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个奋斗者的人生轨迹大多不是直线，更不是循环线，而是呈螺旋式或波浪式的前进状态。这种状态往往表现在进退之中。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一方面，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是前进、上升的运动，另一方面，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迂回曲折的。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正因为如此，进和退是人生旅途中常有的现象，大可不必为一时的曲折、退却所吓倒，只要你有顽强的进取精神和奋斗目标，善于顺应事物的发展态势，不管人生之路怎样曲折迂回，即使是出现暂时的停止或倒退，也都不可能改变你向前发展的总的趋势。
路有直曲，人有进退。
纵观许多伟人和成功人士的人生历程，都是在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一代伟人邓小平在“文革”期间曾三次被打倒，在人生的低谷中，他不气馁丧志，最终走向了人生的巅峰。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年轻时的人生理想是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然而，在他大半生中的十一次重大的奋斗进取中，有过九次被命运“击退”的记录，只有两次取得成功，而第二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成功就是如愿以偿地当选为总统。爱迪生研究有声电影正有所进展时，一场意外的大火，将他所有的资料和卡片烧成了灰烬，他的发明创造几乎退回到了原地。后来，他凭着顽强的毅力，从头开始，终于为人类发明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放映机。
人生奋斗，永往直前（进）只是一种愿望，实际是不可能的。如果永远“进”，也就无所谓“进”。进与退是对立统一的。在进退中交替前行是人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事物的发展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所以，每一次“退”都是一次“扬弃”，它使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保留和发扬其中积极的东西。每退一次，都会把自己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开辟道路。
唯物辩证法讲的前进性，包含着曲折和迂回，曲折迂回体现了前进性。进，包含着退；退，体现了进。没有退就不可能进，因为前进中必经曲折和迂回，发展是退和进的统一。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人生的奋进中，既要对前途充满信心，又要头脑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上的艰难曲折；既要估计到可能的艰难曲折，又要努力避免人为地造成反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常用这种“以退为进”的哲学思想指导军事。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不少部队指挥官主张拼死保卫延安这块圣地，不让它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毛泽东却主张退却，把延安让给国民党，然后采取“蘑菇战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当时说的一段话，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人生中的进与退有着深刻的启示：“关于丧失土地总是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不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丧失货物，就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的是进步的建设。睡觉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结果，在退出延安的一个半月中，西北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与多自己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以退为进，就像用拳头打击对方，先得缩回拳头才有力；就像射箭，必须向后拉弓，才射得远，射得有力。退，是进的前提，是退的目的。
功成身退是一种人生智慧，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战国时，范蠡辅佐越王消灭了吴国，报了昔日的亡国之仇。当越王勾践准备大赏功臣之际，范蠡却悄然隐退。
他从冷酷的历史中总结出了一条道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于是，携着自己心爱的知己，荡舟五湖，平安地度过了余生，他成了历代功臣效法的典范。
在当代，功成身退的人也不乏其例。尤其是体育界、演艺界，比如，“体操王子”李宁，他是在自己的竞技状态处在巅峰状态时，主动要求“退”下来的，从而保持了良好的“体操王子”形象。如果他不明智，仍要干到自己不行了，或是有了败绩的时候才告退体坛，那么，人们对他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
