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直觉，注意哲学的审美成分，加上性格的特点，产生了叔本华学说的特殊语言和风格，使叔本华的学说与同时代人的体系有了显著的不同，不仅如此，还产生了他在解决关键问题方面的特征。他写道："风格--精神面貌，它比身体面貌更真实。模仿别人的文体，就好比戴假面具一样。"语言--艺术作品；所以必须客观地采用语言，根据这一点，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应当适应规则并符合自己的目的，每一句话表明它客观地具有的内容--人们通过它想表明的东西；决不能纯粹主观地使用语言，随随便便表述希望之物，以致他人能猜得出其中的含意……"
叔本华把这种对语言和风格的看法传达给自己的读者。萨夫朗斯基认为，他是19世纪哲学家中间的修辞大师。叔本华的崇拜者--卡夫卡认为，叔本华是语言艺术家：他的思想来自语言。毫无疑问，哪怕为了语言，也应当读读他的著作。叔本华不追求丰裕过剩，而力求控制和掌握语言的丰富性。萨夫朗斯基是这样描述的：他听语言，感觉到语言的自然呼吸，它的能量，把语言圆周的结构铺设成具有弹性的、但外形准确的网络：整个世界--这是反叛的意志，既然世界上没有高度形而上学的或时间上的导致拯救和进步的制度，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井井有条的语言的魅力了。"
对于叔本华来说，下面的规则具有巨大意义。一般能了解的东西，要了解清楚；一般能说出的东西，可以十分明确地说出来。例如他坐在"英吉利宫"，他能和邻座说话，不担心他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他告诉他们他发现的治性病的单方：在性交后用漂白粉溶液冲洗下身。如果当真，那么他认为，那就只有明确勾画出用意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被认识之物和被表达之物就都变成漆黑一团和无法表达。"什么样的火把，我们也点不亮，什么样的空间，火把也照不亮，我们的视野永远被重重黑暗所笼罩，漆黑一团。"
另一件事--思想的严密性和没有矛盾。叔本华不止一次强调自己学说的这些品质。黑格尔把辩证的矛盾视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叔本华与黑格尔不同，他咒骂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不赞成康德的辩证思想，尤其激烈地批判范畴表，他认不清范畴的辩证性质，他还试图驳倒康德的二律背反，因为二律背反证明不可能克服信仰和知识的对立性。
20世纪初，在思想家的声誉飙升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判定叔本华学说有矛盾的著作。奥·恩辛断言，叔本华坚决要求人们反复阅读他的著作，为的是理解他的著作的深意，但结果相反：对它们读得越多，作者的矛盾表现得越明显。依·福尔盖尔对这位哲学家著作中的矛盾作了统计，甚至列表算出矛盾超过50处；其实他通过自己的统计便成了一个大形式主义者：他不弄清事情的本质，突出了统计结果，而这些统计也可能带有偶然的性质。
今天，普里默提出的目标是表明叔本华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123）。事实上，在叔本华那里，有时候术语具有多种含意，其实，在其他思想家那里也是如此。有时候术语的内容扩大了，或者根据前后文关系还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但是，重要的一点：正在研究的事物正常范围内包含着矛盾。叔本华还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总结自己的著作时，集中注意力在意志概念的二律背反上，说明如下：
意志的对立面：（一）在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一切行为的绝对必然性之间；（二）在自然现象的纯原因的解释和目的论的解释之间；（三）在事件的偶然性和它们的道德必然性，即对该个体来说是超验地适合的道德必然性之间，作为事物的自然过程和天意之间的对立面。对它们的二律背反性的理解，尽管是不全面的，仍可通过一般特征指明对个人生活的神秘指导。
