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这篇小说，最易受到感染的场面，大致有这样几处：一是父亲当年炼成宝剑时，白气腾上半天变成白云，转眼又变成绯红色，连地面也开始动摇的骇人景象；二是眉间尺遇到黑衣人后，两人怪异的对话，眉间尺取出青剑果断地削下头颅，随后狼群吃掉眉间尺的身体，黑衣人击退狼群，以及他那尖利、奇崛而又充满古意的高歌；三是黑衣人到国王的殿上表演，眉间尺的头颅在鼎里旋转并唱歌，直到大王的头被黑衣人砍下，三颗头的鼎中大战；当然还有第四，即大臣和姬妾讨论国王的后事，左右为难，以及最后那热闹而尴尬的葬礼。但我们不可忘记，除了这些过目难忘的场面之外，小说的开头，还有很大一段，是有关眉间尺抓住老鼠，却又犹豫不决，想杀而不忍杀的描写。这一场面也值得推敲，我甚至以为，其重要性未必低于上述场面，只不过它不太显得离奇和强烈罢了。许多论者都认为小说主角应是黑衣人而非眉间尺，但既然如此，一向在小说结构上极为严谨的鲁迅，何以要辟出那么大的篇幅详写眉间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以至占去了全文几乎四分之一的地盘？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母亲诉说国王的杀父之仇，可母亲醒来之前的笔墨，绝非“起兴”之类的点到即止。小说第二节，写眉间尺带剑上路，在遇到黑衣人之前，也是一路详写，这又是为什么？同时，我们不可忘记，《铸剑》原来的篇名，就叫《眉间尺》，后来收入《故事新编》时，为了每篇都统一为两个字，这才改为现名。从中也可见出，眉间尺不是次要人物，其重要性不会低于宴之敖者。
我阅读《铸剑》，总会想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二者的开场有很多共通处：都是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接受一个神圣的杀人使命——为父亲复仇。莎翁让他的人物在接到使命后痛苦犹疑，从而引出后面长长的剧情；鲁迅则让人物在接到使命前先展露了他的犹豫、不果敢，让母亲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让眉间尺自己先觉得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然后才是母亲说旧仇。鲁迅所要写的，正是眉间尺从一个不更事的优柔少年，到镇静地带剑出行，到渐渐发现报仇之路的无比艰险，最后，在遇到黑衣人后，他变得果敢而决绝，毅然地交出了自己的性命和宝剑；此后，在沸鼎里与国王的头相遇，他毫不犹豫一口咬了上去，直至最后，真正报了仇，才与黑衣人相视而笑，一起仰着脸沉下鼎底。小说与其说是写了黑衣人的侠义故事，不如说是写了眉间尺的变化，写他在黑衣人帮助下完成了惨烈的使命，写他如何从一个柔弱少年变成了一柄复仇的利剑。
人们往往注意到黑衣人身上有鲁迅自己的影子，比如他与眉间尺的对话，无论语气还是内容都很像作者的《野草》中的断片；又比如，鲁迅自己就曾用过“宴之敖者”这一笔名（一九二四年）。这都是无疑的。但在眉间尺身上，却也同样（甚至更加）有着鲁迅的身影。小说一开始，眉间尺看见掉到水瓮里的老鼠“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时，作者写道：“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我们知道，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和顾颉刚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以后竟至于差点要打官司。那段时间鲁迅的文章里，以厌恶的口气提到“鼻”或“红鼻子”的不在少数（《故事新编》中的《理水》即其一）。眉间尺与母亲对话的气氛，也很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家中的母子关系。眉间尺带剑上路，所看到的城里人呆滞麻木的表情，以及热衷于做看客的情形，同样显出了鲁迅式的目光。他身上带有锋利的剑，别人不知道，动辄来欺负他，他只恐自己的剑误伤了人，这种心态，分明也是鲁迅式的。尤其是，看客们围上了他，呆看着，谁也不开口，“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这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不也正是鲁迅的态度吗？而后来，当眉间尺的人头在鼎里高唱起了怪异的歌，那眼珠忽然变得秀媚，歌词则忽然变成：
阿呼乌呼兮呜呼呜呼，
爱呼呜呼兮呜呼阿呼！
血一头颅兮爱呼呜呼。
……
我们知道，鲁迅向来是不喜欢“爱呼呜呼”的，他这样写，既是“开开玩笑”，又必然是有所指的。指什么呢？恐怕就是指发生在两年前的那场“我的失恋”的风波吧。从这些地方都能看出，眉间尺身上确有鲁迅的影子。
写《铸剑》时的鲁迅，已经不是当年那位写《呐喊》和《彷徨》的小说家了，他在此前写了《朝花夕拾》和《野草》，他的笔已经愈益走向“有我之境”，即使明知道自己所写的是小说，他也会在小说中加入不少杂文的成分。虽然他事后也感到不满，说过《故事新编》中的作品“从认真陷入了油滑”，但他已没法改变。但这样写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于自己、对于现实的许多深层的思考。
