湾。江南所住地区的美国检查官随即签发了逮捕陈启礼的拘票。
美方表态后，台湾官方张京育发表声明，说“据悉”竹联帮涉及江南案，“国府”愿配合美国尽快破案。
在张安乐公开指责蒋孝武为江南案元凶后两天，即1985年3月3日，美国《洛杉矾时报》登出记者马克·艾瑞克斯对蒋孝武的采访内容。这次采访是2月23日由马克·艾瑞克斯向台湾拍电报和挂洲际电话，询问蒋孝武对外界关于江南案的各种传言、报道有何看法。2月25日，蒋孝武给艾瑞克斯以书面答复，至3月3日见报。蒋孝武声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有关的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他也从不认识陈启礼其人。外界若干有关对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传言。
3月20日，纽约《中报》登出陈启礼自白录音带全文，陈启礼称他是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直接吸收的情报员，在“情报局”的化名是郑泰成，刺杀江南是奉汪希苓之命，下令执行的是胡仪敏，联络人是陈虎门。陈启礼称他在“情报局”编号为6217，事情码为73063。后经台湾当局证实，这两个号码6217是陈启礼在赴美执行任务前，曾在“情报局训练中心”接受4天培训，该培训班为第621期，陈启礼在班上的学号则为73063。总之，陈启礼是“情报局”人员，江南命案的性质是台湾情报机关越洋杀人，已成定论。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台湾方面对此案的调查再无进展。
1985年1月4日，美国旧金山市长范斯坦在访问台北后宣称，台湾“副总统”李登辉当面告诉N台湾不打算把陈启礼等嫌犯引渡到美国”。美国和台湾社会怀疑江南之死，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武幕后操纵他人所为，但台湾当局是要将此案的性质定为“竹联帮”想向当局邀功以逃避”一清专案”，乃自行赴美作案。
美国方面掌握的资料，可以证实陈启礼背后有台湾情报机构参与，如仅追到“帮派分子”这一层，美国不肯善罢干休。
为此，美国一方面向台湾当局表示：要派人到台湾面审陈启礼、吴敦等；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新闻渠道暗示：已掌握陈启礼自录的一盘录音带，其中有关于台湾情报局官员卷入此案的内容。
1985年1月8日，香港《文汇报》独家报道内幕消息，称陈启礼确实备有录音带，以防台湾当局杀他灭口。这篇爆炸性的消息一发表，“江南命案”立即峰回路转。
1月10日，蒋经国获悉江南命案的新进展，勃然大怒，以“总统”名义直接下令“国家安全局”逮捕“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海军中将”）、“副局长”胡仪敏（“陆军少将”）、“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陆军上校”）。据说，蒋经国指示：“务使全案水落石出，而且不论职务如何，涉案者不得苟免。调查完毕之后，将案情公开，让民众知道”……
4月i日，施明德开始绝食，又写了一篇《上总统书》，希望蒋经国认识到“刘宜良命案”和“十信事件”的严重性，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特赦高雄美丽岛事件的政治犯（他本人除外），二是依宪法推行民主，说，如果“上述法律行动”能够被总统采取，他确信海内外在野团体必然会承认现行宪法体系、维护国家元首尊严、支持反共国策、以非暴力方式促进民主等。
此外，施明德又写了一封信给梁肃戎，他显然认为梁肃戎仍在扮演在美丽岛时期党内外沟通者的角色，因此他希望能见到梁肃戎，作为他向蒋经国表达意思的管道。然而，这封信却被军方给扣下来。
施明德的绝食是只喝水，不进食物。这种绝食方式，可以争取时间作意志的抗争。但他绝食之初，绿岛狱方全面封锁消息；情治单位虽有所闻，但仍不以为意，并认为此风不可长，不作丝毫让步。
在施明德绝食第十天，狱方曾强迫旋明德注射一瓶葡萄糖。施明德抗拒未果，随即以头撞墙企图自杀。至此狱方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而将他写给粱肃戎的信呈到中央。“国防部长”宋长志向蒋经国报告有这么一封信，蒋经国要宋长志马上找梁肃戎去绿岛见施明德。梁肃戎就和军法局长、两位医生同去。
