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间，日本佛教净土宗大僧正林彦明等一行，代表‘日华佛教会’来华访问，五月廿八日抵苏，是晚印光法师借吴县公署木兰堂设宴欢迎。日僧赠苏州觉社《大正藏》经一部，赠灵岩山寺《华严经》一部，以为纪念。”
（9）护持佛教。1948年4月1日，“苏州开明戏院上演‘火烧红莲寺’一剧，吴县警察局唐湘清居士，以该剧破坏佛教，侮辱僧尼，且内容淫秽，特签请赵局长予以禁演，并下令该戏院彻底删改内容。”
4.兴办公益慈善事业
解放前，苏州佛教办有几处公益慈善事业，兹分述如下：
（1）办学
1926年2月3日，“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太虚大师与本市佛学会会长本醒法师，发起创办‘佛化第一国民小学’一所，校址设在西美巷自造寺内，聘请陈秉良等五位老师，担任各课教师，学生暂定40名，经费由校董捐助，儿童入学，书籍免费。”
1947年9月1日，“苏州妙香莲院王慎轩居士，为帮助失学青年，特设‘慈风补习学校’，聘请大夏大学张欣然学士任校长，云南大学毕业的唐湘清居士为教导主任，于本年九月间招生开学。”
（2）施诊
1935年王慎轩居士设立诊所一所，发医药免费券，凭券送诊，赤贫给药，医药各费，分文不取。诊所在旧学前73号。
（3）施粥场
自1938—1949年，灵岩山寺妙真和尚与潘子亮等善士，在木渎办“施粥场”，冬寒开办，春暖即停。每日食粥以600人计，需米石余，需款200余元，燃料就地募化，人工由灵岩山寺担任。当地贫苦居民，均受其益。
1949年2月15日，“灵岩山寺主办木渎施粥场，本年一月廿八日值农历年节，停粥五天，至农历正月五日，照常施放。在停粥期间，每人发给白米二升，以供年节之需。当地有乞丐数十人，亦每人发米一升。”
16年11月20日，“静权法师在灵鹫寺讲《云栖疏钞》，百日既毕，又发起在阊门准提寺设‘施粥场’，为贫苦食粥者宣讲《地藏经》，开示佛法因果，听经者每日给20个铜板（钱钞），自10月15日开讲至今，听经者逾千人。”
5.抗战时期的苏州佛教
（1）日僧在苏州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日本和尚在军事掩护下，相继来华布教，其出入行动，与政治有密切联系。他们开设庙宇，僧侣装束；但有时在兴亚院、特务机关、宣抚班供职，不辨其为僧为俗。据闻：东本愿寺派，以陆军为外护。西本愿寺派，以海军为外护。两军将士，如有丧亡，灵位各奉安在两派寺院，由日僧诵经超度。商民如有死亡，亦就各地本国寺院举行超度仪式。
在日僧活动的地方，如有人被诬受控等事发生，日僧得知实情者，可往所属军政机关，通融解释。军政长官，尽量接受意见，不以方外人多事而遭拒绝，此为日僧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也有日僧住在苏州的寺院里，搜集情报，如一井中元，1943年来灵岩山寺，住在庙里，随众早饭课，每年回国一次，解放前夕回国后就未再来。
抗战期间，日僧在苏之活动甚为突出，兹将他们在苏设置的别院，简介如下：
“净土宗别院”，在苏设置布教所。
“知恩院苏州别院”，在景德路126号，坂崎亮诚创立。
“西本愿寺苏州出张所”，在平门路32号，1937年来贺贞净创立。
“东本愿寺苏州布教所”，在景德路雍熙寺内，1941年，藤懿力精创立。
“身延山别院苏州寺”，在十梓街锦帆路口，1940年，高比良弁秀创立。
还有“明照幼稚园”、“宗教事情研究会”、“敬爱佛教青年会”、“立正日语技艺讲习所”等，这些机构，均为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日僧来麻痹和削弱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活动场所。
6.苏州佛教界部分领导形形色色的活动
抗战期间在敌伪统治下，苏州佛教界领导做了许多违背广大僧众意愿的事。
1943年7月25日，在塔倪巷宝积寺举行所谓“大东亚佛教总会苏州分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会章并定彭丙一居士为会长，沈伟、叶伯良为副会长。
1943年6月28日，苏州承天寺住持僧昙赴日，在东京大东亚会馆参加所谓“友邦佛教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中有关我国部分为：（1）在上海设立佛教大学。（2）在华南、华北、华中三处各设观音灵场三十三处。（3）成立大东亚佛教青年大会分会等。僧昙于7月26日返苏。由此可知敌人宣传佛教是假，进行侵略是实。
1944年6月11日，中国佛教会江苏省吴县支会在清乡纪念馆举行成立典礼，选仁山法师为理事长，法朗、妙真、僧昙、兴净、苇舟、妙岩、道增、英露、通如、能开、机法、静如、道航、心传、坤山为理事。
三、建国以来的苏州佛教
1.佛教组织的变迁
（1）抗美援朝工作组。苏州解放后，“吴县佛教会”停止工作。至1951年4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佛教组织，称“抗美援朝工作组”。兹将该组成立经过及工作概况记述如下：
1951年4月18日，苏州市佛教界僧尼居士等100余人，在灵鹫寺举行集会，成立“抗美援朝工作组”，讨论开展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运动。