在《铸剑》中，我以为，那可以称之为“文眼”的段落，就是眉间尺与黑衣人的对话，以及他毅然地交出了自己的头和剑。在当时，鲁迅已经看到国共合作行将破裂，“国民性”难以改变，知识界乌烟瘴气，而一己的力量极其微弱，“铁屋子”的恐惧依然缠绕不去。他希望有更强的正义的力量出现，他愿意交出自己，投入进去。“五四”时期，他就曾在须得“听将令”时有过积极的配合，到这时，他更希望能有新的宴之敖者让他“引为同志”。尽管后来的历史事实无比曲折，尽管鲁迅一旦投入阵营后仍然着保持独立的思考，并常与“奴隶总管”式的人物发生剧烈冲撞，但这毕竟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和世界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所曾有过的真实的心路历程。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精英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决断了，而我们不可忘却当时的时代，它离“红色的三十年代”仅有三四年的距离。
我不仅从《铸剑》读出了干将、莫邪的史迹，我更从这里读出了鲁迅自己的心灵史。
注蕖：就在鲁迅完成《铸剑》两年多以后，即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在为翻译《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所写的“附记”中，谈到“美国武侠明星”范朋克来沪时，鲁迅说：“中国本来有‘捧戏子’的脾气，加以唐宋以来，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剑侠’，于是‘七侠五义’，‘七剑十八侠’，‘荒山怪侠’，‘荒林女侠’……层出不穷；看了电影，就佩服洋‘七侠五义’即‘三剑客’之类。古洋侠客往矣，只好佩服扮洋侠客的洋戏子……”（《二心集》）按其文心，不难看出鲁迅对这种侠客崇拜乃至侠义文学的不屑。如果《铸剑》真是所谓“武侠小说”，那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自己前不久花半年多时间创作的这篇以“黑衣剑侠”为主角的作品的。由此也可反证，《铸剑》所写的，恰恰不是“偷生的小市民”和“替自己打不平的‘剑侠’”——虽然表面看来它还颇有几分“剑侠”味。
（写于二〇〇六年初夏）
4、嘉丽、珍妮、包法利与简·爱
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黑暗中的笑声》（龚文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四月版），是纳博科夫的长篇杰作之一，其艺术性并不低于《洛丽塔》。只是，《洛丽塔》有一个畸形的奇特故事为它开道，而《笑声》却依附于一个凡俗无比的故事。但这恰恰证明了，对一个伟大作家来说，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并不在于他“说什么”，而更在于他“怎么说”。
小说一开头，作者就以他那特有的轻灵笔调，不怕泄底地说道：
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名叫欧比纳斯的男子，他阔绰，受人尊敬，过得挺幸福。有一天，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找了一个年轻的情妇。他爱那女郎，女郎却不爱他。于是，他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
这就是整个故事……
然而，其实并不这么简单。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男子？他找了一个怎样的情妇？他的一生是如何一步步的毁掉的？这可以有无数种写法。
细细地读下去，我们很快发现，叙述这个低俗故事的，是个趣味十分高雅的书斋型作家，一个谙熟西方文学史而又能将那些名着故事调动得得心应手的高人。他故意在人物安排上露出一个个破绽，让人觉得他似乎在模仿那些声名远播的前辈作家们。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很快就会看出，他的视角、观念、文学倾向，都与那些前辈们不同，取相近的故事、相似的人生境遇或相合的意象，其目的，正是为着凸显同中之异，而非异中之同。
首先让我强烈地感觉到的，是此书与比它早问世近三十年的《嘉丽妹妹》和《珍妮姑娘》的血缘关系。美国作家德莱赛的这两部长篇，都是写年轻单纯的穷人女儿，如何被资产阶级诱奸，依附于他们，以及尔后的痛苦经历。这样的题材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中也不少见。纳博科夫在《笑声》里精心塑造的少女玛戈，与德莱赛笔下的人物系列可说是相去未远。她的早期经历，也是既令人同情又让人心酸的。她所遇到的欧比纳斯，也是资产阶级中“比较好的”，正如珍妮所遇到的参议员白兰德。但随后我们就看到，纳博科夫的故事发展与他的前辈们是完全不同的，玛戈再也不是一个的单纯的姑娘了，她为了自己的虚荣和贪婪，到后来又为她那割舍不下的爱情，不惜用种种方法欺骗欧比纳斯，很快就将他逼入了困境和死地。
再往下读，我感受到了一种熟悉而强烈的艺术体验，我只在一个地方感受过它，那就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的，那种富有、老实、拙讷、痴心，处处受着损害而又心满意足的形象，是只有包法利医生才当得起的。福楼拜的笔是独一无二的。但欧比纳斯在与玛戈同居后，他的心理和遭遇，却与包法利越来越神似，我为纳博科夫的笔力而惊叹。但很快，我们又看出了不同，欧比纳斯没有那么简单，他并不是“一根筋”到底的，他开始了怀疑和反抗，他有自己的愤怒和爆发。经他这样一写，我们忽然发现，《包法利夫人》的那种写法，好像是过于“扁平”了一些。
当欧比纳斯眼睛失明了以后，当玛戈温柔地挽着他，到处求医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庆幸自己虽然失明了，却得到了真正的爱情时，我们不能不想到《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可是，接下去的故事太不一样了，她不仅忙着转移他的财产，还让她的情夫在暗中嘲弄、窃笑这位失明者（书名即由此而来）；最后，竟还亲手枪杀了他。