功成身退要目光深远，能在轰轰烈烈、辉煌灿烂之际，预测潜伏的危机。人生不可能永远处在巅峰，当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识时务”的“俊杰”就会急流勇退，为自己的一段人生打上一个句号。由此可见，进，需要勇气；退，同样需要勇气。
因此，正确处理人生过程中的进退关系，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忙与闲
忙，是为了更好地闲；闲，是为了更好地忙。
生活是由忙与闲共同构成的。忙与闲是生活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是统一的。但忙与闲又时常是一对矛盾。忙，就无闲；闲，就不忙；忙时想闲，闲时想忙。忙的人总是很忙，闲的人总是很闲。
不过，忙有忙的好处，闲有闲的滋味。人生在世，忙，可以使人过得很充实，很实惠，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因为只有忙，才有所进取，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这是闲所不能得到的；闲，可以使人过得很轻松，很自由，很有情趣，很有韵味，这是忙所不能得到的。
如果说，忙是创造生活，那么，闲就是享受生活。
人不可不忙，不可太忙；人不可不闲，不可太闲。
人太忙，神经就紧张，就容易心烦意乱，身心疲劳，就没时间冷静思考问题，更没有时间享受生命和生活。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民族，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一年的休息时间不到十天。
由于工作太忙太紧张，许多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等疾病，国民健康状况已亮起红灯。男性死亡有百分之十是“过劳死”。
人太闲，神经就松弛，就感到无所事事，空虚无聊，要么会变得懒散，要么会贪图享乐。纨袴子弟，浪荡公子，无一不是有闲阶级，他们有的是金钱，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无须为生存而奔忙，无须为幸福而创造，他们在花鸟虫鱼、声色犬马中消受自己的生命，堕落自己的灵魂。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在处理忙与闲的关系时，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其主要表现是忙而无闲。
忙而无闲的人，被西方国家称为“雅痞族”。他们疯狂地将工作奉为时代的风尚，以为努力工作就可以达到成功的巅峰，丰富的物质享受就是幸福的人生。但是，由于他们工作成瘾，工作拼命，许多雅痞族患有各种心理生理疾病。为此，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出面宣导，教育国民如何休闲。日本劳工局发布一系列海报，劝导全国员工多休假，其中一句口号是：“大家一起来实现一周工作五天的社会。”有的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休息日不准工作，否则以违法论处。这说明休闲是必要的，神圣的。
有人说，闲，是生命的自由空间。只有忙，没有闲，人就会丧失灵性，忘掉人生之根本。
当然，工作同样是神圣的，游手好闲的懒汉和忙忙碌碌的工作狂，都是生活的极端主义者。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紧张与弹力，这就是生活发动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忙中有闲和闲中有忙，是生活节奏张与弛的最佳结合，是时间安排紧与松的合理利用，是精力体力聚与散的优化状态。
毛泽东就是善于处理忙与闲的高手。他常在很忙的一段时间内找一些人谈哲学、文学等问题，平时也喜欢抽空读一些闲书，以使大脑得到休息，神经有所松弛，紧张的生活节奏得到有效的调剂。
可见，闲，是为了更好地忙。
美国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约翰·柯曼博士，利用放假期间到费城当收集垃圾的清洁工；后来，他又在另一次假期中，加入街头流浪汉的行列；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假期，是到旅馆去当餐厅厨师的助手。他在闲时找事忙，是为了不因闲而闷得发慌，不因闲而精神不振，而是利用闲时的轻松、安宁、从容的心情，利用空闲做一些忙时做不到或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可见，忙，是为了更好地闲。忙，有利于创造生活；闲，有利于调剂生活。创造生活需要调剂生活；调剂生活有利于创造生活。美国著名企业家李·雅科卡，被美国人推崇为“企业界的民族英雄”，照常理，他应该是个大忙人，但他善于处理忙与闲的经验之谈，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
“只要能够专心致志，善于利用时间，做生意就一定能够成功——其实做任何事都一定能够成功。自上大学以来，我每周一直在平日努力搞功课，设法空出周末，陪伴家人，或者娱乐一下。除非是紧张关头，我永远不会在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每星期天晚上我都集中精力计划下一周要做些什么。这基本上是我在利海大学养成的习惯。”
忙的时候，就应该专心忙，认真工作，讲究效率。如果忙的时候，老是想着闲的乐趣，是忙不出什么效果来的。
闲的时候，就应该专心闲，如逛街、郊游、听音乐等等。如果闲的时候，老是惦着没忙完的事，是闲不出什么乐趣来的。
忙与闲应该有机结合。在人生之路上踏着和谐的生活节奏前进，才有利于工作和身心健康。如果顾此失彼，本末倒置，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也会影响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