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一生的功绩之一是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开创了佛经翻译史上的新纪元，被公认为我国古代五大翻译家之一。他一人译经75部1335卷，总字数达1300余万，平均五天翻译一卷梵本，约为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总数657部的11.4%，比我国佛教翻译史上五大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义净、不空、法护）所译总和1222卷还多了113卷，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这种翻译量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在我国，玄奘被誉为“开唐译笔第一人”。
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他对佛教、梵文造诣精深，通晓三明（内明、因明、声明），亲自主译，译经时能够曲尽佛教深奥的内蕴，音颤铿锵，落地有声，因而，组织翻译的经典，文义准确、文风优美，“手执梵本，口宣华语”，朗朗上口，深为中国佛教徒之所喜爱，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梵文佛经汉译的所有翻译者中，玄奘堪称是最完美的翻译家，这是古今中外公认的。现代佛学家王恩洋赞誉玄奘所译经典“妙达深理”。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说：“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译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玄奘是第一个做译主的中国人。从中国开设国立译场开始，到玄奘归国之前，都是外国人做译主，中国僧人协助翻译。是玄奘改变了这一局面，标志着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由被动转向了主动。例如，他译的《金刚经》有“化解晦涩，校正讹谬；角度不同，有助理解；译语周详，完善义理”之几个特点。他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忠实简洁，译意科学，富有创造性。
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秩序的译经场，翻译程序和分工有很强的系统性、计划性，把中国古代的译经水平推到了顶峰，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玄奘组织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他为译主，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生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确保翻译的准确性。玄奘还把译经、讲经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白日在译场主持译经，傍晚给学生讲解新译经论、回答疑问，让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其影响深远。
他创立了“五不翻”的翻译理论和“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指导译坛众多佛教学者集体译经，得到翻译界的共许，至今为翻译界所用。宋代平江（今江苏苏州）景德寺僧法云（1088~1159年）所编的《翻译名义集》，卷首载有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其一为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其二为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其三为无此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其四为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遍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其五为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迷浅。
在翻译实践中，玄奘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即：（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玄奘的翻译特色可概括为：（1）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2）态度谨严，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各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3）语文精确，切合原籍，直译意译，不拘一例；（4）重译经论，参考旧译，订正前史，使之益臻完善。
玄奘回国后，唐太宗几次劝他还俗从政，他坚辞不受，潜心译经19载，圆寂之前还在翻译《大宝积经》。为译经事业耗尽了心血。他身后留下1335卷佛经译本，这些佛经广泛传布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促进佛教在东方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玄奘留给我们的，远不止这1335卷佛经译本，也远不止广布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大乘佛教，它更是一种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一种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5.旅行家（探险家）
我国古代僧人的西行求法始于公元3世纪，往往是几十个人出发，历尽艰辛，忍受饥寒，九死一生，却只有三五个人生还。可见西行求法，的确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冻饿、干渴、盗贼出没，还有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孤独，像一个慢性杀手不时地折磨着。让你一点一点地感觉死亡的临近。而所有这些，对意志无比坚强的玄奘来说，却是一条幸运之路。是他，在那个年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一个奇迹，他竖起了一座“宁可西行一步死，绝不东回半步生”的中国僧人忘身求法不懈的巍峨丰碑。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曾高度评价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探险者之代表”。
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7岁的玄奘法师混杂在逃难的灾民中间，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开始了他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他孤身穿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大沙漠，挑战生命的极限，17年中，他备历艰辛，忍饥挨饿，顶风暴，斗盗贼，九死一生，却从未考虑过回头。玄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伪经，求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他穿越十几个国家，以切身感受写出《大唐西域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地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和人文社会，填补了印度等国家缺少文字历史的空白。书中记述了他亲自游历的11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地理、山脉、河流、气候、水文、生物、矿产、历史、宗教等等的各种情况。1300年后，印度的考古学家根据他的记载，发掘出埋没了几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因而，印度历史学家Ali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辛哈说：“玄奘几乎访问了印度的每一个省，对这个国家的纪念物、人民和宗教作了无数正确的观察，并作了记载，这就使他有资格成为印度的波舍尼阿斯（希腊著名风土学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密斯也高度评价道：“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印度那烂陀大学校长说：“他的书还极大地帮助了人们揭开印度的古代历史。”
玄奘的行动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证明。玄奘比马可波罗早几百年单人徒步从中国到达了印度，这不仅仅是玄奘个人的胜利，也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盛时期的胜利。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6.杰出的留学生代表
梁启超先生有篇文章，题目是《一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称赞玄奘是我国最早的、最爱国、最优秀的留学生之一。
我们完全可以说，玄奘是去印度留学的。他的西行求法之路，其实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学成之后，他毅然回国，把佛教的真谛、印度的文化带了回来，翻译讲学，充实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他在印度求学15年，学习外国文化如饥似渴，有继承，有发展，虚怀若谷，大胆进取，成就在印度人之上，为祖国赢得了殊荣。他完全有机会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一一圣地印度的，那里有很好的修学条件、个人隆誉以及地位，况且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及那烂陀寺僧众再三盛情挽留，鸠摩罗王还许诺，如果玄奘愿意留在印度，他可为其建造一百所寺院供他传经，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玄奘骑大象出游，在印度的地位非常高，但他心系祖国，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在一片欢呼声中，他毫不自我满足，毫不贪图名位和富贵，携带着675部珍贵的经典，于公元643年再次踏上坎坷不平的归程。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留学生。
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佛教辩论大会等故事，至今仍在印度广为流传。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印度的博物馆里陈列了他负笈求经的图像，把他当做“圣人”。印度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和中国》等书中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
7.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外交家）
盛唐是中华古代文化全盛之顶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辉煌的时期。玄奘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足，开创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是开拓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玄奘还是一位和平的使者，对别国人民的价值观（包括风俗、道德伦理、教育、宗教）给予充分尊重，在没有外交力量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游学印度17年，前后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遍访各地名僧大德，接触朝野各阶层人士，宣讲佛法真理，使国与国间、人与人间，互相尊重，和谐相处，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中印之间千余年来，由于玄奘法师和历代中印高僧大德的友好往来，而传播了真理，增进了友谊，所以玄奘法师不只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真理的传播者，还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者。印度一位学者说：“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北京大学东语系博士湛如这样评价玄奘：“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往持续了两千年，我想在这个两千年当中最重要的如果用一个或者用一个名字去概括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玄奘。”印度巴纳拉斯大学汉学博士卡玛·希尔说：“玄奘对于印度人，对于研究印度的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把一个中国人从未了解过的世界介绍给国人，极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开创了中国的佛国外交。在他西行求法的路途上，已经有天竺各国以佛经为纽带，展开对唐友好往来；在他回国以后，日本、韩国佛徒陆续到大唐求法，从他这里找到佛学源头，形成中日等国的友好往来。
玄奘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典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指出，玄奘西行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铜川日报》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