我们的暂时存在由于它空虚、不完美、微不足道和转瞬即逝，在这里没有支柱，必须到个人生活以外的、永恒的存在中去寻找支柱：全部知识会影响符合形而上学的意志要素--人的核心和本质。因此，每一个按自己方式行事的个人和人类在一起，逐渐渴望否定生活意志，因为痛苦和不幸事实上在强烈呼唤它舍弃私利："否定生活意志似乎是靠剖腹产手术来达到的。"
阿图尔迁居法兰克福以后，整顿好自己的生活，恢复了同妹妹，甚至同母亲的通信，母亲像以往一样，始终给他以善意的告诫：感冒了，要喝甘菊花茶；或者哀声叹息：他独自一人，整整两个月住在乡村茅屋里，见不到人；这使她很伤心：人不该如此生活。阿图尔在同母亲的信件来往中表现出精明强干，保持距离，采用讥讽性的宽容口吻。在他们的通信中谈到有可能共同利用在但泽留下的部分遗产。
母亲和妹妹失去了财产以后，卖掉在魏玛的房子，于1829年迁居赖讷。冬季她们住在波恩，夏季她们住在乡下。约甘娜登上了荣誉的顶峰。1813年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了她的全集，共24卷。这对她们的生活有帮助。但是，没有出嫁的阿得儿的状况是很不稳定的：女儿从父亲遗产中分得的那部分遗产带来的收入归母亲掌管；母亲无权动用这笔财产本身，但总有办法来花费它。阿得儿成了没有嫁妆的姑娘。母亲把自己的那份不多的财产移交给阿得儿，以便她可以得到哪怕是母亲卖书收入的一部分。但是这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在30年代中期，母亲的知名度已经开始下降，收入也是如此。
妹妹写信给阿图尔，诉说她自己的忧虑：母亲病了，阿得儿侍候她；她们靠她们离开魏玛时公爵指定的很少一点养老金生活。在1837年，她们迁居耶拿，在那里约甘娜开始写回忆录，命中注定她写不完。她写到阿图尔出生时的回忆，而在1839年她就一命呜呼了。
阿得儿的个人生活没有着落。有一位她中意的追求者--医学院的大学生，从她那里得到了一本歌德的《伊菲革涅娅》并附有作者题词之后，就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同另一妇女结了婚。另一个追求者，其亲属反对他与阿得儿结婚，他未能冲破阻力，后来竟娶了一个女佣（为了表示抗议？）。在断绝关系时，在从耶拿到魏玛的路上，阿得儿从四轮轿式马车上摔了下来；据说，那是企图自杀。
母亲死后，阿得儿在给阿图尔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自己不幸的生活，最后说她的灵魂在死和疯之间游荡。她既没有感情，也没有希望，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愿望。她孤苦伶仃，害怕衰老。这种凄凉的光景，她可以忍受下去，但是，如果霍乱会使她摆脱这种可怜的生活的话，她会感谢它的。她很想亲近兄长，如果他会准备为她敞开大门的话。
但是，阿图尔不愿承担责任，哪怕减轻一点她的孤独也好。他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怜悯的义务，作为不可违抗的责任吓倒了他。他始终是相当自私自利的，而现在，按整个情况来说，他甘愿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单身汉，深深陷入沉郁之中，不能自拔。阿得儿奇怪，他竟如此令人感动地同情她的牙病，而一点不想知道她的其他灾难。阿图尔惊慌失措地害怕担当起对妹妹的责任。虽然如此，他还是把自己放弃财产的遗嘱寄给了阿得儿。她不可能相信这种装出的样子，就把文件寄回。她回信告诉他，虽然他比她富有，她自己会度过难关、安于孤独的。阿图尔重新又把遗嘱寄给了她。
在法兰克福，他们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是在她死前的几个星期。她住在波恩，由她的老友西比拉·梅尔顿斯一沙夫豪森照顾。在死的当天，1849年8月20日她给阿图尔写了一封谈事务的信："在我突然死亡的时候，请允许按照我的意愿，由我的女友西比拉·梅尔顿斯（她知道我的意愿）把这些你用不着的东西分给我少年时代的女友。把这些东西出售之后，你也会得到很少的一点好处。"阿得儿死后，世界上再也没有留下阿图尔应当和可能会去关心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