会上仁然法师报告大会意义，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谢孝思在会上讲了话。会上推举仁然、修文、觉性等九人负责各项工作。
该工作组自成立至改组，一年半期间内，共计做了以下几件大事：（1）捐献款项购买飞机、大炮。（2）在佛教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定期学习政治。（3）携带日用物品慰问伤兵病员。（4）宣传宗教政策。（5）领导僧尼生产，维持正常生活。
（2）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抗美援朝工作组于1952年10月16日结束后，即酝酿改组。1952年12月僧尼居士一百余人，在景德路华严寺集会，成立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心岩在会上报告了筹备经过，市政协、市宗教事务处领导到会讲了话。会上选出筹备委员27人，主任委员范成（心岩代），总务通航，秘书长胡济川，副秘书长通如、唐慧峻，委员能金、慧鑫、王相、明开等。1956年春举明开为秘书长，1958年举明开为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佛协筹委会，共计做了六件大事：（1）1953年2月21日起在西园寺启建普利讲经法会，祝愿世界和平，恭请当代高僧虚云长老莅苏主持。2月24日虚云长老亲临虎丘山，主持绍隆禅师塔重建落成典礼。（2）在市政协领导下，组织佛教学习组，每星期五上午学习。（3）1953年夏季，佛协帮助云水（赶经忏的和尚）办了一个热水瓶竹壳厂，参加生产的约90余人。（4）主办净土修持部，每月十一和十六两天举行念佛法会，并请明开、道航等法师开示净土要义。（5）1956年明开为佛协筹委会秘书长时，对苏州寺庙与僧尼作了统计，计有僧庙125所，僧众216人。尼庙108所，尼众202人。灵岩寺一所151人。合计寺庙234所，僧尼569人。（6）1957年7月27日，佛协筹委会举行了隆重的迦叶如来舍利入塔典礼。
（3）苏州市佛教协会。苏州市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于1962年7月4日到14日在苏州市西园戒幢律寺隆重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僧尼、居士代表一百多人。妙真、明开传达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并邀请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孙副部长，宗教事务处高副处长作了关于时事和宗教政策的报告，明开作了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工作的报告。对于这三个报告，代表们进行了座谈和讨论，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一致表示拥护与支持。
会议通过了苏州市佛教协会章程和决议，选出了理事43人，常务理事11人。选举妙真为名誉会长，明开为会长，明学、谢祖培为副会长，安上为秘书长，吴树人、文觉、通如为副秘书长。
江阴、常熟、吴县佛教界特派代表到苏听取明开法师的传达。南京、扬州、镇江、常州、无锡等地佛教会和苏州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均派代表到会祝贺。
1981年7月8日至11日，苏州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在西园寺隆重举行。出席会议代表55人，其中正式代表47人，列席代表8人。会上明开作了苏州市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明学传达了江苏省佛协第一届代表会议的精神，邀请市委统战部于玉昆部长和市宗教事务处李栋林处长作了时事和宗教政策的报告。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佛协章程和决议，选出市佛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25人，常务理事13人。选举明开为会长，明学、安上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2年9月9日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补选二人。1982年11月2日常务扩大会议上补选性空为市佛协副秘书长，并建议为省佛协理事。
苏州佛协成立后，做了以下几件大事：（1）领导僧尼学习，提高思想认识。（2）“文革”期间，封闭了西园寺，从而保护了佛经、佛像及大批佛教文物，未遭破坏，这在全国动乱中实属罕有。（3）明开会长与安上秘书长在“文革”