4月19日中午，梁肃戎走进绿岛监狱中一个小房间，向旋明德说：
“我大老远从台北赶来，口很渴，你陪我喝一杯果汁吧l”施明德因此结束了从4月1日以来，十九天的绝食，接受了梁肃戎的要求，慢慢地喝了一杯果汁，也接受狱方为他注射的葡萄糖点滴。
后来他被梁肃戎说服，移到三军总医院治疗。此时军方却有意见，他们认为：有人绝食就到三总来，那么二三千人同时绝食，怎么容纳了？
梁肃戎向蒋经国报告说：
“死在监狱里，对我们伤害太大”。
蒋经国深明利害关系，同意梁肃戎谏言。
后来，施明德获特赦。’1991年秋天，美国在台的协会举办一个酒会，梁肃戎和施明德不期而遇，这是他出狱后，他们首度碰面，梁肃戎当即问他；“出狱后怎么都不连络？”他回答说；“体现在是国民党大官（“立法院长”），我不方便和你来往，等你下台后，我自然会找你。”就是基于这样的承诺，1992年4月13日，施明德请梁肃戎吃饭，他说：
“公开我不承认，私下我承认你救了我这个命。”梁肃戎说：
“老弟，救你的是蒋经国。”他又闻粱肃戎：
“你怎么反台独呢？你不反台独，我们可以留你啊！”梁肃戎说：
“你当主席又没选上（按：当时为许信良），你说了不算数，别人会斗争我啊！”施明德说：
“台湾独立，美国、日本部支持。”梁肃戎说：
“那是政客说的，美国怎么会支持呢！要他为你打仗，他绝对不干。就算支持你，拿科威特来说，……整个都打光了，又有何用呢？”从那以后，每年春节，不管在哪里，除夕夜里施明德一定会给梁肃戎打个电话拜年，遇有重大政治事件，他也会在电话中与梁肃戎交换意见。
台湾是祖国的领土，这里的人民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热爱祖国，忠于民族的梁肃戎，自然也热爱台湾和这里的人民。尽管梁肃戎与民进党人和主张“台独”的地方人士有交往，直至建立了深厚感情，但由于对台湾未来的命运存有不同见识，在这大是大非上，也就没有了共同语言。谁都可以成为朋友，谁有了冤屈，都可以为他依法辩护，但决不能同“台独”者同腔共调。
民进党创党之前就以不拥护共产党，摆脱国民党，以台湾为基地，另创新国家为己任。而这种“台独”是为国民党所不容的，民进党不甘心，他们对长期负责党外协调的梁肃戎个人，并没有恨怒，相反，由于梁肃戎的开明谏言，才使他们有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对梁肃戎的“逼退”，实质是反对国民党的举动在梁肃戎身上的集中表现。这个时期，台湾的国民党及“政府”‘反对共产党”、“收复大陆”的总目标，已经是一种口号，这种口号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具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海峡两岸，一个中国，具有反“台独”的锋芒。此时此刻，开展政治革新的国民党，和以追求维护政治革新，推动民主进程为标榜的民进党人，都内心默默地明白：彼此斗争的焦点不是与中共、与大陆，而是反“台独”，限制“台独”与搞“台独”之间的斗争。
梁肃戎上台了，民进党该如何面对他们所逼而未退的这位“立法院长”呢？他们采取了对梁肃戎人身攻击和不按议事程序开会的办法，以瘫痪“立法院”，实现取而代之的目的。
两年院长期间，梁肃戎毁誉参半。“院长”要根据法律执行职务，执行得严，人家认为他太过分；执行得松，人家认为他没有能力。到底怎么样才对？梁肃戎到“立法院”已经四十年了，也是很有经验的委员，个人一生追求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当“院长”后希望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把民主法治做得更好，但是主客观的环境很困难。
梁肃戎认为民主化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尽管国民党标榜要以民主立国，但到台湾实行的是戒严体制，真正的被民众公认的民主，是蒋经国逝世的前一年，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为标志。从一个旧的、保守的时代走向一个新的、民主的时代，会有一段艰苦的历程。
于是，梁肃戎在立法院的会上讲：
“民主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文化。”民进党“本土化”参政的迫切愿望，在梁肃戎的关于“民主不是一种形式的观念面前，便觉得底气不足了，气极败坏了，造成了许多不愉快的历史场面。
