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那一夜的历史已经变成了20世纪越来越远的背影，虽然还不算遥远，许多真相却永远也说不清了。
关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曾经给东北军发过一系列电报，命令其不抵抗；另一种说法是张学良权衡利弊，考虑到东北军的实力，主动采取不抵抗政策。
前一种说法跟随着一个传奇故事，据说蒋介石那些电报函件被于凤至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用这些东西作为要挟蒋介石的手段，所以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关于这个说法，于凤至给予了否认，说不存在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张学良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的历史时，也说起让他伤心的“九一八”事变。
那时候的张学良已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但是脑子还不算迟钝，对旧日的许多事情还能清晰忆起，让记忆穿越历史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多事之秋，许多事已经变为遥远的过去，他很平静地回忆说：
“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诿过于他人，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记载的。
1990年的6月和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又说：
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来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我不能将‘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责任推卸到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对‘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之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发起对沈阳北大营进攻的时候，当然不会和中国方面任何人商议。那个夜晚，张学良在北平。那个夜晚，蒋介石在做什么？
那天一大早，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是去了一趟中山陵，然后参加了国府会议，议题是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
那个夜晚，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部署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当晚十点钟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剿共的路上，当晚没和张学良取得过任何联系。所以说，那个夜晚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命令，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之前是否明示或者暗示张学良不予抵抗，就不好说了。如今，当事人都已经走进历史的烟云中，谁还说得清？
张学良骨子里厌恶战争，他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做军人，更不是做军阀，母亲的早逝让他觉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更有价值。长大后遵从父亲的设计成为军人，他依然不想打仗，认为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太多痛苦和创伤。张作霖离世后，他在东北推行铸剑为犁政策，裁军员、转军产、兴百业，他的军队已经没有强大的战斗力了，歌舞升平中，日本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也让张学良措手不及。
不管历史背后真实的背景是怎样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他抬不起头来，他一下子成了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成了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
张学良倒霉了，大家从他那里“挖”出来三个红颜祸水，其中的两个立即大声喊冤，不是装腔作势地喊，人家是真冤，因为那两个女人跟张学良真没什么关系，最后落实到张学良名下的只剩下了一个赵一荻。
赵一荻本来就因为和张学良的私奔事件，变成了花边新闻上的著名人物，这一次不管有没有马君武的那首《哀沈阳》，她都成为了脱不了干系的红颜祸水。她没有奋起为自己正名，既然自己的男人现在是“不抵抗将军”，当一回红颜祸水陪伴他又有何妨，男人都已经倒霉成这样了，自己那点名声还算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张学良的女人，赵一荻把自己的悲喜都和这个男人紧紧系在一起。从“九一八”之夜开始，张学良的脸上没有露出过笑容，赵一荻的脸上也出现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愁。
十九岁的女孩子应当是阳光快乐的，她却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
那段时间，张学良身边的氛围是沉重的，不仅仅是外界舆论的重压，还有日本军队快速侵占东三省全境的耻辱和痛心。那里是张学良从小生长的地方，是他的家乡，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抢占去，他拱手相让，手里拿着武器，连一枪一炮都不放，心中的那个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政治是件复杂的事，许多政治上的事，赵一荻是不懂的，她的政治就是爱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当张学良在自己的政治上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赵一荻的政治却毫不动摇。张学良叹息的时候，她搂紧年幼的儿子，守在他身边，陪着他沉默。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她没有问过，她不是为张学良当着半个家的大女人于凤至，她甚至连个姨太太都不是，在别人眼里顶多是个顶着秘书名声的张学良的二奶。张学良是她的男人，张学良是她的领导，张学良也是她的天，她尊重他的一切选择，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道理，有些道理她懂，有些她不懂，不管懂与不懂，她都不给他添乱。
偶尔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张学良会问她，现在我落魄成这个样子，丧家之犬一样，家国丢了，尊严丢了，名声也丢了，跟着我你还要背上红颜祸水的恶名，你后悔吗？
赵一荻轻轻摇摇头：汉卿，我不计较，更不悔恨，只因为我有了两个“他”。
她所说的两个“他”，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是他们的儿子张闾琳。这两个男人都是她的最爱，这辈子有了他们，就是上苍对她的恩赐，她就足够了。
张学良人生中最黑暗的那段时间，赵一荻用自己的柔情温暖着他。于凤至是可以依赖的大姐，有她在身边，张学良觉得有主心骨，她像是自己的一个哥们儿和朋友。赵一荻却是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她细心敏感，能看透张学良的一切心思，张学良焦头烂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给他送上一杯清茶，他就心生安慰；张学良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一句贴心的话，他就感觉到温暖。
赵一荻奉行的爱情至上主义，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此时的她不知道未来还有那么漫长的路要走。
“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中，1931年的9月18日，他启用了一个新的日记本，记录自己的人生点滴。后来所有的日记，每一本都是9月18日开始，直到他去世。可以看出，“九一八”在张学良心中，比西安事变的分量要重。
从“九一八”那天开始，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经常提及张学良和“九一八”，不过，他大骂张学良懦弱胆小，是个纨绔子弟。从这本日记看，不抵抗命令似乎不是蒋介石下的，而是张学良自作主张选择了不抵抗。
东北军节节后退，退到了关内，军队还在，士气已经没了。一支没有了士气的军队就像一个撒了气的气球，瘪瘪的，疲软在那儿。东北丢了，根据地丢了，张学良客居在北平，身边有他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伴着。此时，妻子和情人的安慰只能抚平他表面的伤痛，内心深处的伤是谁也抚慰不了的。
乖巧的小儿子牙牙学语，童真可爱，赵一荻有时候故意把孩子抱到他跟前逗他高兴，他只有片刻会被孩子那懵懂的憨态逗得有一丝笑意，很快又是愁眉不展。
他又开始吸毒了，赵一荻想拦，却拦不住，不但张学良沾上了毒瘾，连于凤至也开始沾染这个东西。赵一荻欲哭无泪，她感觉很绝望，这可如何是好，她是劝不动张学良的，再说已经变成那个状况的张学良必须戒毒，靠言语是劝不动的。她希望于凤至劝说张学良去戒毒，于凤至摇摇头，说自己也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到，所以自己也开始抽大烟麻痹自己。
赵一荻沉默了，张学良那时候已经不仅仅是抽大烟了，他开始注射吗啡，每过一会儿工夫就扎一次，赵一荻劝他的时候，他竟劝赵一荻也试试。
誓与张学良同甘苦共患难的赵一荻心想，既然劝不了他，那就和他共患难吧，他做瘾君子，自己也陪他，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她愿意陪着他去赴死。
财务部长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到北平去见张学良，一方面为了鼓励安抚他，一方面也为了探探张学良的思想动态。那一次两个人一起坐车到下面视察，张学良的毒瘾已经很大了，随时都会发作，无奈汽车每走四十公里，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一次吗啡。
宋子文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张学良现在就是一个瘾君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人就完了。