其实，看一看纳博科夫的文学主张即可明白，他并不喜欢“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他甚至把斯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称为“文学的庸才”。在《关于〈洛丽塔〉》一文中，他还把“有些人称之为思想文学的东西”也划入“应时的拙劣作品”中去，他说：“仿佛一大块一大块的石膏板，一代一代小心翼翼地往下传，传到后来就有人拿了一把锤子，狠狠地敲下去，敲着了巴尔扎克、高尔基、托玛斯·曼。”看来，他是把自己视为那个拿锤子的人的。他曾公开声称，他的小说就是一种“揶揄模仿”（parody）。这部《笑声》无疑是这一手法的典范。通过对于德莱赛、福楼拜、夏洛蒂·勃朗特等人的模仿，他实现了自己的超越。所以他说：“揶揄模仿的深处含有真正的诗意。”另外还有评论家指出：“不研究纳博科夫就无法了解今天的文学与上一代文学之间的差别。”
最后说说《笑声》一书的《译者后记》。本文的有些材料就是从这篇后记中取来的，关于“揶揄模仿”的手法也是这后记中着重拈出的，但译者大谈作者对电影的模仿，以及小说自身情节的相互模仿等，却一字未提对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故意模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遗漏。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纳博科夫，也难以重估本书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所以，我才写了这篇班门弄斧的短文，但愿不要引来行家们的“笑声”吧。
（写于二〇〇六年暮春）
5、《朗读者》的哲学背景
《朗读者》（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二〇〇六年）是德国当代作家施林克的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小杰作。多年来，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它一直被视为反纳粹的代表作；我则以为，这一看法过于片面——小说的内涵其实要深广得多。
作品写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和三十六岁的汉娜的畸恋。他们爱得真挚而强烈，虽然相互间缺少深入了解（年龄差距无疑是阻隔了解的原因之一）。他们相聚时的一个重要节目，是由他朗读文学名着。后来，她忽然不告而别。等再见到她，他已是在法庭实习的法学系大学生，而她却是嫌犯之一。她的罪名是在纳粹时期当过看守，在一次空袭中造成了大批犹太人死亡。他还知道了战争开始时她曾在西门子任职，本来还有提升的机会，她却令人惊讶地辞职当了纳粹的看守。在知道了她越来越多的事情后，他发现了她一生最大的秘密：她不识字！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点，她屡屡放弃前程（前几年的离开他也是为此）。在审讯中，她没法读懂起诉书；别人把当年遭空袭后起草文件的事推在她身上，因害怕查对笔迹她也揽了下来。最后，她被判得最重——终身监禁。八年后，因为无法忘怀于她，他重又为她朗读名着，并把录音带寄给她。这给汉娜带来了希望，她凭着录音，对照原书，竟渐渐学会了读写。他收到了她写来的信，内心充满喜悦和欢庆；但他始终没有回信，因为不知道再走近一步两人该如何相处。当录音带寄到第十年的时候，汉娜可以出狱了，他们这才见了一次面。他发现她明显老了，也找不到以前相爱的感觉了。就在他去接她出狱的当天凌晨，汉娜自杀了。
我以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这部作品。最为外在并最为宏大的，当然是反纳粹的层面。作者在这个层面上有不少重要突破：他写出了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那种生死由之、一切不为所动的麻木状态，也写出了法西斯军人在大批杀人时丝毫不投入感情的“工作状态”，这两种状态都是要将人性从人的身上抽离后才可能实现的，当事人越冷漠，我们今天读来就越感到震撼与可怖。小说还写出了历史评判对于不同的个人往往会“见林不见木”的缺憾，也写出了下一代人对于前一代的罪行那种承担与厌恶相交织的尴尬。这都是独到而深刻的。
第二个层面是关于汉娜的选择，我以为它在小说中的分量一点也不低于对纳粹的反思。汉娜是个极有个性的人，美丽而又勤奋，努力工作并充满生气，她还是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有极高的审美感悟力。然而，为了掩饰自己不识字，她一再以命运作抵押。当她宁可被判重罪时，“我”想要救她，差一点就向审判长说了真相。但在此前，研究哲学的父亲与他有过一段对话：
“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每当妈妈给你讲些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你是如何大发脾气的……但是对大人来说，我绝对看不出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做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
“即使他们自己后来也觉得，那样做原来会更幸福，也不该强加给他们么？”
他摇摇头：“我们现在并不谈幸福，我们是在讨论尊严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