02外枪事件
1991年2月26日，是“立法院”第八十七会期议事日，按计划，“行政院长”郝柏村到会作报告，为了打乱会序，朱高正、陈水扁等民进党籍立委，发动五十八人登记发言。这样，将挤去郝柏村的报告时间。
梁肃戎同他们商议，希望能减少几个发言人，若不能的话，也要缩短每人发言时间，以保证郝柏村在上午十点半钟或十一点钟做报告。
这时，郝柏村已赶到立法院，见这边乱嚷嚷，以有要事为由，说：
“什么时候要他报告，就什么时候过来。”他要回“行政院”，见梁肃戎正在协调，有希望按时报告，便坐在休息厅等待。
会议厅墙上的大钟时针指向九点五十八分，无党籍和民 进党的立委终于同意了。
梁肃戎让秘书长胡涛通知郝柏村：
“十点可以报告。”然而，民进党却出尔反尔，梁肃戎即要登台主持会，突然上来五六个人与梁肃戎纠缠起来，说：
“郝柏村下午才能做报告，上午不行”梁肃戎逼问他们：
“为什么？”他们说：
“李焕也是下午报告的。”梁肃戎不再理他们，宣布上午就请郝柏村报告。
民进党“立委”王聪松听了，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只水枪，瞄准台上梁肃戎，吃吃地发射。梁肃戎毫无提防，被喷得脸上身上全是水。
这些人占据了主席台，抢票箱。
梁肃戎立即请警察排除之。
事件平息了，会序乱了。
结果，郝柏村只好在十一点零一分离开“立法院”。
下午，陈水扁等民进党立委五人，叉占用四十分钟发言，陈水扁以尖酸刻薄的语言指责“行政院”昏庸无能。
郝柏村面对面地听着，如坐针毡。
末了，他们对郝柏村提了一个“不信任案”。想把郝柏村赶下台。
梁肃戎斥责他们“未免太操之过急，起码眼前还是蚂蚁撼树，不自量力”。按国民党的“宪法”规定，立法院没有建请“总统”撤换“行政院长”权，梁肃戎也不必当场予以表决，但为给陈水扁点颜色看看，梁肃戎说：
“既然有提案，我们投票表决吧！”结果，一百多人的“立委”，只有十人同意撤换郝柏村。这等于梁肃戎给陈水扁一记响亮的耳光。
03学历风波
60年代末，70年代初，蒋经国始施新政，又勾起了梁肃戎依法推动社会发展的信心，他想攻读法学。一天，他捧着法学专刊，读到日本明治大学招留学生的消息，不自觉地念出了声。
坐在他身边的“立委”兰文微先生，是一位史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所，并在日本留过学，知道梁肃戎有桩未了的心愿：粱肃戎青年时代，因服从于国民党地下抗日工作的需要，放弃了到日本京都大学的深造，几卜年过去了，一直怀念那次曾失去的机会；到台湾后，他曾计划到美国进修，便到台湾语言中心从头学英文，学了一段，自觉精力与条件还不够，只好放弃了。兰先生走到梁肃戎身边，语重心长地说：
“肃戎啊，我知道你的心思；年纪大了？跟我比，跟那些老的比，你还年轻。“立法院”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应该出去深造。”以后，兰先生又多次鼓励粱肃戎。
梁肃戎下了决心，决定到日本私立明治大学深造，并获蒋经国批准。
临行前，蒋经国接见了梁肃戎，赞许他的学习计划，希望他学成推动“新政”发展。
梁肃戎于1970年4月进入日本明治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攻读硕士，二年后顺利拿到硕士学位，随即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语文须加考德文，这科让他大伤脑筋，经一番补习之后，总算勉强及格。日本的博士入学考，竞争得相当历害。与日本学生一同参加考试竞争，日本对外国留学生并无特别优待。
学习是严格的，艰苦的。
日本的博士分三种，一种是名誉博士，像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就是在明治大学部毕业，而后获名誉博士；台湾前“司法行政部长”王任远，也在明治大学政治学硕士毕业而获名誉博士。名誉博士的授予，是对社会有重大贡献者。另一种是论文博士，这是为已教书很久者，只要所提论文经审核通过便颁授。第三种是课程博士，这类须修完硕士班二年二十学分、博士班三年三十二学分，然后取得教授推荐，提出论文，才可以参加博士学位口试，论文及口试须得到三分之二主考教授通过才能获得博士学位。梁肃戎的博士学位就是属于这一类课程，如教授考试未通过，则给“博士课程修了”证明，但不授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