期间，闭门整理大批集中来的藏经及其他经书，分门别类，妥善保管。（4）在政府拨款帮助下，恢复维护西园、寒山、灵岩三大寺。（5）对苏州年老无依的僧尼，按月给以生活补助。（6）协助灵岩寺办佛学院，培育僧材。（7）1982年9月间，在西园寺为灵岩佛学院学僧30余人，举行隆重的传戒仪式。（8）对旅游、接待国际友好交往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4）苏州市佛教居士林。解放初期，苏州有各种名称的莲社12处。至1958年，各莲社合并为一个“居士林”，林址设在菉葭巷23号净心莲社，召开代表会议，选出理事及常务理事。推选谢祖培、吴树人为正副理事长，并设立法务、总务、福利、学习等组。宗教活动，每月仍为4次。经费来源主要由成员每年付会费2元，合计1200余元，作为开支。经常工作有：每周政治学习一次，学习内容，与市佛协相同；设立林员“往生互助金”，每逢林员往生，其他林员交付人民币1角，作为往生者的丧葬费，最多可得70余元；设立生产小组，接受工厂来料加工，如缝水泥袋，扎鞋底等，参加者四五十人，热情很高，有专人负责。
1966年10月受“文革”风暴冲击，“破四旧”时，居士林作为“四旧”被扫地出门。1984年6月间落实政务，恢复活动。
2.兴办生产事业与僧尼生活的变化
解放前，苏州少数寺庙曾举办过一些生产事业。为了适应新形势，各寺庙僧尼都面向生产，纷纷筹集资金，兴办各项生产事业，改善了僧尼的生（1）生产事业寄庵酱园。原东麒麟巷寄叶禅院住持妙岩，于1948年初，利用该院房屋场地，独资办起“寄庵酱园”，自制酱油酱菜，设门市部出售。所做“春不老”萝卜干，别具风味。现在苏州各酱园店出售的这个品种，即出于此。该酱园于本市工商改造时期，合并到临顿路敦号酱园。
（2）草绳厂。苏州报国寺为灵岩山寺下院，乃印光大师闭关弘化之地，住僧20余人。1949年10月间，妙真和尚为提倡生产，在寺内办起一个小型草绳厂。草绳简单易学，资本不大，易于开办。该寺早晚课诵，余时做草绳，做到生产修持两不误。
（3）灵岩农场。灵岩山寺住僧130余人，办起一个农场，种植水稻一百多亩，另有山地五六十亩，发展森林果园。有三头水牛，五部轧稻机。自监院以至清众，皆下田劳动，生产成绩较好，从1962年起，粮食产量即达到自给有余。
（4）毛巾厂
六和毛巾厂：1952年春成立，厂址在景德路察院场口华严寺内（就是现在的邮政大楼处）。厂长陆觉新，资金2210元，有木机13台，从业僧尼32人。因初办且因经营不善，大家不拿工资，伙食自理。1953年5月，该厂迁到人民路穿心街报国寺内。
大雄毛巾厂：六和毛巾厂部分从业僧尼，对该厂厂长陆觉新不善经营颇有意见，遂于1953年脱离该厂，另建大雄毛巾厂。厂址在塔倪巷宝积寺内。
宏德毛巾社：厂址在社坛巷张汝英家，负责人是药师庵映霞和尚，资金500元，有木机2台，摇纱车2部，从业僧尼4人。
黎明毛巾厂：是由大雄毛巾厂扩充改称。厂址仍在塔倪巷宝积寺内，厂长陈瑞寿，资金2000元。有木机12台，从业僧尼30余人，自产自销，无固定工资，每月每人补贴伙食费8元。
黎明毛巾生产合作社：1956年2月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时，六和毛巾厂、宏德毛巾社等都并入黎明毛巾厂，并改名为苏州市黎明毛巾生产合作社，陈瑞寿任主任，张伟明辅副之。合并时全部资金约4000元，有木机24台，经车2台，摇纱车16部，还有一些浆、漂、染工艺用的辅助设备。从业僧尼60余人，月产毛巾从1000打增至2000打以上，工资由原来8元增至25~30元。以后产品质量年年提高，得到中百公司大批订货，因之产品数量不断扩大，由2000打到3000打到4500打左右，从业僧尼人数也不断增加。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陆续添置双幅毛巾织机8台，铁木织机30台，并建立了毛巾印花车间。因原来厂房不够应用，遂于1958年2月迁到公园路只园寺内。1958年8月原厂长陈瑞寿因故离厂，由张进达接任厂长，锐意改革，逐步向机械化生产过渡。至1960年8月，苏州黎明毛巾生产合作社全部并入苏州地方国营热工仪表厂，即现在的苏州仪表元件厂。
西园火葬场：西园火葬场是由部分僧尼于1952年春发起筹建的，资金由佛教徒和信徒私人自愿入股，由政府批准发给营业执照，当年九月开始营业。
全场共有31股，每股100元，西园以房屋充作股金，定为5股，并派人参加工作，收益为西园寺公有。场址设在西园寺内西北角一部分楼房内，城内设办事处于察院场华严寺内，接洽业务。
在该场股东大会上选出常委七人，设正副经理各一人，会计一人，办事处负责人一人。正经理是宝莲寺的松万，副经理是西园寺的慧明，会计是清希。
为保持不亏本，职工工资是按月营业总额40%拆账收益，分甲乙两等发给。正副经理、会计、办事处负责人是甲等，余则为乙等。
开办最初的几年营业清淡，有些人就自动退出。后来由于政府大力提倡火化，到1958年后业务日趋正常，职工每月拆账工资最高达120多元。
1959年秋由苏州殡葬管理所接管，全场职工及生财设备等随之合并到杨家桥苏州火化场。
六和钮扣厂：该厂筹建于1952年秋，创办人大乘庵映文及东禅寺心岩，由映文具体负责，会计朱养达，厂址设在东白塔子巷大乘庵内。资金由佛教徒私人筹集，参加生产的僧尼约20多人。因生产技术生疏，一直亏本。
到1956年1月份合并到苏州钮扣合作社，工人及设备随之合并，原有资金全部发还私人。
弘生竹壳厂：1953年6月“五反”后，佛协盘点接受岳月富等私人无力再进行生产的水瓶竹壳厂，取名“弘生水瓶竹壳厂”，厂址设在永定寺弄2号永定寺内。佛协投资200元，委任永定寺住持育生为第一任经理，清希任会计。
开始月产量只有三四百打，销路不畅。后来聘请上海一名推销员，打开销路，全年产量达到10000多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